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1942年至1943年，我党展开了整风学习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在整风后期，当运动转入审干阶段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同志列为“特嫌”进行审查。特别是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种“左”的倾向，亲自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5年8月的一天，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毛主席说：“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主席答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董必武为六角钱作检查
1941年，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重庆红岩村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的重担由中共南方局常委、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
为了改善红岩村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利。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向中央写了检讨信。
刘伯承为几棵树作检查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刘伯承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命令，率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正当他准备挥师西进时，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南京西善桥一带树木乱砍滥伐严重，要求人民政府予以制止。此时，刘伯承已没有时间亲自调查处理，只好将此信批示给了有关部门。
在进军大西南的千里征途上，刘伯承始终没忘记此事，并决定给党中央写一份检查。当时有人劝他说：“司令员，算了吧，砍几棵树算不得什么大事，更何况你已离开南京。”他一听，严肃地说：“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没有保护好人民的财产，是工作上的失职，应该作检查。”说完，他动笔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检查报告，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陈毅“道歉亲上门”
1940年10月，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苏北参政会参政员施文舫向陈毅提意见，指出东台县的一个叫谭启民的区干部贪污腐化，欺下瞒上，言语间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的意思。陈毅听后有些不高兴。施文舫见此情景，只得悻悻离去。事后，陈毅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里很不安，夜里也没睡好。
第二天清晨，陈毅一起床，早饭也不吃，就带着警卫员步行来到施文舫家登门道歉，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午饭。后来，陈毅嘱咐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降职后劣性不改，后以私印抗币代价券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24年后，陈毅还记着这件事。他在诗中写道：“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新湘评论》2013年第23期）
来源：红网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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