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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从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讲起。通过梳理中国历代经济变革的演进历程，作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的“国有经济独大”、“政府控制土地”、“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等“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不可容忍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吴晓波将管仲称之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将商鞅称之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管仲，他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
历史是过去的时代，时代是行进的历史。抛开意识形态的维度，从纯经济角度观察3000年中国经济史，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从汉武帝到王安石变法，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的统制经济，从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探索，均是放权与集权循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国有化与私有化融合、无产阶层与有产阶层妥协、政府治理与市场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计划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曾经有着天然的界限，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之一。上世纪90年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锤定音，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门，从而也拨开了真理的迷雾。《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回顾了1950年代计划经济大师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针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战役，通过对资本市场、生产资源和流通渠道的管制，打败了投机资本对共和国经济的破坏，稳定了新生政权的经济基础，然而也形成了新中国对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过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在文革期间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崩溃边缘。吊诡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对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治理上也是采取计划经济手段。国民政府强化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建立了大量的国字号企业，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将原属于私人银行家的银行国有化，这些损害民族资本的经济手段在解放战争期间造成了国统区经济的全面崩溃。
对待历史，“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人们不以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尺去评价历代以来的改革和经济治理手段。同样，回到现实的基本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过度解读各种“经济模式”，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模式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鸿沟”。“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在实践中深化学习、在学习中深化实践，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矛盾和问题。少谈些模式，多研究些问题，这是理性的态度，也是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重要方法。
产能过剩，区域发展失衡，分配不公是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核心增长极不强，城市化水平滞后，产业转型升级存在差距是湖南经济面临的主要障碍；城市首位度不强、外向型不够，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城市规模和品质存在差距是长沙经济的重要短板。诸如此类的问题，绕不开、躲不过、拖不得，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只有以不争论的智慧，加紧干的行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才能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实现既有速度又有质量的发展。
文/郭丁文
来源：红网
作者：郭丁文
编辑：程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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