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伦理学博士 卢德之)

　　我们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发现资本精神这个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看资本精神呢？发现了资本精神是重要的，但挖掘出资本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意义更加重大。
　　
　　从资本和资本精神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讨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有的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来研究石器时代、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时代等特点；有的则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来研究封建地主、资本家等特点。我们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从资本和资本精神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我认为，从资本和资本精神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既包括经济学的资本观也包括哲学的资本精神观，或许找到了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工具，对我们解释历史、把握当代、规划未来更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我们既然发现了这个工具，就要用它来认识人类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过去谁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更没有对此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的定位就是资本与资本精神
　　
　　我们所定义的资本，不是简单的物，它凝聚着人类的劳动。没有人类的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人类的劳动，就不是资本。资本凝聚着人类的劳动，那么资本与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本质上只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资本与多数人的关系，二是资本与少数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蕴含着两种价值：公平和效率。资本与少数人联系紧密的时候，效率自然会高一些。资本与多数人联系紧密的时候，自然会公平一些。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怎么才能适度呢？就是既要有合理的公平又要有较高的效率呢？这就需要资本精神了，仅仅讲资本就不够了。何况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还有那么多扭曲的认识和理解。我认为，资本是一种活的财富，向这种活的财富注入的那个活的灵魂，那就是资本精神，核心内容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这里的说的“活的”两个字非常重要，不是“活的”，就不成其为资本，也不成其为资本精神。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看，资本精神既可能解释过去，又能够推动未来；既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进步。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必然会被发现的一个规律。一个重要的现实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发展，资本主义再延续多长时间，也可能认识不到这个规律。如果仅仅从社会主义里去寻找的话，也很难认识到这个规律。资本主义注重资本的作用，注重少数人的生活与感受；社会主义一开始并没有认识资本的真正价值，却一味地强调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总是很难实现一种好的发展，甚至陷入发展的困境。只有当资本主义产生几百年后，所有问题几乎都暴露出来了的时候，社会主义也经过了几百年的理论探索和近两百年的实践，也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与创新的时候，才是人类发现资本与资本精神的时候。
　　
　　怎样去认识与把握资本精神
　　
　　首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资本精神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一是到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最优秀的道德精神、道德文明中找；二是到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宝库中找，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瑰宝中找；三是到人类以往和现在的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中去找。到这三个方面去寻找资本精神，是因为它早已存在，而我们却没有认识到，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概括它而已，没有归类到资本精神中来。我说寻找，就是“认祖归宗”。也就是说，资本精神存在于人类既往的文明之中，也存在于今天的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进程之中，我们并不缺乏资本精神的因子，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扬资本精神。
　　
　　我现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东方文化中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来寻找。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具有伟大而辉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在近现代出现了许多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变化，我们没有变；世界变了，我们也没有变。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华文化对其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具体的。在1868年前后，日本看到世界变了，就不失时机地改变自己，积极向西方学习，很快发展起来了。这时，中国的一些先行者从日本那里看出了传统文化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简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反抗列强侵略，追求奋发自强。目标和任务何其艰难！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随着工业改革的发展，资本主义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迅速创造了人类几个世纪都没有创造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文化也迅速充斥了人们的认识世界。一些国人由此认为，中华文化已经不行了，不能要了，必须到西方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前后100多年里，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次：一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请来了上帝，但是上帝与中国水土不服，洪秀全也想做皇帝，甚至把自己装扮成上帝，自然失败了；二是孙中山先生请来了民主、自由等，但是这些东西与中国的社会基础与现实要求相差太大了，结果也失败了；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人，请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最后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次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三次向西方学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看来，不管失败与成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以及全球面对的挑战与问题，我们到了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文化的时候了，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所蕴藏的资本精神更是我们应当好好挖掘出来的最宝贵的人类智慧与人类财富。
　　
　　中华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稳定，但并不那么积极地推动发展。其实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却是以交感、变化为最基本特征的，最早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我坚定地认为，中华文化延续了5000多年，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绵延不绝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古老的，是好的，特别是文化源头，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不仅同时代，也同样伟大，只是后来在发展上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后来的一些朝代在发展中，只是抓住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以强化和改造，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步子不大，加上制约强于创新，滞后的问题越到后来就越严重了。因此，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就要回到文化源头上去，回到“百家争鸣”前后及其以前的时代去，就像西方不断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样，我们才会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才不至于动不动就全盘否定，全面打倒。
　　
　　当然，回到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恢复“道统”。历史发展到现在，简单地恢复“道统”也是不行的，“道统”不可能把社会推向现代化。现在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全面转型的时代，东方在转型，西方也在转型。如果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我们的现实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创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资本早就在全世界到处流动，信息也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它们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基本条件。
　　
　　当今世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越来越接近了，许多时候越来越要求行动的一致性了。但是，我们的思想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种变化，更遑论预设的挑战方案了。可以说，技术上的设计越来越丰富，思想上的却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深入的思考。现实情况下，东方往西方转，不行；西方往东方转，也不行。这里说的不行，就是行不通。与此同时，我们又处在一个思想贫困的时代，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创新的时代。西方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缺少对人类的整体设想与设计。东方也有两种倾向：一是主张全面复制西方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问题是西方也面临转型了，你怎么去复制呢？二是完全复古派，认识传统文化里什么都有了，解释得非常精当，现在所有的解释都没有超出古人的思想，甚至也没有古人讲的那样好。我认为，这都是不对的，都不可能把社会导向现代化。“言必称希腊”不行，“回到儒家”也是不行的。
　　
　　面对未来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把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嫁接起来，更不能说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我们需要的是在世界不同文化基础上，把各自优秀的文化融合起来，来一次重生与再造，来真正一次超越，一次凤凰涅磐，而不是任何一种旧有的文化，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不同的优秀文化协同出来的文化。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融合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上的一种创造。毛泽东思想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融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美国文化就是接受并融合了各移民文化之后形成的一种突出创新、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文化。那么，我们怎么再造呢？核心就是要以东西方全部优秀文明为基础，把全部好的东西协同起来，融合起来，以共享为目标，以资本精神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基础，以协同为基本方式，共同推动世界更好地发展。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促进创新技术高度发展，再这样仅仅强调技术进步，强调经济学价值，许多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为此，东方文化已经到了比以往任何都应当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东方文化是非常厚实、丰富的，西方文化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如何从东西方文化的源头上去找到协同的东西，特别是让思想协同、让灵魂协同，以追求协同的行动，实现协同发展与进步。比如中国先秦时代就有以“爱”、“变”、“中”、“和”、“道”、“德”等“六字经”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美国有“从零开始”、“有梦想就有希望”的创新文化；德国有精益求精、坚守约定的严谨文化等。在这些文化经典上协同创造，一定会发展出一种促进世界发展的新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文化特点，就不仅仅只有中华传统文化，还融合了许多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文化、竞争文化、创造文化等元素或者基因。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是，在现实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意识形态上的颠覆行为必须高度警惕，但我们不能据此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与科学、技术、商业、通信上的合作发展不同的是，文化发展上的既融合又斗争的局面，或许是国际社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常态，尽管融合已经成为主要的内容和方向。
　　
　　这样一来，我们就应当调整我们的方法论，不能仍然是简单的两分法，比如总是以民主与专制来划分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简单的和谐也是不行的，和谐难以实现，不运动了，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大同也是做不到的事，真的大同了，也就静止了，没有发展的动力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现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那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竭力减少付出。”这是对现实的描述，也是非常深刻的揭示。所以，我们更应当明确地拒绝两分法，用活的辩证法去承认多样性、协同多样性，承认不同观念、协同不同观念，才可以真正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美好的未来。
　　
　　协同发展是人类思想地平线上升起的新的曙光。人类已经认识到，如果再没有一种协同观来协调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行为就可能走向严重的无序，强权就可能在天上乱飞，地上的炮火也可能更无理地伤及无辜的生命财产。所以，全世界应当在协同的基础上实现融合与超越，通过协同实现共享的目标，这才是向未来负责的态度，也是向人类负责的态度。资本是世界至今为止融合度最高的发展工具，资本精神来源于资本运动且吸取了全世界不同文明成果的道德精神与人文关怀，具有深刻历史性、现实普遍性与未来启示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资本精神才是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一种基本力量，才是一种典型的“世界精神”。
　　
　　（本文系作者在“华民资本精神论坛”上的演讲节录，与原文有删减。）
　　
　　（作者简介：卢德之，湖南桃江人，伦理学博士，现任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研究基金副主席、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会长、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专家委员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受邀成为全球慈善家协会（(GlobalPhilanthropistCircle）首批中国大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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