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故居 资料图)

　　湘学是湖湘文化数千年来积淀、蕴育的精髓，其思想源远流长。远古的炎文化和舜文化是湘学形成的重要渊源；古老的湘楚文化是湘学萌芽和茁壮成长的温床；先秦与秦汉时期流寓湖湘的屈原和贾谊，他们流传千古的作品和精神是壮大湘学的重要思想文化养料。故叶德辉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韬之节。”
　　
　　一、炎帝文化与湘学源流
　　
　　炎帝，又称神农氏，为远古传说中的一个强大氏族部落首领。炎帝、氏族部落与黄帝氏族部落，原来都出自我国甘肃一带，后沿黄河东下，发展为中原华夏部落集团。炎帝、黄帝也就一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共祖。炎、黄两个氏族部落可能有血缘亲族关系，故在传说中炎、黄二帝常被称为同父共母的胞兄弟。
　　
　　关于炎帝的形象，我们可以从集中保存在唐初欧阳询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的相关记载中了解其大概：
　　
　　《易》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未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耜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实。”
　　
　　《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年，苍色大眉，戴玉理。”
　　
　　《吕氏春秋》曰：“神农教曰：士有当年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亲耕妻亲绩。”
　　
　　《贾谊书》曰：“神农以为走禽难以久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察实咸苦之味，教民食谷。”
　　
　　《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都陈，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
　　
　　三国曹魏陈王曹植《神农赞》曰：“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为耒耜，导民播谷。正为雅琴，以畅风俗。”
　　
　　以上文字描述了炎帝作为圣人的形象，他通过发明各种农具，教民种植谷物，成为农业文明的发明者；通过遍尝百草，治疗生民疾病，成为古代中医学的的发明者；通过发明琴弦等乐器，开启了礼乐教化的传统。这些都是根据远古传说而形成的文字记录，历史传说本身，具有以某种历史史实为原型、或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历史的影子的特征，通过口耳相传，或者以文字记录的形式，流传至今。所谓“传说”，并非毫无根据、荒唐无稽。我国远古的史前史，留下了丰富的关于炎帝的传说，其中不少与湖南有密切关系。这些传说，对于了解我们的祖先和湖南的远古历史，以及关于湘学形成的历史渊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传说，炎帝部落东下后，同蚩尤九黎集团发生冲突。最初炎帝败于蚩尤，后来炎帝与黄帝联合起来，擒杀蚩尤。经过这场部落间的战争，黄帝部落势力迅速扩张，取代炎帝，成为华夏部落联盟之首和黄河中下游的主宰。战胜蚩尤九黎以后，黄帝部落反过来又攻打炎帝部落。据《新书·益壤》载：黄帝“伐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从此，炎帝部落成员一部分可能逐步融合为华夏族；有相当一部分则被迫南下，徙居于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南北。因此，南方也有了“炎帝”，并且南方称为“炎天”。《礼记·月令》云：“南方曰炎天，其帝炎帝”。黄帝部落对南方的炎帝部落成员及其后裔，又继续进行征伐。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征天下“不顺者”，“南至于江，登熊湘”，也是指黄帝对南方炎帝部落后裔发起武力进攻。“江”即长江，“湘”即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可见，黄帝“南伐”，已越过长江，直抵洞庭湖区和湖南境内。
　　
　　由于黄帝部落的追逐征伐以及后来中原华夏集团势力的威胁排挤，炎帝部落的某些支系更进一步往南流徙，从洞庭之野直达九疑苍梧之地。随着炎帝部落后裔的南徙，在湖南各地也就留下了许多关于炎帝的传说和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性遗迹就是酃县（今炎陵县）炎帝陵庙。多种典籍都记载炎帝神农氏崩葬于长沙，各书的记载虽表述有不同，其实都是一致的。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这是关于炎帝墓葬在湖南的最早记载。宋代罗泌《路史·后纪三》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有唐尝奉祠焉。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觅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泌之子罗苹注：“炎陵今在麻陂，林木茂密，数里不可入。石麟石土，两杉苍然，逾四十围。两杉而上陵也。前正两紫金岭。丁未春，予至焉。寓人云年常有气出之，今数载无矣。所葬代云衣冠，赤眉时人虑发掘，夷之。陵下龙潭，传石上古有铜碑陷入焉。”罗苹又云：炎帝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庙有胡真宫殿，云帝之从臣，帝病，告以当葬南方，视旗所矗，遇峤即止。因葬于兹。”《路史·后纪四》载：炎帝神农氏后裔，“自庆甲、徕，俱兆茶陵。”罗苹注：“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存焉。”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炎帝墓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炎帝庙在陵侧。”白鹿原，当即鹿原陂。以后在有关史志中，对炎帝陵庙的兴废变迁和祭祀活动多有记载。“麻陂”、“鹿原陂”，原属茶陵县地。茶陵，秦汉时均为长沙郡和长沙国辖地，故曰“长沙茶乡之尾”，或统称为“长沙”。
　　
　　据传说，炎帝神农氏所属的部落是我国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落，炎帝则被奉为农业的创始者，故世号“神农”。《易·系辞下》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管子·轻重戊篇》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逸周书》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食物需要火来烧烤煮熟，因此远古人类逐渐形成对太阳和火光的崇拜，火焰被称为“炎”，久而久之“炎”就成为这个部族的称呼，部族的首领则被称之为“炎帝”。炎帝部落较早地从原始采集、狩猎生活过渡到从事原始农业耕种，当他们的后裔徙入湖南后，无疑促进了湖南地区原始农业耕种技术的形成和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位于湖南澧县彭头山和八十垱，距今约九千年左右，发现有大量人工栽培稻谷和三丘古稻田，可视为神农炎帝最早的文化遗址。距今七千年左右的长沙南托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刻画了“太阳”、“向着太阳、口含着禾苗的鸟”、“南方干栏式房屋”、“流水纹”、“花瓣纹”、“草绳纹”、“农田纹”等象形符号，明显地表现了太阳与农作物的关系。这一组颇具系统性的刻画符号，可视为神农炎帝农耕文化在艺术上的表现。
　　
　　炎帝的传说经过历代演变，炎帝形象不断被加入各种文化因素，其内涵越来越丰富。炎帝不仅是部族首领，更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不仅是农耕文明的开创者，更是古代圣贤的代表，治世的典范。炎帝的形象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体现的精神与品质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着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作用。炎帝的精神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样在湖湘大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境内的炎帝陵成为海内外华人朝拜的圣地。
　　
　　炎帝具有朴素的大公意识，他的所作所为，都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白虎通义》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炎帝提出的“日中为市”主张，也是为了“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让人民富足。湖湘士人“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与炎帝的这种心怀天下的大公无私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炎帝发明耒、耜等农作工具，据《衡湘传闻》载，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明一统志》：“耒水出郴州耒山。”“耒水”、“耒山”，均因神农后裔在其地制作耒耜而得名。又据王应章《嘉禾县学记》载：“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据以上传说，湖南嘉禾县就是“天雨粟”，神农氏最初教民耕种谷物的地方。神农氏教民耕种之时，也就是原始农业发明之时，农业因此成为圣人之教的重要内容。由于炎帝部落较早地从原始采集、狩猎生活过度到原始农业经济生活之中，当他们的后裔迁徙入湖南地区，很快在湖南传播推广农业耕作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为湖南成为农业大省奠定了基础。湖南人民在长期从事农业劳动之中，逐渐形成了坚韧不拔、求真务实的精神，湘学中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的思想精髓，在本质上与农业文明中形成的求真务实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二、舜文化与湘学源流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舜为上古五帝之一。帝舜，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年轻时即以孝闻，娶帝尧二女为妻，后受禅为天子，成为华夏部落集团的最高首领。湖南地区舜文化底蕴深厚，有关舜帝在湖南的传说和遗迹相当丰富，对湘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舜帝与湖南关系密切，主要是舜在摄位期间，辅佐尧帝取得了对南方三苗集团战争的胜利。舜帝晚年，又与强盛的三苗部落集团发生新的战争，舜帝本人也葬身湖南。《尚书·舜典》载：“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文中“苍梧之野”、“九嶷”，即今湖南宁远县境。舜帝葬于九嶷山，其墓葬称零陵，西汉因此置零陵郡。所谓“陟方”、“南巡守”，实际上就是舜帝征伐南方三苗的战争，故汉代郑玄说“舜征有苗而死”。屈原被流放湖南时作《离骚》辞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之句，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代，关于舜帝南巡崩葬于九嶷的历史传说，已经在湖南地区广为流行了。余廷灿《舜陵考》曰：“舜陵本始于《尚书》，详核于《礼记》，杂见于《墨子》、《离骚》、《史记》诸书，《书·舜典》曰陟方乃死，《礼·祭法》则曰：舜勤众事而野死。《檀弓》又曰：舜葬于苍梧之野。《墨子·节葬下》则曰：舜道死南纪之市。《史记》则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朱子注《离骚》九嶷，亦曰九嶷舜所葬。又《通考》、《十三经》古注、《汉书》、《汉纪》各注，暨《竹书》、《山海经》、《淮南子》、《风俗通》、《世纪》、《皇览》、《舆地考》，俱各往往称舜南巡崩，葬苍梧九嶷。盖历三千年无一异辞者……”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亦可与上述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1954年，在永州市西三十多里黄田铺的山上发现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宗教纪念物石棚，这种石棚正是与东夷族的宗教祭祀有关，或系舜南迁时而传播来的东夷文化特征。而玉琯岩所出土的玉琯箫，是我国最古老的玉箫，可能为舜的遗物。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地形图》，着重标明了九嶷山的位置和山形，并在九个山形符号之旁特别注有“帝舜”二字，这地形图充分证明，当时人们对舜帝南巡葬于湖南九嶷山是深信不疑的。
　　
　　虞舜的生平及其在湖南地区的事迹，经后人口耳相传，至先秦时已出现在文献典籍的记载之中，又历经后代漫长历史时期的不断诠释、演绎和宣传，关于舜的历史文化内涵已相当丰富。舜帝成为德垂后世的圣王明君；舜陵成为湖湘大地极其重要的文化标志；舜文化在湖湘地域流行传播，与湖湘本土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这些重要的因素对湘学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及其建构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独特地域学术的湘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推崇义理之学，二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湘学的这两种特征既具有儒家传统文化的基因，又继承湖湘本土文化的精髓。这两者都与舜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舜在湖南地区具有特定的文化身份。舜是华夏族的五帝之一，在中原王朝的帝系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先帝”或“圣王”，湖南是历代王朝公认的舜帝陵所在地，至少自秦汉开始，历朝帝王都要朝南“望祭”或直接派遣使者来湖南宁远祭祀舜帝。这种祭舜活动主要是宣示王朝的正统性，具有体现“政统”的政治意义。大量的湘学人才，从张栻、王船山到曾国藩，他们的言行和事功，无不在致力维护“政统”合法性的存在。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层面上，舜文化表现为以民为本、任人唯贤、勤政务实、以德治国等为政之道，这同样是湘学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发扬。在道德的层面上，舜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奠基人，舜文化表现为孝悌、和合、诚信与仁爱。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歌颂：“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儒家的经典《尚书》、《周易》、《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均有舜提倡、传授孝道、和谐、德治等道德文化的记载。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序文中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传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舜在道统史上的地位。舜的道德文化融合于湖湘本土文化之中，促进湘学在追求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还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追求理想人格在现实中的实现。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与湘学推崇义理之学的本质特征相一致的，通过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人人皆可为尧舜。
　　
　　三、楚文化与湘学源流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处于楚国的统治之下，楚人逐渐成为湖南地区的主体民族，其成分包括夏商以来居住在洞庭湖地区的土著“荆蛮”部分，以及自长江以北南下湖湘的楚人。楚人入湘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还给湖南输入了中原的典籍文化，湖南的各族居民开始接触中原先进的礼仪和文化，并且形成了具有本土特征的楚文化。古老的楚文化，是孕育湘学的土壤。
　　
　　产生于南方的楚文化，与先秦时以儒、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儒家注重人道、社会、政治，而轻视天道、鬼神等问题；而楚文化则对天道宇宙和鬼神等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如受楚文化影响的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以及来源于楚地或楚人所作的《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著作中记录的古代神话，都热衷于对天道论、宇宙本体论的探索。湘楚文化中求索天道宇宙的传统对湘学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湘学的创始者周敦颐，在儒学史上首次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述人生道德心性，宇宙本体论凸显，开启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努力方向。周敦颐的理论贡献就是对楚人注重探索天道宇宙传统的继承。可以说，从老子、庄子、屈原开始，中经周敦颐、胡宏、张栻、王夫之，到近现代的谭嗣同、毛泽东，湖湘地区的思想家一直保持着探讨宇宙大本大原的传统。
　　
　　楚文化中有崇巫的习俗，古代湖南地区巫风盛行，汉代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湘楚先民相信鬼神的存在，迷信人死后灵魂不灭。他们的生活中充满各种鬼怪神话传说，人们的思维、生产等各种活动多受鬼神的影响。他们相信人与鬼神之间通过巫术活动是能够相互沟通的，鬼神能赐予他们平安和幸福，也能够给他们带来恐惧和灾难。“因此，湘楚先民就有祭祀、邀神、娱神、慰鬼、招魂等巫术活动。这种巫术活动强烈的情感宣泄及对神鬼世界的大胆想象，在放纵中具有自由浪漫的精神特质，较少循规蹈矩的拘束和自封，而多浪漫自由的创造性和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独立精神，这些都是湘学的精神传统的精神传统。”
　　
　　四、屈原、贾谊与湘学源流
　　
　　屈原，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战国末期楚国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学问家和政治家。屈原很有学问和才干，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最终结局“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但屈原开创了楚辞这种诗歌样式，为后世留下大量永垂千古的名篇，其中《离骚》、《涉江》、《卜居》、《九歌》、《天问》、《招魂》等为屈原流放湖南地区时所作。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屈原深受湘楚文化影响，以一种特殊的情感来探索天道宇宙，抒发忠君爱国、不畏牺牲的精神，成为湘学的重要思想和文化渊源。
　　
　　《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即如司马迁所言，“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
　　
　　在被流放的途中，屈原自然历尽艰辛，精神和身体所遭受的双重折磨反而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无所畏惧，绝不向邪恶势力屈服。此时他所担心的已不是个人的安危与荣辱，而是楚国的命运。屈原以直白的语言将他内心的苦闷与怨恨记录在诗篇里，这就是《涉江》。“涉江，自汉北而迁于湘沅，绝大江而南也。此述被迁在道之事：山川幽峭，滩碛险远，触目兴怀。首言己志行之高杰，谋国之远大，而不见知；次引义命以自安，而终之以君之不明，奸邪误国。此虽欲强自宽抑而有所不能，所怨者，非一己之困穷也。”
　　
　　在《卜居》篇中，屈原所提出众多问题，实质上涉及楚国的根本弊病。正是由于屈原自己个人的遭遇，关联着国家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堆积更多的不安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发泄，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更为强烈的激情。所谓“卜居者，屈原设为之辞，以章己之独志也。居，处也。君子之所以处躬，信诸心而与天下异趋。澄浊之辩，粲如分流；吉凶之故，轻若飘羽。人莫能为谋，鬼神莫能相易。恐天下后世，且以己为过高，而不知卑躬处休之善术，故托为问之蓍龟而詹尹不敢决。以旌己志。因穷弇婀病国之情状，示憎恶焉。而王逸谓其心迷意惑，不知所为，冀闻异策，其愚甚矣。”
　　
　　屈原被流放，脱离宫廷的贵族生活，流落到底层的平民社会，浪迹洞庭湖畔，对楚人的民间文化习俗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一组形式新颖内容鲜活的新《九歌》诞生了。这是在沅湘民间的《九歌》基础上修改而成，旧《九歌》文辞粗俗，屈原决定改进这组祭祀神灵的唱词，使之既合符楚声楚韵，又高雅清纯。“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湘君》与《湘夫人》是其中最优美的篇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屈原心中的湘水情思。
　　
　　楚怀王客死于秦、郢都沦陷，这都是对屈原毁灭性的打击。屈原自然不愿做秦国的俘虏，江南此时还在楚国的掌控之中，屈原想到长沙去，因为长沙也是楚王族的发祥地之一，楚的祖先熊绎曾以长沙为据点经营江南，开疆辟土建立丰功伟绩。“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明白表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故土。面容憔悴的屈子徘徊沉吟于江畔，与偶遇的渔翁开始了一段智者之间的对话：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与渔父的对话，更有力地表明了屈原至死不渝地捍卫自己的情操、与国家共存亡的大无畏精神。屈子乃作《怀沙》之赋，在《怀沙》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静、理性的屈原，他以平和的心态化解了他心中的忧愁、苦痛与冤屈；以简洁的诗句深情地怀念他的故土，冷峻地讽刺把持楚国政权的贵族，安静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其时，秦军大举进攻楚国的巫郡与黔中郡，楚军不堪一击，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巫、黔之地，长沙也危在旦夕。屈原流浪到汨罗江畔，他不愿同流合污而立视楚国灭亡，决意于死，“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遂怀石自沉于汨罗江。“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是继《诗经》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另一个高峰。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文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两千多年以来，关于屈原的故事、传说，一直在人民中流传。每逢端午佳节，人们都要举行龙舟竞渡纪念他。至今，在汨罗江畔，还保存着屈原的祠宇、遗址以及屈原墓等古迹。屈原对湘学的影响，意义同样深远。屈原在湖南地区创作的作品，吸收了湘楚文化中神话巫风的内容，表现出刚强豪放、浪漫自由的湖湘地域特征，为湘学的形成培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屈原对“美政”理想的渴望和不懈追求，最终成就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在湖湘大地与日月同光，哺育了一代代湖南人，使湘学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尤其突出。
　　
　　贾谊（前200—前168年），河南洛阳孟津人。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和思想家。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其时，博士共有70余人，贾谊最为年轻。他明于治道，力倡变革，纵论天下，其卓越的思想和见解，得到了汉文帝的高度赞赏，一年内，就被提拔为太中大夫，并拟让贾谊担任公卿高位。但由此更引起了朝廷重臣对贾谊的嫉恨与排挤。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年轻的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从长安往南，沿古老的驿道，达到汉水上游，由此登舟顺汉江而下，过长江，入洞庭湖，再泛舟进入湘江，来到长沙国都城临湘（今长沙城）。史载：“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贾谊怀盖世之才，被贬至长沙，又闻长沙卑湿、落后，心情不好自属常情。因此，当长沙遥遥在望，他途经湘江东岸的汨罗时，想起在他百余年前，楚国三闾大夫、杰出的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自沉汨罗江的情景，联想到自己与屈原相似的命运，悲从心来，不能自已，遂弃舟登岸凭吊屈原，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郁闷的心情，悲愤地控诉了是非颠倒的不平世道。贾谊与屈原有相似的政治抱负，他们政治上的遭遇和经历也极其相似，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充分的理由将二人合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贾谊在长沙的政绩已无史籍可考，但是，通过此后长沙政局的发展，我们仍可窥视到贾谊的作用和影响。贾谊到长沙之后，继任的长沙国丞相是利苍与辛追之子利豨。与此同时，汉文帝又派遣与贾谊同任太中大夫的陆贾出使南越，缓和了双方关系，从此，长沙国与南越边境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形势，为西汉特别是长沙国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之后，吴氏长沙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且经受了极严峻的考验。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长沙王吴芮为叛军努力争取的对象，但他始终不为所动，没有加入叛乱阵营，也保住了吴氏长沙国的平安，直至因无后而国除。贾谊任长沙王太傅后，长沙国的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之后十余年，轪侯夫人辛追去世。现在豪华的墓穴，丰富精美的陪葬品中可窥视二千多年前长沙国繁荣之盛况。
　　
　　贾谊在辅佐长沙王治政的同时，仍关注着全国的局势，与汉文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向汉文帝上疏，陈述政见。曾经极力阻挡贾谊升任公卿的权臣周勃被文帝免职，接着又被关入狱中，受尽屈辱。贾谊闻知，立即上书文帝，力劝文帝礼待大臣，以维护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文帝从此善待群臣，大臣犯一般罪，均不受刑。汉文帝五年（前175年），贾谊又向朝廷上《谏铸钱疏》。他在疏中力陈私人铸钱之危害，建议文帝将铜矿收归国有，统一铸钱，调节物价，促进物资流通，打击富商大贾，增强中央政府的财力。
　　
　　贾谊在长沙一晃度过三个年头，汉文帝五年，一只猫头鹰飞入贾谊住宅并停留在他的座位旁边，依长沙风俗，猫头鹰乃不祥之鸟，此鸟到来，预示主人将要离去，这又暗合了贾谊长期郁闷而又迫切希望离开长沙的心理，于是，他心生伤感，写脍炙人口的《鵩鸟赋》。在赋中，他用拟人化的手法，本道家之言，用老庄绪论，陈述了他对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的看法，成为一篇重要的文学思想史作品。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被汉文帝召回长安。出任梁怀王太傅。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贾谊又向朝廷上《请封建子弟疏》，为西汉政权的稳固进行了至关重要的战略布署。但天妒英才，是年，梁怀王刘揖不慎坠马而死，此事对贾谊以沉重打击。他“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贾谊悲剧性的结局，令后世文人、官绅感叹不已。贾谊的著作，经后人整理为《新书》10卷。
　　
　　在今长沙市太平街与解放西路交汇处，有贾谊故居遗世，古称濯锦坊。由于历代名人在歌咏贾谊及其故居的诗联之中，以及诸多史籍、方志中对贾谊故居的称呼均有不同，因而贾谊故居又有：贾太傅故宅、贾谊旧居、贾太傅祠、贾谊祠等称谓。由于贾谊在长沙的经历以及其故居的存在，贾谊又被后人称为“贾长沙”，长沙也有了“屈贾之乡”的美誉。
　　
　　自盛唐至明清，大批文人骚客为贾谊故居留下众多诗句。唐时的李白、李商隐、孟浩然、杜甫、韩愈、张九龄、白居易、杜牧、王维、宋之问，宋代的王安石、陈师道、刘克庄，明代的罗洪先、李祯、李东阳，清代的贺长龄、袁牧、陈文远、黄遵宪、钱大昕……均留有诗篇。
　　
　　杜甫有：“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名句，贾谊井因此被称为“长怀井”；韩愈有：“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刘长卿有：“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杜牧有“贾傅松醪酒，秋来美更香”等诗句。毛泽东在其《送纵宇一郎东行》的诗中，写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的诗句。
　　
　　二千多年来，贾谊故居毁建相继，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清代重修的故居规模宏大，但毁于1938年的“文夕大火”，灾后，人们在其废墟上盖了座太傅殿。1998年长沙市人民政府重修故宅，1999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贾谊故居成为长沙的一个文化地标。贾谊的政治理念、人格精神、道德品质，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建构，亦成为湘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4年第1期，湖南省湘学研究院重点委托课题“湘学源流史研究”阶段成果。《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百年代表论文”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毛健，1978出生，男，湖南武冈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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