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上午，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率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前往长沙县许光达故居、汨罗市任弼时同志故居和纪念馆，围绕“学史崇德”主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研讨。今年的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是在“两个大局”交织、“两个百年”交汇、“两个五年规划”交接的历史节点上进行的，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更考验着党员干部的人品、党性和政德。广大党员干部要在从红色精神谱系中厚立政德，在学思悟践中锤炼平常心，做到在整个换届过程中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正确对待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

“进”不可争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党员干部想要在职务上升迁、进步，无可厚非，但不能用不正当手段“争位”。窃据高位者必然才不称其职、德不配其位，往往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狠。纵览百年党史，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领导干部高风亮节、淡泊名利的例子不胜枚举。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当许光达得知中央授他大将军衔时，深感不安，决定申请降衔。几次面请降衔无果后，许光达再也按捺不住，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降衔申请”。毛主席得知许光达主动让衔后，拿起降衔申请书就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对于许光达的降衔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始终没有同意，最终仍然授他大将军衔。但是，许光达依然无法心安神静，又请求将自己的行政级别由四级降到五级，这一申请终于被批准，也留下了“三让”将军的佳话。

“退”不可气馁。“能上能下”是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在现实工作中，干部“能上不能下”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少干部还存在“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陈旧观念，对“能上能下”制度存在抵触心理。邓小平同志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三起三落”，每一次的“落”，都可以说是“退无可退”、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但是不管遭遇什么困难，他都未曾气馁，都能“香如故”。邓小平曾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三年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因为自己被撤销一切职务而戚戚于怀，没有因为遭到不公待遇带来的巨大落差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在那座南方小城中，他静静地读书，静静地踱步，静静地思考，最终才能在在拨乱反正时期力挽狂澜，把中国带上了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

“留”不可松劲。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的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果不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些同志不愿留任原职，只想“加官晋爵”。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认为自己资格老、功劳大，但职务太低，于是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求当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最终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像戴季英这样“居功自傲”者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坚决服从中央安排，留任且忠于职守、再立新功的同志。

“转”不可浮躁。交流转岗是优化干部资源配、培养锻炼干部的需要。面对转岗，特别是面对新岗位较诸老岗位条件差、待遇低、权力小的转岗，部分党员干部难免缺乏热情和激情，更有心理落差大、牢骚抱怨多者。1944年3月初，党中央决定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转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而且当时边区在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财政经济问题尖锐，“比做组织部的工作难得多”。但陈云临危受命，在新岗位上积极作为，主动担当，扭转了不利的经济局面，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这不仅对打破封锁、实现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为抗日反攻准备力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在中外战时财经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