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著名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他一生都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和“真正的人”。他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精神是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坚定信仰者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武汉曾多次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晤谈。毛泽东第一次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就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哪个？”“你猜。”毛泽东莞尔一笑。梅白想了想说：“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第一次见毛泽东时，曾面有愧色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送走李达，梅白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笑了笑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李达的确无愧于毛泽东这一评价。他是我国第一代具有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李达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热忱的宣传者。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达密切关注国内思想理论的发展态势，向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他针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以梁启超为首领，张东荪为主将的研究系自我标榜是“社会主义”，而实际鼓吹资本主义，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理论，以及江亢虎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一场思想理论上的论战，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公》等文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对社会主义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二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批评国内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同，把无政府主义置于社会主义头上是可怜可笑、张冠李戴的怪事；同时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强调“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的良药，断言经济上消除两极分化和政治上实现真正平等是科学社会主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劳动者不饿死不冻死，不受资本家的压迫。因此，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
　　
　　在这场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以李达为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绝对自由”的欺骗性，进而划清了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政党的界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清除了思想障碍，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
　　
　　上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的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24年前后，李达因与陈独秀不和而脱离中国共产党组织后，便一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和宣传。
　　
　　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这是一本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1932年8月至1937年，李达在上海和北平的大学教书期间，利用一切条件，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32年5月和1933年5月，他曾两次受党组织委托，先后到泰山、张家口为冯玉祥及身边人员讲授“列宁主义”，说服其联共抗日，冯玉祥在《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赞扬李达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李达在此期间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撰写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两本哲学专著；《经济学大纲》《货币说概论》两本经济学专著；与雷仲坚合译了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熊得山合译了拉比杜斯等人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影响最大。1936年《经济学大纲》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出版后，毛泽东在延安向理论界推荐此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于1935年出版，毛泽东仔细阅读后，称赞“这部书翻译得及时”。在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此书的书眉和空白地方写了数万字的批语。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倾心写作的一部哲学名著，它以缜密的逻辑，充分的论证，独特的见解，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后，李达第一时间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寄去了一本。毛泽东收到李达的信和书后，立即复信李达，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
　　
　　1951年1月，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重新发表；1952年6月，毛泽东又重新发表哲学著作《矛盾论》。李达先后两次、分别用半年时间，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两本论著及有关论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了有益的辅导。这两本《解说》自50年代出版后，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真正的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湖南反动当局把李达视为“洪水猛兽”而通缉他，“罪名”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当时，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但思想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并积极为党、为革命工作。1937年，毛泽东致信李达，称他是“真正的人”。其间，毛泽东与周恩来曾委托李达教过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看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南方局的负责人是博古，他听到李达的回复后，十分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所以，李达只得离开重庆回了家乡。周恩来回重庆知道这个消息后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李达没有去延安也感到十分惋惜。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李达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信仰，并为之奋斗和献身。1948年，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时，校方不让他教哲学、经济学等课程，要他教法理学。李达坚定地回答：“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我教法理学不是同样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吗？”
　　
　　1961年，李达接受了毛泽东交给他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受迫害，资料被抄走，助手被赶走。他非常气愤地说:“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写下去！拼了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李达始终把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崇高的使命和毕生的职责，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从不动摇。他多次说过：“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
　　
　　李达是最早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但他始终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同歪曲和阉割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这种科学态度和理论勇气，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李达不是一个完人，他的理论贡献也是有限的，但他毕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可贵品质和科学态度，他那严谨和求实的学风，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和信念，将永远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称颂。
　　
　　文/日一夫
　　
　　（《新湘评论》2014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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