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我们感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担忧，但是反过来，我们审视一下中国现实的农业经营方式，又感到非常的担心。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农地的非农化，都在以非常快的态势在扩张，小农经济的这种不适应性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中国的农业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转型时期，我们需要从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进行根本性的转换，这就需要培育新兴的经营主体。现在在新型经营主体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现实发展状况如何？主要政策需求又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些方面还缺乏一种更深透的分析和认识。所以最近对四川三个县135户家庭农场做了一些问卷调查，我们把这些基本的结果和各位进行简单的分享。
　　
　　一、家庭农场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我们的调查发现有五个方面的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需要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
　　
　　1.家庭农场的生产选择为巩固我国的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路径和支撑
　　
　　现在来看，大多数的龙头企业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和粮食无关的，表现出非农化和非粮化态势，流转的速度越快，流转的规模越大，非农化、非粮化发展就越快。但是我们在家庭农场的调查中发现一些新的迹象，135户家庭农场中，传统的粮油和生猪生产保有相当高的比例，绝大多数家庭农场所从事的是与种养业相关的农业生产活动，90.2%的家庭农场都是在务农，或者是种植业或者是养殖业，而且其中有19.2%的家庭农场，是在从事粮油生产，这就出现了一个反向的非常积极的变化。
　　
　　2.家庭农场主和当地的农村社区有比较强的地缘关系
　　
　　前年，我们曾经对四川的农民做过五百个农户的问卷调查，调查老龄化问题，平均年龄是54.8岁，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了明显的老龄化甚至是高龄化的态势。但是对135户家庭农场主的调查发现，平均年龄是44.5岁，而且50.4%的农场主是高中以上的文化，特别有意义的是17%的家庭农场主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所以他们普遍年龄比较轻，受的教育程度比较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且与工商企业、工商资本的外来进入不同，72%的家庭农场主都来源于本地社区的农民，他们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社会环境非常熟悉，即便是外来的家庭农场主，他们或者是回归故乡，或是投亲靠友，都和当地农村社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稳定性相对较强。
　　
　　3.家庭农场凸现出开放式的发展态势，促进了城乡要素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
　　
　　现在家庭农场主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农民为主的封闭式的发展态势，25.9%的家庭农场主具有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部门工作的经历，打破了过去单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态势。愈来愈多的城市的投资者、城市居民，进入到农村，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表明我们特别担心的“末代农民”的困境，可能并不是一个难解之题。
　　
　　4.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理性
　　
　　陈锡文主任谈到，中国的农村土地的流转现在正在处于一种加速扩张的过程，全国达到了28.8%，四川大概是23%，接近四分之一的农地出现了流转，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土地流转有可能出现大跃进，出现对农民的大规模的挤缩效应，特别是非理性的一些需求会导致土地流转的规模的不理性。调查发现，43.5%的家庭农场没有实现连片，调查结果认为，对相当部分家庭农场来说，土地的成本控制比它进行土地的规模扩张和集中连片更为重要，他们为了节约成本，保证收益，宁愿放弃土地的整体连片集中，而可能选择部分区位相对偏远、土地等级较差的土地来进行经营，也就是说与龙头企业普遍存在的非理性的规模偏好明显不同，家庭农场基于自身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说不会人为的追求规模的扩大和过度的集中，而是在尽可能的把经营规模扩充在他自己的家庭经营的能力范围之内，所以有更好的规模理性。
　　
　　5.家庭农场拥有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对的自主发展能力
　　
　　我们发现家庭农场在土地的基础设施、农机的使用，设施农业的建设、品质建设等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自我投资的这种自主性特征，换句话说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度相对较低，受到行政干预较少，67%的家庭农场都表示他们自己投资进行过灌溉、田间道路的投资。
　　
　　二、家庭农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制约
　　
　　上述五个方面的特征表明中国家庭农场对小农经济向规模农业的转变确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现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障碍和矛盾，政策支持的精准性是不够的，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相对自发发展的状态，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对它的制约是比较明显的。
　　
　　1.过高的土地流转费用对家庭农场的经营带来比较大的成本压力
　　
　　现在工商资本下乡速度在加快，规模在扩大，政府集中土地的需求也在增长，农民的土地财产的意识也在提高，在多种因素影响之下，农村土地流转的租金在快速的上涨，成为了家庭农场经营的主要成本。我们的调查发现，平均的流转成本是每亩610元，占家庭农场经营成本的53%，所以再加上家庭农场的用地成本、流转成本仍然是上涨的态势，家庭农场普遍都面临着较大的土地租金的压力。
　　
　　2.生产性基础设施滞后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
　　
　　家庭农场虽然在投资基础设施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投资的态势，但是他们缺乏基本的投资能力，所以调查中，绝大多数家庭农场都明确的表示，田间道路、灌溉系统、仓储都是他们现在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而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发展的障碍认为是，土地集中不够，缺乏资金等等，因此表现出了明显的政策需求的差异。中国农村由于惠农政策的实施，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伴随着龙头企业进入而产生倾向，龙头企业进入到哪个地方，基础设施的项目就跟到哪个地方，所以偏离了家庭农场，缺乏对更稳定更本土化的新的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
　　
　　3.家庭农场获取基本的金融服务的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
　　
　　家庭农场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是170多亩生产规模），必然表现出对金融借贷的强烈需求，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明显的支持，83%的家庭农场表示他们有贷款的需求，但是只有28.1%的农场表示他们得到过金融机构贷款的支持。家庭农场缺乏基本的抵押物，流转的土地、农房、农机具都没有办法实现抵押。另一个方面是因为现有的农村的小额信贷两三万的贷款额度满足不了家庭农场贷款的需求，所以基本的判断是大多数的家庭农场的资金需求，仍然是靠民间借贷的方式来满足，所以比较高的融资成本事实上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
　　
　　4.当前的农业保险政策不能够满足家庭农场新的现实需求
　　
　　现在中国的农业保险基本上以政府为主要的主体，单一的农业保险政策就是粮食、生猪，力度范围都很有限，与家庭经营的多元化除了粮食生产还有蔬菜水果等等，不相吻合。在对家庭农场政策需求的调查中发现，基础设施、金融和保险是前三位的政策需求。
　　
　　5.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失使家庭农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现在家庭农场84%都是离散式自我发展，没有自己的组织，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限制了其在商标创建、质量认证方面的投资。相对来说，现在的政策主要是对生产环节的扶持和支持，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政策支持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所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的严重缺失，是家庭农场发展遇到障碍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需要政策创新，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要更多的瞄准家庭农场。二是以抵押方式的多样化为突破口，解决家庭农场的融资瓶颈。三是以农业保险多元化为指向，提高家庭农场的风险抵御能力。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二届隆平论坛上的学术报告的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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