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袁隆平丛书”之一《稻可道》于2015年5月正式出版后，反响强烈。近日，该丛书之二《非常稻》即将正式出版，袁隆平院士为该书作序。他指出，杂交水稻的神奇，让人们惊呼为“非常稻”，但当年杂交水稻技术被国际承认并不是一帆风顺，以张昭东为代表的中国水稻专家克服千辛万苦向国际推广杂交水稻非常不容易，而《非常稻》一书经历了菲律宾台风暴雨的洗礼，其诞生也不容易。故袁院士感叹，“非常稻”非常不容易。现发该序以享读者。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非常稻》即将付梓，我的学生方志辉请我为该书作序，我欣然应许了。听他讲，他和他的搭档在菲律宾采访并获取一手资料的时候，正好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台风和暴雨。他们不辞辛劳，在菲律宾整整忙碌了半个月，穿越了菲律宾的数个海岛，才获得如此丰富的素材。如此说来，《非常稻》是经历了台风暴雨的洗礼而诞生的，“非常稻”确实非常不容易！
　　
　　看着这本沉甸甸的《非常稻》，我不禁想起了从1979年开始数次飞临菲律宾的情景。第一次是1979年4月参加一次国际水稻研究会议，菲律宾是我走出国门的第一站。第二次是1981年10月，去国际水稻所指导杂交水稻的技术工作。当时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给我反馈意见，中国的不育系及相关组合不能直接在热带国家利用，而菲律宾属于海洋系气候，水稻很容易倒下，所以需要抗倒伏。杂交水稻进军南洋之路并不那么一帆风顺，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并不高，国际同行也并不完全相信杂交水稻有那么神奇，国际水稻所邀我去指导工作，聘为特别研究员，但准备只给我实习研究生的工资待遇（850美元每月）。我知道情况后据理力争，最终每月待遇比研究员还高出50美金，月薪高达1750美元。这不是为我个人争利益，而是我必须为我的祖国争地位。
　　
　　1998年，我的副手张昭东找我，主动请缨去菲律宾搞杂交水稻的国际开发。他分析：一是菲律宾的自然条件适宜，典型的热带国家，终年适合种植水稻；二是地理位置优越，代表性强，国际水稻研究所就在菲律宾，只要中国人在菲律宾推广成功，可以菲律宾作为平台，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进，在其他水稻种植国家的影响也更大；三是菲律宾已经从粮食出口国转换为粮食进口国，菲律宾国民需要杂交水稻，而且几届总统都很重视杂交水稻开发，有政府的重视，工作开展会容易很多；四是中菲两国是近邻，民间友好往来一向源远流长。
　　
　　张昭东的设想说到我心坎上了，我发自内心赞赏，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必须派有思想、吃得苦、霸得蛮的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开拓发展。1999年6月，中菲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帮助菲律宾发展杂交水稻的协定》。1999年8月，我鼓励昭东去了菲律宾，把杂交水稻的基地设到国际水稻所旁边，跟他们打擂台。如果昭东打赢了国际水稻所，我们的国际开发应该就会水到渠成。
　　
　　17年过去了，张昭东怀着“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重托，在人生地不熟的菲律宾，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骄人业绩。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支持与指导下，他开发出了适合菲律宾气候环境的西岭8号、9号，我称之为“热带杂交水稻的先锋组合”。在菲律宾树立起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旗帜，打破了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不适合热带种植的断言，也初步形成了向世界传播杂交水稻的一种典型模式。
　　
　　杂交水稻在菲律宾大获成功，也离不开华人企业家林育庆的努力。据说，菲律宾2%的华人掌握了这个国家80%的财富，华人的聪明才智在菲律宾得到充分展现，这是让中华民族都引以为自豪的事情。而林育庆先生品德高尚，企业做得非常好，以商弘道，造福人民，在菲律宾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而且还参政议政，各届菲律宾总统都要敬重他倚重他，待之以国家智囊。林先生是华人精英中的精英，是名副其实的菲律宾华人领袖。他和张昭东，一个是商业大腕，具有极高明的投资眼光和商业运作能力，一个是技术将才，硬是在热带雨林中培育出了杂交水稻“热带先锋”，相得益彰，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
　　
　　我先后去过菲律宾30余次。菲律宾原总统阿罗约非常重视杂交水稻的发展，曾数次接待我，让我记忆犹新。在菲律宾开发的杂交水稻组合，不但产量高，还解决了热带地区稻米品质的问题，被人称为“南北通吃”。使得菲律宾人民十分积极地传播和种植杂交水稻，让杂交水稻迅速在菲律宾乃至东南亚铺展开来，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信众”和粉丝。
　　
　　《非常稻》一书的作者方志辉、陈默和策划枕戈，把中国的杂交水稻定位为“非常稻”，我想无非包含了这两层意思：一是中国人开发的杂交水稻在菲律宾是独树一帜、非同凡响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二是“道可道，无恒道”，每种杂交水稻都要扎根于它独特的生存环境，没有一成不变永不言败的水稻种子，必须不断创新、通变求新来适应新环境，“稻”（道）永远在变化中。
　　
　　“非常稻”非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