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6月11日在湖南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考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情况时说，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既是趋势，也符合经济规律，体现了平衡发展和协调发展。衡阳有“雁城”之称，希望衡阳以及整个湖南当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领头雁”。（中国政府网）

　　把全国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最早见之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该计划“三、地方布局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部分的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分别部署了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的经济发展规划。东部、中部、西部所包含的省份，按区域经济学教科书（见郭敦富主编《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4页）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微等；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其中除广西、海南、陕西、四川的划分有些争议外，其他划分基本上已被人们接受。

　　但从长时段看，经济带的划分也具有动态性，如2004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就把广西和内蒙古划分到西部地区。李克强希望衡阳以及整个湖南当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领头雁”，其内涵，无论是地理区域还是经济区域，都比此前承接广东“藤笼换鸟”产业转移要宽广得多，其现实和历史意义更加深广。

　　我所指的“文化”概念，则采自《辞海》的定义，既指广义的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

　　从文化的地域性来讲，自古以来，我国陆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主要有鲁学、洛学、关学、闽学、蜀学、湘学、浙学、常州学派、扬州学派等（曾江《地域学术文化研究日趋深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5日），其中很多学派都出自东部、滋养东部并影响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湖南承接东部文化，加强与东部文化的交流、协调与融合，给承接的东部转移的产业铸就灵魂，对于东部产业在湖南的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意义也更加重大。

　　以湖湘文化与江浙文化为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云波早在2006年就以《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比较论》（见《求索》2006年第8期）为题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指出，江浙文化古称吴越文化，与湖湘文化两相比较，江浙文化发达较早，湖湘文化兴盛较迟；江浙文化相对开放，湖湘文化相对保守；江浙文化相对温婉而细腻，湖湘文化则相对豪放而粗犷；江浙文化更多地名于经济与学术，而湖湘文化则更多地闻于政治和军事。尤其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近百年历史上，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各展其长，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事业做出过符合它们各自文化风格的特殊贡献。

　　从经济上讲，东南财政占全国之半的说法自唐宋时期就不绝于史。进入近代，江浙地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丝毫不曾改变，不仅传统农业发达地位继续保持，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最为发达，外贸出口最为繁荣，所以近代的江浙地区也是全国最为富有、经济实力最为可观的地区。许多军政要人都是凭借江浙财团的鼎力支持而纵横政场、左右时局。

　　从科技文化上讲，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吴越文人一直是科场佼佼者，明清两代全国状元共203名，其中江苏、浙江两省105名，占全国51.7%。江苏的明清状元基本上又集中在苏南（含今上海）一带，苏州府更是清代全国状元第一“高产区”，共出了26名状元，占全国22.8%，以致人们戏称状元是苏州的“土产”。乾隆朝状元毕沅官至极品，也是著名的朴学家，咸丰朝状元翁同龢既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又被康有为称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我国第一代民族工业企业家陆润庠、张謇也是状元出身，蔡元培在光绪朝中进士后即被点入翰林，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再如王阳明、徐光启、龚自珍等也无一不是进士出身。明清时期的江浙在科举场外也出了许多思想活跃、成就巨大的文化名人如徐霞客、梅文鼎、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金圣叹、吴敬梓、李善兰、刘鹗、章太炎、罗振玉等。在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科学家（含技术专家）队伍中，世所公认的人物主要有浙江海宁人李善兰、江苏无锡人徐寿、徐建寅、华蘅芳、广东海南人詹天佑、广东海南人邹伯奇等23人。这23人中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有16人，江浙地区的科学家11人全部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占当时科学家总数的69%，远远高于其他文化区。

　　姚国华教授在清华大学第五次讲演中也以《湖湘文化与江浙文明——两种思维的对立》为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灵魂。湖南人和江浙人，一个侧重于内在的文化力量，一个侧重于现实主义，这是两个极端，哪一个极端，都不代表完美的状态，它们需要某种综合与协调。

　　笔者在更事和读书中也深切地感受到，我国的东部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和集结之地，又是世界现代科学文化与经济在中国集结和特色再造之地，更是中共几代领袖思想理论和治国理政之道的发源之地。历史上，东部各类精英对湖南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如清代巡道府县幕府中的“绍兴师爷”名及全国，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担任湖南新宁县知县期间，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卓著，离任时，新宁的士人和民众相送到长沙，仍不愿返回，名留循吏史册。湖南人周敦颐、王夫之，以至曾国藩、毛泽东等，无不因为走出湖南，从东部人那里吸取智慧而创造出辉煌的历史。当代的温州人那种到西欧摆地摊、到全国各地炒房、用数钱的手写小说的种种智慧和奋斗精神，无一不是湖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所需要的。

　　所以，湖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必须首先承接和修炼东部的文化。没有东部文化的涵养，承接的产业转移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甚或重陷当年县乡扣发公职人员工薪走江浙学习乡镇企业无果而终的困境。

　　湖南承接东部文化，要坚持为湖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首先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区分不同时代、不同方面对思想文化的不同需求，组成东部各个区域文化比较研究团队，以虛心求学的姿态，自觉地吸收东部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吸收东部消化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的能力，在深化湖南政治军事文化优势的同时，弥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所需文化的短板。其次，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多次向东部学习的经验教训，找准湖南承接东部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对接点。三是要切实加强学校教育工作，特别是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让更多的湖南子弟到东部的大学读书和就业，让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经济规律光大湖南，让湖南承接东部产业的团队代兴代旺，后继有人。四是要扩宽视野，把承接产业和文化由一地到多地、由一业到多业扩展，尤其要扩大承接京、津、鲁、苏、浙、沪、闽、琼等地的产业转移。五是要摆脱此前仅仅承接东部“藤笼换鸟”的夕阳产业的被动承接的窘况，做到主动承接，即通过真诚合作、各得其所、优势互补，与东部产业同步起飞，共享共荣。

　　文/刘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