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和1941年9月，正值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和苏联之际，中国战场进行了两次长沙会战，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援了盟国作战，制约和打乱了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战略配合。
　　
　　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十多万人，从湖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国民党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决定利用湖南山川江河纵横交错的有利地理条件，采取“后退决战，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即首先保存实力，边打边撤，消耗日军；然后迂回到日军的包围线之外，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最后将日军诱至决战区域，断其退路，予以歼灭。为此，薛岳调集15个军20多万人的兵力参战。
　　
　　湘北，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的主攻方向，战斗十分激烈。1939年9月20日晨，日军集中一个旅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新墙河北岸的雷公山、草鞋岭一带发起进攻。在3天的激战中，日军不断组织陆、空军协同进攻，但一直没能攻克这处阵地。
　　
　　负责守卫草鞋岭的第三营官兵，已经伤亡大半。其间，上级曾命令营长史恩华：如无法支撑，不得已时可向东撤退。史恩华坚定地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23日拂晓，日军开始又一轮狂攻。史恩华肩部中弹，他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战斗。全营官兵已所剩无几，史恩华带领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奋勇还击，不幸再次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最后，全营500官兵无一人撤退或被俘，全部战死沙场。
　　
　　10月1日，日军部队觉察情况不妙，准备后撤。薛岳部抓住时机，快速收拢包围圈，对日军展开反攻和追击，相继收复失地。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中，专门提到新墙河一役，提到史恩华营长和他的五百壮士，以此向美国国会议员、也向世人表示中国人“将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英国、美国等西方媒体盛赞中国军队此役的表现，将中国的长沙防线称为“东方马奇诺防线”。
　　
　　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一路势如破竹，侵入东南亚各国，并开始进攻香港。日军第11集团军为了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集结4个师团及其他部队约12万人，于1941年12月23日再次对湘北发动攻势，并扬言要“在长沙过1942年元旦”。
　　
　　薛岳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天炉战法”。所谓“天炉战法”，按照薛岳的解释，即随敌之变化而采取“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多种手段，逐次消灭敌之主力”，最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予敌以歼灭打击”。此战法因“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岳麓山脉横亘于长沙市区西面，是长沙战场极其重要的一个军事制高点，薛岳第9战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这里也是中国军队重炮旅的阵地。炮兵利用山顶观测条件好，易于发现火力的地理优势，俯瞰全城，多次给予东岸城区最密集的日军摧毁性打击。
　　
　　1942年1月1日，日军由于只带了两个星期的粮秣，从这一天起就开始饿肚子了。从这天起，一连4天，长沙城内外炮火连天。重庆《大公报》报道：“日军先是攻东南城角，攻不动，再攻南门，又攻不动，最后攻北门，仍是屹然不动”。
　　
　　守备长沙城的第10军全体官兵立下遗嘱：“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元旦这天，1500封家书寄出：“这一次不成功一定成仁！”第10军预10师第28团官兵，在长沙城东瓜山一带与敌激战，该团大部官兵壮烈殉国，仅50余人生还。
　　
　　就在此时，外围的中国军队正按计划从南、东、北三面加速向长沙推进，压缩包围圈，准备实行向心攻击。面临不利形势，日军不得不于4日晚撤退。
　　
　　据统计，此役中国军队伤亡约2.8万，日军伤亡人数则超过5万。日军在战后报告中沮丧地承认：“当时完全陷入了重庆军的圈套中”。薛岳将军更是被日军称为“长沙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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