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可道》是首部反映和记录“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科学家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的“跨国奋斗史”的大型原创纪实文学，本书以“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为行文线索，体现了中国人在传播杂交水稻的过程中是如何撒播“和平的种子”的。
　　
　　这自然让我想起人类文明发祥的命题。非常巧合的是，在湖南、在长江流域，古有神农氏始施人工水稻栽培，开始了中华文明以及人类文明的肇端。今有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等开创杂交水稻技能，播种现代农业文明，充当和平使者，真可谓是“跨越万年文明史，纵横古今两神农”。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以及人类文明的源头
　　
　　新文明文化史观理论的创建者流波在论述人类文明最早发祥时指出：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这就是文明发祥判断三要素或叫三铁律。
　　
　　按西方中心论，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文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但西方研究者同时发现，这个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苏美尔人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其语言与汉语相似。由此看来，苏美尔人是从中国去的中华人。
　　
　　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年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很难有个相对优势。然而，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出土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
　　
　　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他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的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由此推断，即使是其他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他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的事实。
　　
　　四大文明古国谁是源头？
　　
　　玉蟾岩——中华并人类文明发祥的标志。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上限距今2.25万年，下限1.85万年，跨度四千年左右。这个伟大的遗址，发现了人类最早的人工载培水稻，最早的陶器，发现陶器上有编织印痕。多年前韩国闹出一则笑话。韩国人看到玉蟾岩近两万年的人工栽培水稻，急了，说在韩国也发现了距今一万几千年的人工栽培水稻。上万年前还是大理冰期，北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哪来的野生稻？没野生稻又何来的人工栽培？
　　
　　文明起源地必须是在空间上有扩展、时间上历史延续。判断文明发端三要素里最后一条是说如果是文明发祥地，必然要在地理上周边扩散，时间上要向后延续。比如说印度阿萨姆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前面没有文明的继承，后面断续，留给我们的是突兀地设想这个文明是哪里来的。而联系到中华长江流域上万年水稻文明，无论是北面的距今九千年的贾湖文明，还是南下印度半岛距今近七千年的阿萨姆邦文明，都是中华文明向周边开拓的结果。
　　
　　为什么文明发祥的是水稻农耕而不是别的种植的文明？因为考古发现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就是水稻，黄河流域滋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非水稻谷物的发现，但遗址上限时间为距今七千年左右了。这还涉及古气象学问题。从整体古气象学来研究，上万年前的大理冰期后，世纪洪水来临，直到距今几千年，黄河及以北雨量相对今天充沛。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几乎都种水稻，包括东北、日本、朝鲜半岛，西北也一样，更不要说东南亚、印度了。总之，中华长江水稻农耕文明向周边扩散是适应当地气候宜种则种或种或稻粟等杂种或旱种的灵活方式。
　　
　　袁隆平是“当代神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使长江流域文明进一步大放异彩，尤其是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的湖南怀化等地，其人类起源文明发祥源头显露端倪。
　　
　　神农氏是继伏羲时代后引领人类进入农耕文明的主要文明势力。神农时代是长江流域农耕文明向四周扩散并辗转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时期，也是古史记录的伏羲神农全球大同大九洲时代。《绎史·黄帝纪》：“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
　　
　　《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今湖南道县玉蟾岩农耕文明遗址向东北不远正是神龙“斫木为耜，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耒阳”（市）。向西南不远有《拾遗记》所载“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的“嘉禾”（县）。湖南郴州《桂阳州志》引《衡湘稽古录》说：“《管子》曰：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九洲之人，乃知谷食。”又云：“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今日之嘉禾县城，古名禾仓堡，即是纪念神农拾嘉谷教耕之事。神糯拾得嘉谷，又思播耕之法，在郴州汝城耒山发明耒耜。耒为柄，耜为铲。西晋谯周《古史考》说“神农作耜”、“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衡湘稽古录》载：“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耒山。”耒山在郴州汝城县城南五里，即因神农帝在此发明耒耜而得名。湘江上游的耒水因发源于此而得名，耒阳又因城临耒水之阳而得名。
　　
　　《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氏族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引领人类步入文明阶段。
　　
　　距今8000年左右的湖南怀化高庙遗址的陶器上所发现的“乾坤卦象图”、“星象图”，遗址地层出土的大量水陆生动物骨骸，其中部分猪牙床经鉴定已属被驯养的家猪，有的陶罐上还绘制有“火焙鱼”形象，无不印证了《易•系辞传》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准确无误。《列子·汤问》“楚之南，有炎人国。”《淮南子·天文训》：“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祝融）。”可见，“祝融”一职早期还是辅佐炎帝的，到黄帝完全执掌中央政权后，炎帝司南职责才由祝融完全掌管。到了“三代”后，虽然黄帝势力经营中原已达几千年，长江流域许多科技文化仍然领中华并世界之先河，由长沙马王堆、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所验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远的有燧人、有巢、伏羲、神农、炎帝纵横驰骋，创造了大九洲全球文明文化一统世界；近有“三代”周朝三位开国帝文王、武王和成王之师的熊鬻、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之师老子、中国第一诗人、世界四大古代诗人之一的爱国主义大诗人屈原，等等。
　　
　　由此看来，袁隆平等科学家在湖南怀化安江等地发明杂交水稻，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上古时代没有国家国界，伏羲炎帝开创了大九洲全球大同时代，人类就以稻谷为生，热爱和平。而今袁隆平把杂交水稻推广到亚非拉各个国家，为落后国家的人民解决温饱问题作出了杰出贡献，真可谓“当代神农”。社会各界人士呼吁成立“袁隆平和平奖”，我认为是恰逢其时而理所当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类的和平福祉，作出新的巨大贡献。

      文/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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