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20世纪30年代“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以及抗战时期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而这两次运动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推动进行的，而且是在局部范围内且针对特定对象所实施的，无论是推进的规模、持续的时间还是产生的影响，都是比较有限的。基于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的研究需要有一个重点转移，应当把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对于更好地梳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和思想线索，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多个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探索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方法、平台、机制等，进而提升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理论自信，将是十分重要并且大有裨益的。
　　
　　纵观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历史演进，我们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简称建国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中绕不过去的“十七年”，但是令人费解而又引以为憾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所形成的鲜明特点以及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至今仍没有完全被学界所认识，很多学者每每提到这一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讳莫如深，要么贬多褒少，有的甚至全盘否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根本态度和鲜明态度，为我们梳理、还原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并做出实事求是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方法论指导。
　　
　　建国后十七年作为新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亮点。
　　
　　1、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作为执政党来推进的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历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中，都是以革命党的身份来策划和推进这项运动的。当时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尤其后来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为达到长期压迫和奴役广大民众的目的，凭借手中执掌的国家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推行唯心哲学，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洪水猛兽”，不断进行政治打压和文化围剿。而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无论是思想的合法性，还是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都无法做到以公开的形式在全体民众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也都是在局部范围进行，其规模、持续时间、面向、实效、社会影响其实都是比较有限的。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更为可靠的条件保障。凭借执政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着眼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和资源，集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广大民众心悦诚服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2、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普及对象实现了历史性的拓展
　　
　　众所周知，普及对象的范围和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水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在党内以及部分同情、支持和参与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中进行传播，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大多是通过思想和理论的灌输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尔后20世纪30年代在“国统区”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主要是以通俗化的表现形式和写作语言向广大的知识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些青年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是在彷徨和苦闷之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点拨，通过这一场哲学普及运动解除了一定的思想困惑并走上革命道路。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和整风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队伍及其领导的军队士兵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思想改造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受众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明显提升。与建国前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不同，建国后十七年持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第一次实现了普及对象的全覆盖，把包括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甚至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层次的人都组织发动起来，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中。在这场运动中，绝大多数民众先是以一种心悦诚服的心态投入到理论学习之中，后来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一种发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作用、解决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的内在诉求，从而自觉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现了由被动接受向主动追求、由以学为主向学用结合的历史性转变。
　　
　　3、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的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大众化传播归根到底源于时代的客观需要，但同时对时代又具有反作用，它不仅能够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价值观的指导，而且还可以通过批判旧制度、旧文化、旧思想来解放人们的思想观念，引导人们以理性的思维和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并认同新制度、新文化和新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哲学的大众化传播往往会成为时代变化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建国后的十七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中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七年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第一次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1956党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创新事业。如此深刻、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对刚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获得解放、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广大民众，无疑在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建国初期很多民众头脑里还保留了比较严重的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买办所宣扬的唯心哲学思想，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缺乏了解，如何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教育和武装广大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通过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成功地把广大民众的思想统一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并引领广大民众主动适应社会变革的潮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极为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局面，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很少见的。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一场在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所形成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当前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期，举全党全国民众的力量来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4、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第一次实现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性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学说诞生于欧洲，后来在俄国及苏联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体系的阶段，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列宁阶段和斯大林时期。在这两个重要时期，列宁和斯大林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体系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及苏联的发展和传播，为无产阶级政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这无疑给中国共产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按照我们对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形象说法的理解，它给当时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仅是得到实践检验和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当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化的一整套成功经验。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和毛泽东一样，在林林总总的外来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信仰，确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得出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一科学结论。于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不二选择”，从建国以前的历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来看，大众化传播所使用的文本以及大众化运动推进的路径、方法、手段，都带有十分鲜明的俄国（苏联）印记，以文本为例，建党初期，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蔡和森、高语罕等人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主要是直接翻译和简单阐释俄国和苏联哲学家列宁、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的哲学著作；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李达、沈志远、胡绳、陈唯实、冯定尝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仍然在大量使用翻译过来的苏联哲学家集体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尽管他们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甚至“白话文”分辨写出了像《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通俗辩证法讲话》、《新哲学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名著，但是，其中所包含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痕迹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即便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编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也都是把“苏联哲学教科书”作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以苏俄为师”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一种传统被延用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是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国，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对于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新中国来说，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理政治国的必然选择和自然之举。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走过的路，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全面学习苏联经验不只是体现在经济建设上，而是贯穿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各个面面。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当然也不例外，以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展的理论学习活动为例，从理论学习的课程、内容、对象到原则、途径、方法、基本上是照抄了苏联理论教育的模式，突出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蓝本，着力用唯物史观武装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以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毛泽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按照他的理解，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也暴露出明显的缺点，主要是“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而且他还认为：“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从195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把理论学习的重点转向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第一次把毛泽东哲学著作作为全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由此掀开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来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序幕。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探索中国怎么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的哲学名篇《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转向立足国情自主探索的重要标志，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哲学智慧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需要、彰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道路，不仅仅在大众化的理论来源和主要文本方面以毛泽东哲学著作取代了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而且在大众化的对象、路径、方式、方法和主体等多个方面实现了新的拓展和跨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5、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历来争议很大
　　
　　建国后十七年是中国由新民民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发展的十七年，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的十七年，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第一次在全党和全国范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十七年，在此期间，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走向大众化，不仅迅速确立了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创造性地把它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切切实实地变成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广泛运用到国家的政权建设及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充分显示出哲学大众化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卓有成效的，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与此同时，必须要清醒地看到，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存在理论准备先天不够、全国执政经验不足，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握不够准确，以及后来“左倾”指导思想在党内盛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推进受到严重干扰甚至是误导和冲击，逐渐出现了一系列认识误区与行动偏差，从而为后来“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陷入困境并遭受重大挫折埋下了历史隐患。可以说，在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和实践中，理性与冲动、自信与遗憾、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奇迹与悲剧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使得这十七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里最具争议的历史阶段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中一个比较好的时期”，而有的学者视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曲折发展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此，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的原则来全面解读和理性分析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对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度挖掘和总结提炼。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固然是宝贵财富，而失败的痛苦教训也同样是宝贵财富，其隐含的价值更不应该被忽视，事实上“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今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无产阶级，“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因此我们要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理论，其实最有效的路径就是反思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道路上的那些错误、失败、痛苦的经历。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善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不断反思的伟大的党，在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漫长历程中，“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党和国家，我们的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昂首阔步地行进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上，十三亿民众是这一伟大事业的主体力量，迫切需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引领方向、振奋精神和凝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民众的内心期待。当代中国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对这一时代课题，研究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必不可少也是大有裨益的。而建国后十七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始阶段，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关键期相比，两者具有直接相关性和一定共同性，因而这十七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来说就更加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它可以使我们在历史的进步中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从以往的过失中学习从而变得聪明起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价值和和现实意义，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更加坚定、自觉、理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前行、走向未来。
　　
　　6、建国后十七年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建国后十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具有一个符合历史规律、彰显时代特点的完整的演进历史过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完全算得上一个独立成篇的历史阶段，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可以割裂出来的历史片段。事实上，它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无论是与建国前的历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还是与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它们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分步实施又相互贯通，既各具特色又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史的整体脉络。
　　
　　一方面，之所以说它承先，因为它传承了建国前历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历史资源和历史经验，透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不但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所赖以来支撑的诸多资源（包括主要传播文本、宣传骨干力量以及平台网络）大多都是在建国前历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所积淀而成，而且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一些理念、路径和方法就是在建国前历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形成的。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正是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在新时期新阶段以及新背景下的拓展、提高和升华，这突出地体现在：大众化的目的从以学为主、重在普及提升到学以致用、推动建设的高度，大众化的范围从部分地区向全国各地、从部分群体向全体民众、从党内向全民族不断延伸，大众化的内容从以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主不断转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发展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主，大众化的运行机制从少数精英分子积极推动发展到多种主体力量协同推进。
　　
　　另一方面，之所以说它启后，因为这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执政党的身份，而且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格局中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先例，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这个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大众化理论和实践创新。
　　
　　在理论创新方面，在建国后十七年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新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明确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显然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桎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作出了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的回答，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乃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实践创新方面，在建国后十七年中，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哲学工作者和人民大众，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奇迹是，数以亿万计的刚刚甩掉文盲和半文盲帽子的工人、农民、士兵，在党的号召下开展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持续时间达8年之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尽管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这场工农兵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出现了哲学简单化、庸俗化、政治化以及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等种种弊端，并在实践曾产生过消极的后果，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法论探索和创新方面的价值，更不能因此抹煞它对促进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和团结稳定、提高人民大众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在广大民众思想深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实际上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即便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弊端，也为后来全党和全国民众痛定思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文革”期间所遭遇的严重挫折进行深刻反思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反面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能应运而生并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得益于继续沿着建国后十七年所开创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道路前进，同时也吸取和借鉴了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胡艺华（1978—），男，汉族，湖南永州人，湖南女子学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哲学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