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醴陵，生机盎然。

□王小杨

今年正好是醴陵撤县设市的40周年。

四秩春秋，尽管于历史长河中不过蜉蝣一瞬，但回望这段历史，作为全国首批县级市之一的醴陵，却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先看看数据，1986年醴陵GDP仅6.82亿元，财政收入0.71亿元；到2024年，GDP已跃至952.6亿元，财政收入突破30.9亿元，分别增长近140倍与43倍。数据的背后，是经济产业的跨越发展，是群体生活的显著提升。

从这四十年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这座“瓷城”从“县”至“市”的“窑变”，非仅一字之易。于此地，千年窑火从未熄灭，只是借时代这阵热烈的风，煅烧出生机。

醴陵撤县设市40年以来因一字而“窑变”，背后究竟有何因素？作为一种分析的方法和样本，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考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认知体会。当然，这些认知体会都是醴陵发展变化的注脚。

我从第一次到醴陵，到现在已有10年，而特别关注并观察醴陵这座城市，亦有四五年了，其间多次来醴陵。所见所闻中，我也感知醴陵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它在产业、文化及人才政策方面，给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可供复制的样本。

归纳起来，四十年来醴陵因何而变，为何因一字而“窑变”，我想可能体现在这些方面。

醴陵之变，首先是因为定位精准。四十年前，作为全国首批县级市之一，醴陵充分立足湘东门户的战略性有利位置，奋勇争先，打造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中国陶瓷之都”和“中国花炮之都”大放异彩。尤其是长株潭一体化推进以来，醴陵积极作为，融入全局，助力长株潭都市圈建设。向东，醴陵作为“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抓住区位优势，敢于落下先手棋，和“江西老表”们从竞争到“结盟出海”，烟花、玻璃行业在两省合作中得以大放异彩。作为县域城市，醴陵在发展战略上的定位是科学且清晰可见的。无论是“湘赣携手”，还是融入长株潭一体化，醴陵从不将自己定位成“孤岛”，而是要把自己打造成国家级都市圈的新城。

千年瓷都，接续传奇。

醴陵之变，再就是得益于机制灵活。所谓的机制，主要是指事物内在的运行机理。于一座城市的发展而言，机制无疑是不同的主体各司其责，形成协同一致、高效的运作。在这里，从主体角度看，这可以包括内外的机制、上下的机制、左右的机制。内外可以说是醴陵内部与外部的协同，上下则是指醴陵与株洲甚至更上一级在战略上的协同落实，左右则是醴陵与其他县域城市的相互借鉴或合作。基于这些机制的高效运行，醴陵的产业发展、文化IP打造、人才政策推进，以“醴陵炒粉节”等一系列品牌活动为例，更能在一个高维度、开放性的环境下连接资源、激活市场、形成品牌影响力。

醴陵之变，还在于敢于担当作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前景怎么样，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各方面的资源禀赋。但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永远是人，这不仅需要各级决策者敢于作为，也需要各行业各领域拿出干事创业的勇气。醴陵给我的印象，未去醴陵之前，是因为它的陶瓷、烟花，以及一些品牌活动。而去了醴陵之后，我更大的印象则是当地干部群众的精气神，尤其是基层干部们，他们真的热爱这一份事业，热爱醴陵这个地方。我在“我是青年演说家”的决赛现场，听到了许多精彩的故事，他们有的从北方大城市来醴陵，来这儿安居乐业，这里也有他们干事创业的舞台和氛围。所以东进也好，北融也罢，引领“花炮F4”从互相内卷到结盟出海，建设“中国烟花形象”，就在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奋力创新。在这一意义上，醴陵发展的四十年，正是醴陵人奋斗的四十年。

小城大业，灿如烟花。

无论如何，醴陵的探索，无疑是中国县域转型的一个典范，从它的发展和经验来看，传统绝非发展的负累，反而是前行路上坚实的基础。不灭的窑火，是醴陵对自身文化的敬畏与持守；技术的发展、城市的进化，则是对时代发展浪潮的回应。在“守正”与“变新”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寻求平衡与突破，因地制宜，县域发展才能真正迸发出持久不息的生命活力。

所以说，“一字之变”，变在称谓，更在一场涉及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市民精神的“窑变”，自动化生产线取代“泥与火”，不变的是瓷胎上的流光溢彩，这是传统智慧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交融——醴陵，因变革而新生。

四十而不惑，中国人总愿意赋予数字特殊的含义。于一座城，一个国家，四十载就如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风华正茂。四十年筚路蓝缕，醴陵以一座县域的实践，诠释着中国特色的巨大活力。我们仍有理由坚信，站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这座“青春在行”的城市，作为县域发展的典范，仍将继续书写“小城大业”的下一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