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区总面积1986平方公里,辖8镇4乡4个办事处,515个行政村,人口约58万,是永州市经济、金融和文化教育中心。零陵区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是省内外有名的“优质水稻之乡”,是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全区粮食种植面积90万亩,优质稻60万亩,年产粮食30多万吨。
我在对零陵区石山脚乡马回村的调查当中发现,通乡公路两侧水利条件较好的田洞中,禾苗青青,绿油油的一片。但转过山坡,来到背街的田地,只见杂草丛生,一片衰败,根本看不到禾苗的影子。可以判断,这一大片稻田早已荒芜多年,无人耕种。
问及村民,说这些田已经十来年没种了,而且抛荒面积达全村所有田亩的一半之多,不禁令人唏嘘。
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拥有自己的田地,是无数农民一辈子的梦想。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家家户户获得了土地经营使用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又因袁隆平院士发明了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中国粮食产量接连翻番。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农业,并制定了耕地抛荒的问责制。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耕地抛荒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走访了多户村民,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一是劳动力不够。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村里“人烟稀少”,且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儿童,几乎没有青壮年出现。这些农村中的主要劳力,大都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去了,过年才能回来。留下来的老弱病残,自然负担不起如此繁重的劳动,只能缩少种粮面积。
二是种粮效益低。尽管有国家补贴,但因为粮食价格较低,且成本不断上涨,种粮效益确实不高。村民们算了一笔账,每亩种子30元;化肥120元;农药和除草剂140元;机械犁田100元;收割100元;除去辛苦的人工不算,每亩成本共约490元。每亩产量约500公斤,按照130元/50公斤的市场价,每亩收入1300元。减去成本可得利润810元,再加上种粮补贴120元/亩,每亩共得收益930元。如果种两季,总共可得1700多元。这就是种一亩田辛苦一年所得的收益。而年青人在外打工一年最低也能挣一万多元,种两亩田还不如在外打工两个月,村民们自然失去种粮的积极性。
三是水利条件限制。目前的水利设施都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由于年久失修,很多山塘水库不能蓄水,一遇天干旱情,灌溉即现困难。对于这些供水不足的稻田,村民们干脆撂荒,只选择在水利设施相对较好的地带种植水稻。
另外,我还走访了零陵区其他的一些乡镇,情况都基本相同。特别是农民外出打工成主流,农村空心化已成普遍现象。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造成耕地抛荒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种粮效益太低,远远不如出外打工收入高。因此,大量农民转业,种田成了可有可无的副业。
俗话说“仓里有粮,心中不慌”,粮食产业是国家的命脉。如此发展下去,当留守的村民渐老,丧失了劳动能力,年青人又不愿回来种田,那农田抛荒现象会更加严重,粮食产出下降。到那时,即便粮价暴涨,也是亡羊补牢,为之已晚。“明天谁来种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眼下国家出台了很多措施,鼓励和扶持农业生产,并把禁止耕地抛荒作为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但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农民是市场主体,从事何种产业是农民的自主权利,他们当然会选择在经济效益更好的行业发展。若不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将来粮食产出的下降几成定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显然,要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须提高农民种粮的收益。跟所有的产业一样,只有种粮的效益提高了,农民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种粮积极性才会得以提高。那么,在现实情况中,种粮的效益能得到大幅提高吗?
供求规律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上涨,利润相应上升;当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利润相应下降,粮食作为一种商品也不例外。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粮食永远是供大于求的,因为粮食是用来活命的,且其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粮食产出供不应求的话,就会饿死人,所以,粮食的供应永远都不能低于需求。既然供大于求,其价格就不会上涨,种粮的利润就不可能上升。特别是农业大丰收的情况下,粮食的消费量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因而粮价会下跌,反而造成农民收益减少,谷贱伤农。这就是经济学中有名的“丰收悖论”。
既然如此,种粮的效益永远不能提高,这就是农民永远不能靠种粮来致富的原因。那么,农民放弃耕田选择外出打工也就理所当然了。如果依照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不允许农民抛荒,强迫其放弃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固守在耕地上,那么农民的利益实际上是受损的。他们辛勤地劳动并非为了自己,而是在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贡献。
因此,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来看,国家都应该给予种粮农民足够的补贴,以弥补农民付出较高机会成本从事粮食生产而受到的损失。
那么,应该补贴多少,以什么方式补贴呢?我认为,在现有的基础上必须继续加大补贴力度,直到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上从事粮食生产时为准。这样才既能保证足够的粮食产出,又能使种粮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而直接发放种粮补贴的方式并不好操作,因为村委会对种粮面积不好掌握,实际情况是不管有没有耕种,所有的田亩都发放了补贴,这对于扩大耕种面积显然是无益的。于是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国家以较高的保护价收购,然后再以适当的市场价格卖给市民,在保证粮价稳定的同时,也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这样粮食产业就成了国家财政支持下的社会保障性产业,与其他靠市场机制运作的产业不同,这是由粮食作为特殊的生活必需品的性质决定的。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目前我国农业补贴支持力度还很低。2007年到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农业补贴率为22%,其中,韩国达52%、日本47%、加拿大26%、欧盟23%,而中国只有9.1%。所以,我国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力度亟待加强,惟有如此才足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文/王庆贤(作者单位:永州市零陵区凼底乡政府)
来源:红网
作者:王庆贤
编辑:王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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