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鹏 周飘

调查研究是一个主观之于客观的过程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调查研究参与者的认知态度特别重要。调研人需要秉持身体力行、从实际出发、以群众为师这些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从而确保形成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调研路径与结果。

身体力行：调查研究要秉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态度

革命战争年代，虽然各方面的事务极其紧张、繁重，毛泽东依旧亲自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亲自撰写了很多调研报告。“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对于这些身体力行得来的调研报告，毛泽东非常重视，视若珍宝。基于此，他率先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要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强调要在具体的调查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观点。

在1941年写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明确指出调查研究必须身体力行。同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毛泽东指出当前我党许多同志中存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这些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报告以批判的态度，从反面例证开展调查研究事必躬亲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理、学理高度论证了躬身开展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科学性。

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要秉承问题与目标相统一的认知态度

毛泽东始终认为“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目的，即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开展调查研究时要有明确的实际问题指向。为弄清并回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进行社会调查，总结归纳农民运动十四件大事，破解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质疑与指责，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并非“糟得很”。

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有针对性与目的性，才会得出正确且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也是毛泽东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详细调查当地阶级状况、农村土地关系有的放矢所做的主要调研。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以目标的明确性与导向性保证调查研究的成效性。

以群众为师：调查研究要秉承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求知态度

调查研究应当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出，调查研究就是在“实事”中“求是”，实事求是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实事”就是在调查研究中“察实事”，即充分探求事件全貌，认识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是”即通过调查研究寻求事物的一般规律，进而得出正确结论。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作了半年左右的调查研究，其时的湖南农民类型杂异，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社会状况各不相同，极其复杂。但青年毛泽东不惧艰辛，挨家挨户进行走访，与很多农户促膝长谈，详细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并在与农民交谈中认真倾听、详细记录，虚心向农民请教，听取社会各方对农民运动的评价。

在调查中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鲜明的群众视角。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自己“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他强调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要向基层干部、向老百姓学习；“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要让群众敢讲真话、愿讲真话。在调研过程中，毛泽东多采取面对面、一对一的真诚交流方式，深入群众，以心交心，以诚待人。毛泽东在1943年写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强调调查研究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统一起来。

毛泽东秉持的调查研究基本态度优势显著，真正做到了谋实策、出实招、务实功，形成了调查研究与政策制定的良性互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方法论的实际运用，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的务实风格与使命担当。

（作者黄永鹏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麓山智库研究员；周飘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