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国人都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的。从地域上来讲，中华文明又主要发源于黄河流域。但五千年前呢？显然，炎黄只是初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格局，而且这个格局也是历史叙事的一种结果。中华文明本来可能有多个源头，炎黄只是最典型的一个源头，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历史占有。况且，炎黄文明不是突然降临到中华大地，之前还经历了更加漫长的酝酿期。
　　
　　如果我们给历史设立这么一个问号：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哪里？相信任何对历史抱有无穷好奇心的人都会为之一惊，想象的翅膀已经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当然最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湖南的学者提出，这个文明中心不在黄河流域，而就在山脉纵横、湖泊交错的湖南。
　　
　　有人会说，如果这个论点不是惊世骇俗，不是无稽之谈，那必定是湖南人狂妄自大到极点。因为自从近代以来，曾国藩、左宗棠带领湘军东征洪杨，西讨新疆，横扫大半个中国，“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湖南人的自信心空前增强；而一代领袖毛泽东带领以湘人为主的共产党人创建新中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种楚人的浪漫幻想更是空前绝后。
　　
　　而湖南学者周行易大发奇想，硬是以五千年为标尺，把中国历史分为五千年前和近五千年，且指明湖南为中国的一个文化地理坐标，五千年前的远古人类以湖南为中心，在这里彷徨、劳作、繁衍生息，然后以盘古开天辟地的气概冲出了三湘大地的千仞万壑，沿着南北走向的山川继续前行，把文明传播到黄河流域。
　　
　　然后他还诗意地描述，炎帝和舜帝以及蚩尤先后南巡或南逃于湖南，留下了神农教人耕作和尝百草而死的故事、娥皇女英寻夫以至泪竹斑斑的美丽传说、战神蚩尤败退于湖南梅山一带的大量遗迹传说，但他们不是南巡或者南逃，而是南归！他们为什么都到湖南来了呢？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出发地。
　　
　　的确，这是一个湖南人特有的想象，但是，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突发奇想吗？考古学为我们揭开了远古历史的帷幕，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些事实：
　　
　　在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两万一千年前的陶器，比原来国际公认最早的距今一万五千年的日本陶器还早。陶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起源，是远古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
　　
　　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距今约14000年—18000年，稻作文明早于麦作文明，且发生繁荣于灌溉发达的南方。这是农业文明的起源和象征；
　　
　　在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发现了六千一百年前的古城，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古城，城市规模很大，建制完整，而城市文明代表着人类生活水平的一个飞跃；
　　
　　在湖南怀化沅水畔的洪江市安江镇，发掘出中国最大、年代最远的祭祀场，有人考证为远古帝王之庙，为伏羲“伯（霸）天下”之所在，距今有7800年，其中发现的器物遗迹更是让人吃惊：
　　
　　它的“月干母”石雕像是中国最早的人物雕像，也体现为最早的雕刻艺术；高庙图案中非常平行的双线、非常规则的曲线、非常完美的圆、三角、平行四边形、正方形、棱形、梯形、矩形、多边形，是世界平面几何的开山鼻祖；骨哨是中国最早的音乐制品；建立在高丘上的高架梯阙，是世界木结构建筑的杰作、中国皇家宫殿的雏形；停泊在大河里面的双桅巨舫，是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大船，是中国当然也是世界最早的船舰设计图；同时它是中国和世界文字的最早创造基地，已经辨认出多个文字。
　　
　　玉蟾岩遗址、高庙遗址、城头山遗址，是湖南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古迹，分别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文明、宗教文明和城市文明，这些遗址与炎帝传说不谋而合，故有人称之为泛炎帝文化。
　　
　　而在这些历史遗迹被考古挖掘出来以前，世人一直认为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伊拉克地区）创造了最早的人类文明，其时间在6000年前，比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还悠久。
　　
　　本身来历不明的苏美尔人在不断内乱和外敌入侵后，最后又在两河流域神秘地消失了，而紧接着中国古老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崛起于黄河流域。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一直是个谜，我们只知道：人类最古老的文明都是由黄种人创造的，苏美尔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绵延不断，但我们引以为荣的黄帝时代，只是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至今考古学尚未发现有力的证据（甲骨文没有记载黄帝）。最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力图弥补历史的缝隙，但其结论报告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同。而被称之为南蛮之地的湖南却出土了至少上万年的文明体系，构成了对黄帝五千年文明的强烈挑战。
　　
　　如果我们联想起“北纬三十度”这条神秘而又奇特的纬线上，贯穿了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湖南恰好处在这条纬线附近。而整个人类的古文明起源都与一条食物链有关，也是在这条纬线上。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远古中国人的确是在以湖南为中心的南方繁衍生息的。
　　
　　其后的历史是，由南方蛮族迁徙而去、在北方获得更大生存空间的黄帝轩辕，发明了车和指南车，获得了更快的速度和更准确的方向，在平原上占据有利地形排兵步阵，打败了南方的蚩尤和炎帝部落。而广阔的平原更加有利于人类大规模聚居，建设更加宏伟的建筑和宫殿，北方平原的麦作文明业已成熟，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大规模中华文明的形成，于是文明的中心就渐渐转移到北方了。
　　
　　剩余的炎帝和蚩尤部落退回湖南，继续与山水为伴，而湖南只能成为次文明中心了，显得那么蛮荒、原始，但是，谁又知道这块神奇的土地，埋藏了多少人类文明的秘密呢？只能期待现代先进的考古手段来进行发掘和证实了。
　　
　　何谓霸蛮：湘人性格是如何炼成的
　　
　　湖南在宋代岳麓书院创办之前，几乎都被认为是蛮荒之地，湖南人被称为“南蛮子”，而在楚国时期，楚王更是赤裸裸地自称“我蛮夷也”。后人干脆给湖南人加封：“霸蛮的湖南人。”但是，“蛮”仅仅是落后野蛮的意思吗？在湖南，“蛮”还有“最”的意思，我们说“很好”是“蛮好”！
　　
　　“蛮”更是一种自然赐予的勇力，是一种顽强生命意志的体现！越是原始野蛮的族群，恰恰是原生欲望最强烈、生存意志最强盛的。无数外表华丽却已经褪去生存意志的文明形式，却被更落后野蛮的族群所灭，就是明证。
　　
　　湖南人“霸蛮”性格的形成，恰恰来自于大自然赐予的蛮勇的伟力。其时北方太寒，赤带太热，而在北纬三十度附近的湖南，人们受这里充沛雨水和温暖阳光的恩赐，体格壮实，生命活跃，渐次聚集于湖南山水之间。在衣不蔽体的情况下，温暖阳光就是最好的衣服；人工栽培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树上果实、林中走兽、空中飞鸟、水中鱼虾，就是最好的美味。
　　
　　随着远古湖南人挣脱气候的约束，挣脱山川的约束，由南向北，在北方平原开拓生存空间时，氏族部落渐渐扩大成为部落联盟。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同时为了争取部落联盟的领导权，敌人与朋友分化出来，战争就不可避免。
　　
　　黄帝与蚩尤、炎帝之战是史前一场空前壮烈的南北大战，是远古湖南人空前悲壮的时刻。虽然蚩尤、炎帝先后被黄帝击败，但“兽身人语，铜头铁额”的蚩尤，曾屡次打败黄帝，直到炎黄联合，借助一种兽皮大鼓才击败蚩尤。黄帝怕天下再乱，“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尊蚩尤为“战神”。这是最早的霸蛮的湖南人形象，虽死犹烈。
　　
　　这种“霸蛮的性格”同样体现在楚人身上。礼仪之邦的周王朝衰落后，“礼崩乐坏”文明蜕化，南蛮楚国在与六国竞争中，曾经发展成中国最强盛的王国，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再度成为南中国的文明中心。
　　
　　到战国时，楚国领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东至山东半岛，西抵陕西，西南曾略巴、黔中，征服滇池四百里地，面积大到一度超过北方六雄之总和，实际上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作为超级大国的楚王朝，不仅国土辽阔，生产技术也最发达，远非北方可比。当时最有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中原的国家，是楚国而非北方任何一国。
　　
　　但是，在竞争的结尾，它却遇到了同是西蛮的空前的“劲敌”——秦国。古代湖南人再次面对一个空前悲壮的时刻。
　　
　　血统高贵的屈原心怀远大政治理想，但他生不逢时，遭遇楚国的没落。他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日复一日地向父母之乡诀别，但他就如南方的橘树，独立不迁。在游历了诗歌幻想的理想之邦后，最后自沉于温柔的水之家园——这与其说是一种爱国感情的表现，毋宁更是湖南人独立根性、霸蛮性格的体现。
　　
　　这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贵气质，这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倔强性格，这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独立求索精神，这种“香草美人”不染世俗的高洁品格，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湖南人。
　　
　　“楚虽三岁，亡秦必楚”。正是这种死也不咽气的精神，楚人最先起来反抗暴秦，使秦国几乎瞬刻崩溃。以后楚汉相争，其实是楚楚相争，待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之时，以为楚人尽归刘邦而丧失斗志，但项羽乌江自刎的形象又一次感染了后来的中国人。
　　
　　汉承秦制，但真正统一中国并构成汉族主体的是楚人，从此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时代，成为屹立东方的巨人。“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杂霸、王道”形成的气概，让人隐隐嗅出了湖南人的霸蛮之气。
　　
　　湖南地方文明的活力被中华文明的整体辉煌取代后，湖南从汉朝之后到宋代之前，几乎沉寂了一千多年，成为文人贬谪流放的伤心地。湖南被地方化，或者说“被边缘化”，不构成事件中心，自然也不是人文隆盛之地。然而，湖南人的那种生命本根丧失了吗？那种霸蛮的生命力被泯灭了吗？
　　
　　近代湖南旷代逸才杨度在其《湖南少年歌》中，首先赞美了湖南的奇异山水风景：“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而在追述了炎舜历史传说到屈贾流放湖南的伤心悲壮之事后，“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
　　
　　赵宋一代，人文兴盛而尚武不足，国力孱弱而遭蛮族欺凌，边缘之地的湖南凸出为中国重心，直面时势危难的局面。976年，岳麓书院开始兴盛，湖南人始以“会读书”称誉，湖南被尊为“理学之邦”，成为当时中国的儒学重镇，甚而被人誉为“潇湘洙泗”。
　　
　　在异族的不断逼迫下，湖南人的出场，不是赳赳武夫，也不是力挽狂澜的政治家，却是一代理学宗师周敦颐。面对西来佛学的挑战，本土信仰的丧失，周敦颐糅合儒释道三家，作《爱莲说》以明志，作《太极图说》以明理，“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实现了儒学的道学化、思辩化。
　　
　　600年后，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有千古书生“王夫之”生。满人猖狂，铁骑蹂躏，夫之以一书生之力，多次组织义军抗清，终归失败，后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声影不出林莽；脚著木屐，头撑青伞，誓与满清不共戴天。
　　
　　有人曰：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中国。先生于青灯下发愤著述，对中国文化进行沉痛反思，完成800余万字著作，终成中国最后一代大儒，为中华文明保留了火种，以期后来者。因有亡国之痛，且对士人坐而论道、流于空谈有切服之恨，故在学术上特强调“经世致用”。王船山之人格，可看做学术领域的“霸蛮性格”，为中华文明求得再生复兴之希望。
　　
　　一直到近代，西方人从南中国海边乘船而来，加之太平军从广西首先冲击湖南，湖南士子祭起“卫道”的旗帜，保卫家园而兴尚武，从心性思辩的领域突入实践领域，湖南人精神重新焕发，一改过去的书生风貌，变得血性、强悍、霸蛮，曾国藩打落牙齿和血吞，左宗棠抬棺收复新疆，“湘军”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
　　
　　学者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描述：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有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湖南作为四塞之国，山川横行，交通阻塞，因此而被边缘化、蛮荒化一千年，但在近代的风起云涌中，湖南不与中原交通，湖南人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反而成为了优点。因为这样一种独立根性，造就了坚强不磨的志节。过度的文明往往磨蚀了生存的意志，走向了生命的反面，而野蛮的生存形态成了创造新文明的起点！
　　
　　正是在族群生死存亡的激励下，湖南人一再发出了旷世绝唱般的宏大声音：
　　
　　“荆蛮不倒，中国不灭！”中国历史一遍又一遍重复了这句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天下文章出潇湘”、“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中国人民从起站起来了”！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在《少年湖南歌》中，一再把湖南人提升到“非我莫属”的高度，甚至当作中国人中的特殊种族。国人不但不以为狂妄，反而认为这是拯救种族存亡的奇音。
　　
　　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欧洲型、中间型、湖南型、印度满洲型、非洲南亚型、太平洋美洲型。奥氏所谓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其人数当在3亿以上。
　　
　　在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正式请求奥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可是奥氏始终不愿意更改。可见，在奥氏的心目中，湖南人性格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而独立存有的。
　　
　　时下湖南有何真临先生，倡导一种“人才评鉴”的学说，认为人格（性格）在成就一个人乃至一种族群的时候，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最本源的力量，中庸里讲“天命之谓性”，性格里面承担了天命，性格决定命运，乃至性命由天定。纵观中国历史，还有哪个人才群体，像从古代的炎帝蚩尤屈原，到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再到现代毛泽东、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那样的个性鲜明？
　　
　　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存亡之际，中日军队相持于湖南，湖南成为对抗战贡献最大的省份，血性的湖南人确实堪称“民族之脊梁”。而今，时局茫然，秋风激荡，“湖南人的没落和辉煌”又笼罩在湖南人头上，激发了湖南人的悲壮情怀，历数远古以来湖湘文化的数次辉煌，我不禁要呐喊：以湘人霸蛮之性格，挺直中华民族之脊梁。
　　
　　文/枕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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