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6月24日《人民日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外出务工，而在乡村中培养的大学生等乡村精英阶层也回流较少。乡村出现这种“空壳化”，给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让乡村恢复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得在乡村治理上做文章，不断增强乡村的吸引力。

乡村治理要“自治”。翻开乡村治理较好的浙江安吉“余村经验”、桐乡“三治融合”经验以及象山“村民说事”制度等乡村治理范本，我们可以发现，之所以会取得乡村治理的成就，就在于当地不断加强自治。如今，东西南北中，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水平，即便是同一个县，同一个乡镇，其村落条件也存在差别。只有根据自身的现实状况，村民的意愿，不断加强“自治”，团结起全体村民的意志，加强乡村自治，让村里的事情村民做主，才能够让当地的乡村治理走上快车道。

乡村治理要“能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很难想象，一个地方的村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样的乡村能够实现很好的乡村治理。因此，在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实践证明，“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强化“能人”治理是不错的路径。一个地方有“能人”带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一定能够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要“法治”。宗族文化、村落文化曾经巩固了中国上千年的乡村发展形态，巩固了乡村基层基础，如今，随着时代的变化，不论是村规民约，还是村民议事，都需要“法治”这根准绳，才能够形成一种力量，把村民们“拧成一股绳”。村落的事情，不仅要村民说了算，还得不断提升村民的学法、知法、守法意识，确保各种决议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解决村落问题的关键，还得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收集千家万户分散意见，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

可以说，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与治理，千余年的文脉的接续、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已经由乡村治理接下了“接力棒”，我们期待，各地乡村都能够理顺治理机制，实现乡村的良性循环。

文/田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