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决胜期的关键阶段，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高度重视防范农业农村重大风险，把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融合。

防范粮食安全风险，必须坚守农产品保障底线

农业是永续产业，农产品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快速更新换代。因为中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发展体系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组织化程度偏低，一旦市场失灵使价格信号发挥不了作用，风险难以估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18年，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下降，2018年去库存的进度快于预期，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必须要确保一定的产量和数量为基础，全面加强对农产品的市场保护，而不是放任市场对农民的强势地位。

现有的国家的粮食储备体系主要是主粮的储备，而在新的形势下居民日常消费大多以生鲜农产品为主。农产品滞销事件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由零星分布逐渐演变成区域化滞销，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缺乏生鲜农产品的储备能力。“蒜你狠”“豆你玩”，这样的小品种都能造成农产品市场的震荡就说明了这一点。国家粮食储备需要形成新的战略，突出补齐生鲜农产品储备短板，着力生鲜农产品储备技术重大攻关。

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必须坚守农产品质量底线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出现了高、中、低端的消费分化，农业发展需要加快以数量保障上升到品种和质量保障的大转型。农业生产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的生产，是一个特殊产业，对气候、水质、土壤等生态环境的要求很高，那些品质优良、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是特定地域的产物。一个农产品一旦生产出来，无论加工水平再高，还是营销手段、“互联网+”再好，也无法改变农产品的品质。因此，全面建立优化区域品种结构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让那些传统的区域品牌、品种得到保护和发展，让那些低端的劣质的逐渐淘汰。

医学研究表明，现代很多疾病起源于饮食，其中农药污染对农作物和人类的危害更为严重，某些化学性质稳定的农药，在环境中半衰期长，不易分解消失，其毒性可通过食物链浓缩积累。人类投放到环境中的化学制品，有不少对动物和人类有致癌作用。养殖业中激素的滥用，被社会质疑为是导致中国青年低受孕率的直接原因。所以，农产品生产不仅要依靠科技提高产量，更要靠科技提高质量。

防范农民工“失业”风险，必须坚守城镇化底线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使农民收入在整体上实现了由农业收入为主向非农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历史性变迁。没有近3亿的农民工置身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要农民靠一亩三分地就很难如此快速地降低贫困发生率，减贫工作也很难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反之，如果近3亿的农民工一旦失业而无家可归，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将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根据有关研究预测，中国在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60%、65%，2050年可能超过70%。城镇化大趋势难以逆转，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这个大趋势也就必然难以逆转。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因此，就不能离开工业化、城镇化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防范文化与道德风险，必须坚守传统美德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孔夫子这个老祖宗不能丢，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孔子认为，“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在庙堂之上、市井之中很多传统的礼节、道德、文化都被普遍丢失了，反而在乡下还能找到。也就是说，乡村对传统文化道德的保存和守护要强于城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而乡村民俗习惯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生祭婚丧节庆是农民的头等大事，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面子，更是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的精神家园，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充分注意的。城乡只有地域与生活方式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执意以工业和城市文化为取向，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去改造甚至取代传统的乡村文化，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移风易俗要以尊重传统文化为前提，对农民那些世世代代传承的民俗习惯需要有最起码的敬畏之心。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常识中，贫穷就是落后，而不守规矩、偷懒耍滑、不劳而获就会令人不齿，只有勤劳致富、遵纪守法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然而，前些年有些农民却在争当贫困户，甚至为未能评选为贫困户而与基层干部发生激烈冲突。在一些地方贫穷被变成了一种向政府向社会要价的资本，而勤劳致富得不到扶持，不劳而获致贫反而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不是简单的分配不公，而是一个乡村社会风气的导向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防范乡村生态环境风险，必须坚守绿色发展底线

尽管快速的工业化是乡村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但以资源要素扩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所造成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问题，给乡村的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化肥年施用量占世界总量的30%，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化肥、农药的利用率仅为30%和4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也仅为40%左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特别是“白色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环境的一大灾难，在一些乡村的农田、山坡到处都是一次性塑料包装、农膜，可谓一片“白色灾难”。由于无法降解，很多地方只得就地焚烧，看似分类处理了，可燃烧排放的剧毒进入了农民身体和大气中，成为难以除掉的恶性污染物。

乡村环境治理线长面广，必须跳出乡村在源头上治理环境才能事半功倍。就像关闭一些造纸厂那样，必须下大决心对一次性塑料包装、农膜等无法降解环境污染产品的生产进行全面关停，确保城乡环境从源头上得到根治。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乡村才会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防范市场与金融风险，必须坚守经济规律底线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产业扶贫，具体种什么、养什么缺乏区域品种结构规划和市场同质竞争风险分析，有的贫困户和扶贫干部盲目地扩大生产，正在造成不少农产品品种的产能过剩。由于贫困户享受了基层政府买苗送种、投资或提供优惠贷款、提供技术，甚至帮助提供市场服务和管理服务，农产品大面积滞销、价格下跌，可能导致自负成本的非贫困户首先破产，贫困户也可能最终因产业发展困境而大面积返贫。

乡村振兴必然需要政府的优先投入。对于如何投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落实中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识，都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成熟型产业以及相应的企业和专业大户为金融贷款的申请门槛或资格，支持扩大高质量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品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形成产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在产业扶贫工作中，既要将产业扶贫贷款金额纳入扶贫工作考核，也要制订贷款的门槛或资格的规定，限制一些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的产业、产品继续生产甚至扩大生产，从而规避金融风险，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转型升级进程。

（作者陈文胜系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委员，刊发于2019年7月27日《湖南日报》，原题：《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防范的几个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