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属于宁乡人的好消息：有问题、有困难，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领导。

　　这个好消息是在9月17日召开的在中共宁乡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传出。这是一个以“为民解忧、为民办事”为主题的会议，会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解决群众诉求，提出了一系列的“好办法、好机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内容，是向社会全面公开宁乡市领导和乡镇(街道)、部门主要负责人手机号码，群众可按层级和分工用信息在工作时间直接向领导干部反映问题。

　　领导公开手机号码，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些年来，有多地推出此类举措，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998年，四川青神县委、县政府通过报纸向全县公开29名领导的手机号，彼时，手机还刚刚开始普及。

　　从二十年前的初吃螃蟹到今天，领导公开手机号码的初衷，无非有二：一是为群众反映诉求提供渠道，二是让领导有了解民情民意的通道。民声渠道通畅、官民互动顺畅，既是广大人民群众之所盼，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应有的基本成色。

　　不过，与多年不变的初衷相比，舆论对此举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叫好的，认为这是走群众路线的好做法好经验；也有质疑的，认为这是一种作秀。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心，依赖领导的关注来解决问题，是否有权力凌驾法律的嫌疑，是否与现代行政精神相悖？

　　应该说，通过公开领导手机号码，直面民意诉求，打捞民情的做法，一定是“好经”。之所以出现一些质疑甚至是焦虑，关键原因，还是在具体的执行中，把这好经给念歪了。比如有些地方虽然公布了领导的手机号码，却很快出现“打不通”“无人接听”的问题，比如有些虽然可以打通，接电话的却并不是当事人，而是由秘书代劳，甚至安排专人来接听。群众满怀期待地给领导打个电话，遭遇以上种种情况，无疑相当于被泼了一盆冷水。情绪失落，不仅政策的善意被消解，甚至会进一步损害公权力的形象。

　　而好经之所以会被念歪，则与一些地方在“公开领导手机号码”时，打着政绩算盘有关。一心追求表面政绩，便会在形式上弄花架子，把“零距离沟通”的初心给抛却了。当然，也不排除方法上的问题，比如未跟相关领导做好思想沟通工作，不能从心底上接受手机号码的公开，认为有干涉其正常休息，再加上由于缺乏甄别手段，各种骚扰电话打给领导，也会让当事人烦不胜烦，在工作情绪上出现消极被动。至于权力凌驾法律的担心，显然不是“零距离沟通”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领导的法治意识淡薄，不能坚守依法行政、按程序办事的行为底线。

　　于此而言，领导与群众的零距离沟通，不是简单地公开号码，既需要从政策制定上有清晰具体的设计，明确制度的执行细节，规避政策走偏的情形，同时也需要从政策逻辑、行政价值层面，为“零距离沟通”建立清新积极的实施环境。

　　由此再来打量宁乡版“零距离沟通”：首先，这个举措的出台，是在“为民解忧、为民办事”的大背景下，有系列的制度保障，比如追责体系、组织体系，其政策诚意是清晰可见的，诚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政绩；其次，从具体的实施看，不是简单地公布手机号码，而是包括领导层级以及所负责的领域，这样可以方便群众据此找到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领导。此外，这样清晰的信息公示，本身也是对领导履职的倒逼——能够对群众的诉求，有明确的反馈。从更长远看，这样的零距离沟通，能够有利于建立清晰规范的公共服务体制，把公共服务回归到正常的服务体系中，不再依赖于“公开领导手机号码”这个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一如沟通是双向的，“零距离沟通的”良好初衷的实现，除了公权力方面的主动积极作为，也需要广大群众学会“沟通”，充分理解“零距离沟通”的政策初衷。比如，在拨打手机号码之前，谨慎地思考自己的诉求是什么，是否还有更便捷的途径，是否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如此，或将让官民沟通变得更有效率。

　　公权有诚意，群众有理解，这才是沟通“零距离”的正确打开方式。由此，宁乡版的“零距离沟通”无疑将助力当地“乡土安宁”建设。

　　文/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