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老百姓有哪些切身真实的体会与改变，当属中央反腐是全社会关注和体会最深的新政亮点。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路线反腐论，权力反腐论的倾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队伍站错没有，有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山头派腐败现象，有些地方却能独善其身。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为百姓信服。那么如何做到从法制到法治的根本转变，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引导执政方式的改进与改变？依然需要我们从存续几千年的体制结构和权力布局加以深化改革、打破陈旧的思维和行事的条条框框以及骨髓深处的“官本位”意识；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事物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组织和团体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赋予人民群众更多更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着眼于从体制破解上形成“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约束机制；从源头和根本上消除体制内外有别的戒律和隔阂形成阻碍公平正义的屏障、长期因此不断引发问题和矛盾带给民众的困惑、推进政治生态环境的净化和社会生态环境进化，使优良传统习俗蔚然成风。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人民公仆和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的推动国家良性发展；另一种是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最终发展成为凌驾人民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导致精英背叛、国家沉沦、社会混乱。这种悲剧的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不止一次，鲜为人知的前苏联改体教材足以提醒我们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利令智昏巧言令色。
　　
　　国家如何实现和完成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是一个漫长和循序改进的过程。在过去的历史实践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因为代表利益主体不同就往往容易发生更替的结构性变化，导致历史替代演变不断。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国家代表全社会利益，但就其实质而言，它代表或主要代表的是统治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平均代表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因此代表国家都是固有的圈子和少数人在一起的利益共谋；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包含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特征，但从经验和现实客观存在的规律，这个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力量无一例外地独立社会之上，成为凌驾社会之上的特殊公权力。官员常说的“入笼子”“进圈子”是现行体制下的显现特征。笼子与圈子之外的大多数凡事需得去“求”，求什么？求助权力、求助关系等。这种弊端导致因为不公或因此造成的折腾耗费是不言而喻的。看似繁荣背后的乱象层出不穷，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实现，权力掌控下人与事只有通过行贿与受贿来完成权钱色事交易，极易构成裙带君臣间利益同盟但又不可避免这又是把“双刃剑”，这表明，中共领导层如今真心担忧渗透于中国社会方方面的猖獗腐败。腐败成风已导致中央执政的合法性遭到损失，地方腐败频发，造成大量抗议事件，省、县级官员普遍遭到民众鄙视，腐败日趋严重，还导致地方权势利益的出现，对中央的控制权构成挑战，在腐败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背景惯性下的社会形态和分配差距并未因为反腐而消除。
　　
　　所以，从现实来看，影响人们生活外象物征似乎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内在的根本性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比如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自身需求的政治参与权利、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分享改革成果红利、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基础等，都还是片面虚拟的口号式推进，并无时间表和路线图为人民实现。
　　
　　凡涉及民生投入都是固定资产的工程性项目投放。新型腐败在工程建设中仍在继续，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或许很少与腐败正面接触，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则经常碰到、从更换证件到开个证明这种小事，贿赂已变得司空见惯，老百姓办事先得送礼才有可能办成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并未贴近百姓实际所需；假、大、空仍然在一些官员所谓的形象树立中作祟。而真正影响和改善人们困难和足以引起自豪的同等保障和福利以及安居乐业、令绝大多数人总是长时间在驻足等待观望，无总揽中央精神独显地区优势的举措。跟着感觉走，邯郸学步就不会出错误是大多数官员的普遍心态，单位有组织，老百姓总是处在游离状态，适应新常态，尤其需要新变化。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但历史并非平铺直叙的，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段，领袖的作用常常会影响历史的进程。习总书记常常用简朴的言语诠释深刻的道理，直面深沉的问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在十八届中纪委的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简短的几十个字，道理是非常深刻的。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发现了苏维埃成员变为“会议议员”或变成官僚的小资产阶级的趋势。在他看来，“官僚主义是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他们不是社会公仆，而是以社会的主人自居，凌居于人民至上。如果说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苏共并没有在除去国家最坏方面做出有意义的探索，在那里，官员的位置最终沦为了明码标价的商品。有资料表明：1969年，苏联阿塞拜疆的一个区委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更有讽刺意味的是，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所以，马克思论述执政党存在的两种可能性时一针见血地道出，无论怎么变化，国家还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破除官场权力魔杖是改变的真正开始，是法治推行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湖南省对外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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