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部湖南近代史，等于半部中国近代史”，这话有些绝对，但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确实是非常巨大的。这离不开湖湘文化的浸染。
　　
　　湖湘文化有五个方面的精神特质
　　
　　湖湘文化有什么样的精神特质呢？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
　　
　　第一，学以致用的经世精神。所谓学以致用，通俗地讲，就是学术要关注现实，要关注国计民生的问题。学以致用虽然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但它在湖湘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抢眼。湖湘文化是以“湘学”为其核心支撑的区域文化，周敦颐发其端，胡安国父子发扬光大，王夫之时达到鼎盛。“湘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讲求学以致用。
　　
　　第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赞湖南人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中原人物以独立”。湖湘文化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可以追溯到先秦荆楚文化传统之中，至近代依然如故。革命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称之为湖南人的“独立根性”。
　　
　　第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湖南人，尤其是近代湖南人，面对中国落后挨打、民族危机日深的局面，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就认为：“救中国从湖南始。”杨毓麟同样认为：“欲新中国，必新湖南。”杨度在《湖南少年歌》里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梁启超，他在19世纪末指出：“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第四，“扎硬寨”“打死战”的奋斗精神。1920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湖南人的精神就是“扎硬寨”“打死战”的奋斗精神。
　　
　　第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
　　
　　“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正是在湖湘文化精神的浸染之下，湖南人，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湖南人，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就曾指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我曾在拙著《晚清思想史》中指出，一部晚清思想史可以概括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而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便是湖南先贤魏源。魏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受林则徐的委托，编著了一部书，叫《海国图志》，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
　　
　　现在大家都讲近代化或现代化。中国的近代化是谁最先启动的呢？也是湖南先贤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国穷民贫、落后挨打的局面，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兴办军工民用企业，创办洋务学堂，培养洋务人才，而第一个洋务企业便是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尝试则是1895年-1898年的维新变法。维新变法的全国领导人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但维新变法搞得最有声有色的省份则是湖南。为中国政治近代化最早献出宝贵生命的“戊戌六君子”中也有湖南的先贤谭嗣同。而且谭嗣同在被捕之前是有机会逃跑的，但他抱着以死警世的决心，留在家中，引颈受戮。他临终时的绝命语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大无畏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辛亥革命。国内成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是1904年初成立于湖南省会长沙的华兴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全国首先响应起义的省份也是湖南。当袁世凯调集大军向武昌发动进攻、革命岌岌可危之时，是湖南人黄兴从上海赶到武昌前线，出任革命军总司令，率领一旅湖南兵，抵抗清军的进攻，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保住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
　　
　　辛亥革命失败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企图建立洪宪王朝时，又是湖南先贤蔡锷率领两千云南兵，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从而使袁世凯的皇帝梦最终破灭。
　　
　　至于后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人在其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中，湖南人就占了3位，即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1955年第一次授军衔，十大元帅中有3位湖南人，即彭德怀、贺龙和罗荣桓；十名大将中湖南人占了6位。
　　
　　文/郑大华（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文标题为《湖湘文化有五个方面的精神特质》）
　　
　　（《新湘评论》201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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