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所要培育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立足本国传统与面向世界相结合的产物。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源远流长、精深厚重、高明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共识，传承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伦理品质，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道德慧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动力源泉，理所当然也完全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和精神依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集时间上的悠久、空间上的博大和体系上的精深、视镜上的高明于一身，诚如《中庸》所言，“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就其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来说，世界有许多文明古国，但是唯有中国文明是自古及今的典范。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那些古老文明已经香消玉陨，波斯文明也已难再寻觅踪迹，寂静的尼罗河上的埃及文明如今只存在黄泉下面，“只有黄河、长江流域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当代美国文明史专家伯恩斯、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指出：中国这个远东文化一旦出现，它就延续……中国文明是现存最古老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也许更重要的是其和平主义的哲学伦理观。中国文化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民族，但却把同化其他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无数考古事实证明，中国人种、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都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本土人种、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而且中国人种、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都具有一脉相承、延绵不断的特征。今天生活在祖国大地的人们，甚至还有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大多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他们身上流淌着远古时代祖先的共同血液，胸腔内奔涌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情愫和基因。香港歌星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唱出了亿万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就其博大精深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文艺宗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在许多领域留下了精神厚重的理论成果，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代新学，以及当代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可谓既与时俱进，又浩荡大方，蔚为壮观。早在中华文明的创化时期，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显示出了恢弘博大的气魄和精神厚重的特质，而其“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的文明肇造，开启中华中正大道文明的端绪。此后，炎黄二帝建构中华文化的精神统系。他们兴事创业，“修德抚民”，“衣被华夏”，“冠盖群伦”，初步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始基、规模与格调。尧舜时期“敬敷五教”，“教以人伦”，使中华文化“惟精惟一”，出现了唐虞之治，堪称“以道设教，圣德达于天”的时代。王阳明有言：“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出现奠定了此后中华文化的基础、规模和走向。孔孟之道、老庄之道，以及墨、法、兵、农诸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治世和治心的学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扎根的肥沃土壤。同时，中国五千多年博厚悠久的传统文化，如同源头活水，滋润并浇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棵参天大树。根之茂者其实遂，糕之沃者其叶华。如果抛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割断民族文化血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却其凝神铸魄的独特功用。
　　
　　二、中华优秀文化在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
　　
　　在中华文化的结构体系中，核心价值观是其枢纽和精髓。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断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先人创造了绵延不断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以此为精神支柱建构起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探求与建构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是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效法天地人物之路径探求和致思取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进化发展中凝聚为一种“执两用中”、“无偏无党”、“无过不及”的道德智慧和中庸德性，化生为一种以中正和善的德性以待人接物的礼仪文明，积淀为一种以天下为公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群体或整体主义传统。尧舜禹三代授受均以矢志中正之道为“心传”、“法宝”。[1]在尧舜看来，只有保持中庸正直的德性才能治理好天下。为了巩固这种“尚中之德”的地位并使其传至千秋万代，人们将这种治国的中正之道用于国名，以一个“中”字称。“中国”之谓，其义就是行中道、尚中德的意思。柳诒徵指出：“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唐、虞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2]以“中”而命国名，表达了远古先圣将“中”提升为国家精神和治国理念并欲传其千秋万代的价值认识和孜孜追求，是希望位居于东方大陆的这一国家永远坚持中正之道，从而得以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
　　
　　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在总结夏商两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不特着眼于典章文物制度的建构即制礼作乐，而且着眼于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挺立，其中“敬德保民”的价值观念及其理论即是周代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徐复观指出：周人的哲学，可以用一个“敬”字作代表。周初文诰，没有一篇没有敬字。周初所提出的敬的观念，是一种充满责任感的忧患意识，从把责任、信心交给神转而为自我担当。……这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表现，是以“敬”为动力的、具有道德性格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尧舜禹“允执其中”的思想与文武之道特别是周代礼制结合起来，纳仁、礼于中道之中，建立了一个以仁为主、仁礼结合的伦理思想体系，并提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和“杀身成仁”等命题，为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与挺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两汉时期，开始了建构核心价值观的努力并在此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儒家伦理价值观在与诸家的比较中被汉武帝所认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与之相适应，三纲五常得以在全社会推广。汉章帝时期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将三纲五常扩展为“三纲六纪”（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为当时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规定了相应的伦理准则。陈寅恪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
　　
　　宋代形成的新儒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精神自许，以精致思辨的学养为儒家伦理价值观作出深刻论证，建构了一个注重内在超越和心性修养的理学体系，其所挺立的道德理想主义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可谓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深情赞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自先秦至唐代的十二位代表人物可谓儒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身体力行者，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精神操守抒写了一幕幕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活剧，在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曲又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道德史诗。
　　
　　迨至近代，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驱都在寻求和探讨核心价值观，渴望通过“道德革命”、“伦理启蒙”锻铸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价值观。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所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从周公的“敬德保民”中经两汉时期所提出的三纲五常、三纲六纪，到孙中山所总结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在建构核心价值观、拱立和护卫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精髓。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还是社会层面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目标，亦或是公民个人层面追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目标，都在一定意义上尽情地吸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彰显着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内在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追求国富和民富的统一彪炳于世。儒家代表人物从民为邦本的价值观出发，强调富民保民，主张在富民的基础上教民，进而达到仁政礼治。史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那么怎么实现富民呢？孔子认为，“省力役，薄赋斂，则民富矣。”鲁哀公担心如此富民会导致国贫，孔子回答说：“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3]在孔子看来，民富是国富的前提和根本，国富只有奠基于民富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保障。荀子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之，无所臧之。”[4]荀子认为，国富与民富是统一的，“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民富是国富之本。实现“上下俱富”，需要开源节流，固本强基，义利并重。荀子还探讨了如何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国的问题，指出“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帅不能则兵弱。”[5]统治者隆礼爱民、取信于民以及奖罚分明都是强国的重要内容。儒家《大学》得人心与让利于民的关系，倡言“生财有大道”，并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只有为民兴利，才能使万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应该说，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也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观念的源头活水。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尚书》提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道”，“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凸显了庶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判断，主张尊重民意，维护民权，保障庶民的合法利益。道家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伦理命题，突出了百姓心的导向性，无疑是民本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尽管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同现代的民主还有很大的不同，但其中对万民利益、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却完全有可能成为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
　　
　　中国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在对文明的追求、创造以及文明成果的保护、捍卫与传承方面，留下了令后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丰厚遗产。《中庸》作者以无比自豪的口气论述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悠悠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中华文明有礼仪三百，以尽吉、凶、军、宾、嘉之制，有威仪三千，以悉乎登降、进反、酬酢之文，故“洋洋乎流动而不滞，充满而不穷，极于至大而无外矣。”[6]建设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国家，需要而且应该掘发古代中华文明的优势资源，并予以创造性的转化，以彰显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厚重底蕴和精神价值。
　　
　　中华文化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对和谐、和睦、和合以及和平的热切追求。史载尧治理天下期间不仅以和谐统一内部各部落使之形成大的部落联盟体，而且以和谐精神处理同其他部落联盟体的关系，留下了“协和万邦”的历史传说。西周末年，郑国史官史伯在与郑桓公的对话提出和同之辨，认为“和”是“以它平它”,而“同”则是“以同裨同”,故得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结论。儒家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并主张以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要“人和”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孔孟之后，儒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身心和谐、人我和谐、己群和谐、天人和谐的理论命题或观点，极大地彰显了和谐共生、和睦相处、和平友好的伦理意蕴，铸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优秀品质和民族精神。而这理所当然地成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此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对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儒家的忠恕之道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生哲学以及“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价值理念，还有“尔我不侵”、“礼尚往来”、“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都用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精神意蕴，铸造着中华民族酷爱自由、追求平等的伦理品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推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念，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习惯于把个人的利益同国家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积极参与国家大事，把报效祖国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与价值。从“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当代的“振兴中华”，爱国主义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纽带。中国早在西周就十分崇尚敬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敬业乐群的价值观念。宋朝朱熹说，“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即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一心一意，任劳任怨，精益求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视野里，敬业才能乐业，敬业才能精业。敬业是做事的第一美德。“诚信”思想最早来自儒家，《中庸》讲：“诚者，天之道”。天道至诚、真实，所以，人道也应如此，人性真诚善良。“信”为人言，人要言必信，行必果。由“诚”到“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十分推崇友善，孔子说“君子与人为善”，“成人之美”，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并在此一方面留下了精深藏富的论述和不少值得深情礼赞的人物事例。
　　
　　四、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来源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其践行也必须借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来实现自身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和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思想道德营养，开掘源头活水，并结合时代要求和现实情势加以科学性阐发与创造性转化，既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因此，弘扬和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筑基工程，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吸收外来并开拓未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滋润自会根深叶茂，花繁果实。
　　
　　在当前世界多元文化相互竞争的格局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承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伦理品质，以整合、凝聚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无疑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其扩张意图已经有所警醒，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被侵蚀的情况已经有所警惕，很多的民族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维护和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传统，表现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强烈的价值认同。从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上讲，也要求文化冲破“一种声音”的价值独断，实现“多种声音”的和谐共鸣。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就能世界文化的多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更应当通过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升全社会的民族归属感，这是当代国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具体表现。倘或舍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必须从文化强国和繁荣发展先进文化的角度，深刻认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积极掘发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吸取精神营养，并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烘托出中国特色和中国神韵，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魅力和价值感召力，建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家园！
　　
　　附：
　　
　　[1]史载尧舜禹三圣相传，均以“允执厥中”相授受。《论语·尧曰》记载尧对舜的忠告之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载舜帝对大禹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3]参阅《孔子家语。贤君》。
　　
　　[4]《荀子富国》。
　　
　　[5]《荀子富国》。
　　
　　[6]王夫之：《四书训义》卷四，《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版，第208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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