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因应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必然结论,是因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必然选择,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全面的视野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一体谋划、一体推动,将强国复兴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只有汲取历史智慧与经验,坚定推进“第二个结合”,通过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建设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彻底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文明之问,确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关键词：强国复兴;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不仅历史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这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的内涵,也标注了文化强国事业的新高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版图中,我们党为什么提出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完成这一文化使命?这些问题亟须我们在学理层面作出一些阐释。

一、何以必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之问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守正创新,一直把文化建设作为其整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彰显了我们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的优良品质，突显了勇于开创未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也诠释了文化文明事业在强国复兴伟业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党为什么、又依据什么勘定了文化建设的新使命？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将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事关全体中华儿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成为新的文化使命，从理论上说，是因应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必然结论；从实践逻辑上说，是因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必然选择。一切为了民族复兴、一切服务于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也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的总主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对民族复兴的进程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勘定了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时代定位，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个判断至关重要，意味着民族复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经验规律在民族复兴事业上得到了充分运用。如果说以往的历史是将民族复兴视为梦想，并为梦想的实现创造条件、夯基垒土，那么新时代将民族复兴作为现实任务，由此我们全部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找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经过新时代以来的奋进与探索，这条复兴之路被清晰地勘定出来，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从提出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思维历程与理论创新？继而对确立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是需要理论工作者作出解答的重要时代命题。

新时代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谋划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渐次推进的阶段。一是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正式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二是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三是党的二十大提出“两个全面”，在强国与复兴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的全新视野中确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略。由此，文化文明建设的全新背景就被建构出来了。在这个强国复兴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匹配的文化形态，更要将文化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相匹配的现代文明。对文明从未断裂过的中华民族而言，标志其复兴的重要符号必定是新文明的创造。

二、何以可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命题的性质之问

从中华民族的高度看待文明，存在一个“形态”的问题。正是因为有完整的“形态”，中华文明才表现出了“连续性”的传承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展机制，即国家形态和民族形态的统一，这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表现。那么西方文明的发展机制又是怎样的呢？这就必须回顾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7世纪，欧洲经历了30年的大规模战争。为了终结这种残酷的战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应运而生，奠定了现代欧洲的秩序与版图，现代民族国家由此建构起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力量的加持，欧洲文明的力量才被显著释放出来。实际上，在国家形态和民族形态相统一问题上，中华文明要早得多，虽然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但丝毫不影响中华文明静水深流、绵延向前。换言之，尽管古老的中国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但是作为一种事实，中华文明的“底座”是极为坚固的，这种力量就来自国家形态和民族形态的有机统一。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始终高度统一、互相促进，“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始终是集束不散的信念体系。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渡过这场劫难，中国人民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或者说以民族形态的力量撬动国家形态的建设，再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力量撬动民族形态的建构。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将强国复兴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最终将强国复兴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的质的变化和标志性的拐点。当然，将荡气回肠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转化为应有的知识体系，进而为历史进程的解释提供成熟的学术体系的支撑，仍需我们进一步努力。

近代以来，中国这个母体身上天然蕴含了三个要素：一是作为目的的民族复兴；二是作为手段的现代化；三是作为道路选择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实现民族复兴，还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这三个要素在强国复兴的理论叙事中实现了历史性统一，而这一切是由新时代的主客观条件共同孕育的。比如，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是将强国复兴一体谋划的物质条件。又如，中国共产党彰显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担当、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这是将强国复兴一体推进的精神条件。再如，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这是将强国复兴一体部署的政治条件。还如，以大历史观定位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使命任务，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以“两个结合”推进新的思想解放，这是将强国复兴一体实施的思维条件。

将强国复兴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由此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这个现代化形态不但丰富了既有的国家形态与民族形态，而且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与中国特色统一起来，从而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标识。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集大成事业，其关键是要彻底解决近代中国提出的历史性命题，即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

三、何以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机制之问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历史的题目，后者突显的是时代的答案。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利用先进的生产力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就是东方从属于西方，“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升东降”的汹涌大潮中一度蒙尘，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的艰辛跋涉。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懈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三个阶段的探索，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解决文明发展的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如何在“中西交锋”的背景下让中国古老的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文化，即解决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否，也奠定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走向。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出于文化的自卑心理和国家富强的功利心态，新文化运动采取了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作出了“全盘西化”的历史回答。这虽然为中国人带来了现代文化的气息，但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使中国文化的转型降格成了简单的西化，文化保守主义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的同时却又深陷于对东方文化传统的护卫之中。于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古今中西”二元选择思维模式中无所适从。

破解“古今中西”困局的是马克思主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历史性地突破了“古今中西”二元选择的思维模式和解决方案。有学者指出：“中国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性与民族性、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冲突而造成的认同危机。应该说，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怀着十分矛盾的心理学习西方的。他们无法回归传统，又不能与表现为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在“古今中西之争”中走出了择取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继承古代文化、发展现代文化的道路，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的第一次思想解放。

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论述既不拘泥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既有成果，也不陶醉在西方文化中无法自拔，而是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尺度审视和对待“古今中西”，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气质。实际上，这一文化纲领的提出正是因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要求，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方法的运用。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明确了学习、总结和继承中华民族从孔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内在包含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个“深相结合”极富历史穿透性，不仅有力地回应了“古今中西之争”，更是描绘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进路径。

今天，我们站在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文明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这是近代仁人志士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艰辛探索中所寻找到的历史真理。这就要求在现有时代条件基础上奋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文明不是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抛弃与割裂，不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再版或翻版，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吐故纳新，是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是人类文明的“系统集成”和“有机融合”。它是从古代奔涌而来、生长在中华大地、汇聚了西方文明成果、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新的文明形态，具有古往今来一切先进文明的积极因素，因此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是躲不过可能也绕不开的问题。

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毫无疑问，这些条件是充分的。一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中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自信。三是我们党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为进一步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指南。基于这些有利条件，奋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对近代以来困扰中国人民多年的“古今中西之争”的一个总回答。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深相结合”指明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那么现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机制和方法就是“第二个结合”。第一，“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都是在文明的交流融合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不例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文化主体性。具体到中国，就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保持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辩证法”，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从而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突显鲜明的文化特性。第二，“第二个结合”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进性。开放包容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也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不管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是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比较鉴别、择取吸收中西文化中的有益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形成一批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第三，“第二个结合”指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超大人口规模的文明，是一个超长历史纵深的文明，是一个汇通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文明，是奠基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我们既无历史的先例，又无现成的模板，只能紧紧依靠马克思主义这一“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来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在“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深入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在继承已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要通过“第二个结合”历史性地解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这一次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终实现强国复兴的梦想。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这种探索前所未有地需要理论的指导。只有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才能建设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彻底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文明之问，确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