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胜七十周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战败、割地、赔款等等一系列屈辱之后第一次取得完胜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湖南是重要战场，发生在这里的每一场战役几乎都牵涉到抗战全局，甚至与苏联卫国战争、远东反法西斯战场息息相关，湖南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湖南是中国的“南天一柱”，湖南人民和驻湖南军队的英勇抗战是取得这一场战争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时此刻，作为一名湖南的文史研究者，面对历史，缅怀先烈，心情极为沉重和复杂，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文字来纪念和反思这场远逝的战争，实在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一、湖南抗战的历史地位
　　
　　湖南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蕴蓄着雄厚的战争潜力，它既是中国政治军事南北沟通的必经之地和主要战场，又是支援华东、华南和西南作战的巩固的战略腹地和后方。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湖南人就成为东南抗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甲午战争的东北战场，湘军将士更是马革裹尸、喋血沙场。
　　
　　抗战一开始，湖南便是支援前线的重要基地。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成功将日本侵略军主力吸引并调到长江东线，避免了中日主力在华北平原的决战，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从而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淞沪抗战中，湖南是最早投入部队、参战人数最多、作战最勇敢的省份之一。中国军队有70多个师投入战斗，其中第八、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三、第五十、第五十三、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七十七、预十一、一二八师等是原湘系部队，据统计，参加此次会战的军队有近四分之一为湘籍官兵。有人统计中国远征军自连长以上至营、团、师、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人几占三分之二，在腾冲国殇墓园里安葬的9168名阵亡将士，其籍贯湖南72县均有。
　　
　　1937年10月18日，蒋介石委员长在南京接见湖南代表团时说：“此次抗战，湘省何（键）主席、浙省朱（绍良）主席出力最多。”1944年3月5日，湖南省行政会议在耒阳开幕，省主席薜岳在报告中说湖南省“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1949年8月，程潜在向全国通电湖南和平起义文告中追述湖南对抗战的贡献时也说：“湘省在抗战期间出兵达300万，输粮5000万担。”湖南一省的战争动员和保障能力以及对抗战的贡献由此可见。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湖南成为中国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是联络东南各省未沦陷区的桥梁。湖南被国民政府选定为国防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基地，衡阳、芷江和零陵是中美空军的重要战略基地，驻防湖南的第九战区成为威胁武汉和广州日军的重要力量。湘中的南岳一度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全国抗战的临时指挥中心（蒋行邸设磨镜台），先后于1938年11月、1939年10月、1941年10月和1944年2月召开了4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白龙潭圣经学校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有长江以南各战区高级军政人员200余人参加，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先后4次发表讲话，尤其是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的出席。会议检讨了抗战初期阶段得与失，决定第二期作战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将全国军队三分之一配置在前线，三分之一配置敌后打游击，三分之一调后方整训。会议还调整了军事指挥系统，重新划分全国战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国最高军政当局对抗战战略部署作出重要调整的会议，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重要转折。
　　
　　1944年2月11日召开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有第三、四、六、七、九战区高级将领以及各省军政人员参加，蒋介石用了两个半天作《我军对敌反攻的两个方案与现代军人应有之素养》的主题报告，用蒋的话说“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也就是我们预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一次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南岳新落成的忠烈祠正门牌坊横匾以及纪念堂碑文由他本人题签。该祠成为国民政府祭祀抗战阵亡英烈的一处重要场所，也是目前南岳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1943年2月，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呼吁美国加大力度支援中国抗击日本。她用南岳磨镜台的掌故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人民如何浴血奋战，指出美国主流社会认为希特勒比日本更危险、美国的援助重心应该针对欧洲战场，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民众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南岳磨镜台，它是抗日战争的象征，也第一次比较多地了解中国抗日的重要战场湖南。
　　
　　抗战中后期，湖南省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从1939年9月开始至1945年7月止，湖南战场牵动全国的抗战全局历时6年之久，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日两国重兵在这一片土地上集结、对抗和拉据。抗战正面战场的22次大战役，有6次在湖南省境内进行，计有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常德战役，长衡战役和湘西战役。除上述六大战役外，湖南境内较大规模的战役还包括1939年的冬季攻势、1940年的夏季攻势、1941年上半年湘鄂边境通城九岭争夺战、1943年春夏之交洞庭湖北岸保卫战、1945年春粤汉南段保卫战和1945年夏秋间的反攻作战，等等。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在抗战中曾四度（包括长衡战役的长沙攻防战）成为敌我双方的会战目标，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长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她与衡阳、常德一起完全可以入列中国的抗战名城，实非虚言。
　　
　　第一次长沙战役是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的目的，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一九五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一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第二次长沙战役是以中国第九战区为主的部队在长沙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历时一个月。日军为打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军第十一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师团和4个旅团，总兵力达12万余人，展开攻势，此次会战历时月余，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
　　
　　第三次长沙战役，日本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几所统率的30个大队共约6万人，为策应向香港进军的日军，向薛岳统帅的30个师30万中国军队发动的牵制性攻击。第九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打击。此次战役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军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胜利，因此称为“长沙大捷”。
　　
　　常德保卫战发生于1943年11月至12月，侵华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掠夺战略物资，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对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结合部发动的一场战役。1943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中国军队则集中了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16个军43个师21万人迎战。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击毙日军1万余人。需要铭记的历史是，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使用了鼠疫细菌，日军飞机在常德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设西路）、关庙街（今朗州中路）、鸡鹅巷（今和平西路），绕向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今人民东路）等街区，一路投下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等含有鼠疫细菌的杂物。这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直至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判决书》中才承认日本军队在中国各地实施的细菌战明显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细菌战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及特大的损害。
　　
　　长衡战役又称衡阳保卫战，自1944年自5月底迄9月初，历经3个多月。是日本军部号称“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中国军队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长衡战役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双方参战人数，国民党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尤为可歌可泣者，衡阳守军在实力悬殊情况下苦守孤城48天。蒋介石曾命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点为衡阳殉国军人默哀3分钟。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民党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民党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衡阳命名为“抗战纪念城”。
　　
　　湘西战役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湘西会战我方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其最后一仗主战场为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湘西一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历史的巧合是，日本侵略军向中国人民投降，洽降地点就在芷江。
　　
　　湖南抗战八年，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人物，那就是抗日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薜岳。他是三次长沙战役的总指挥，在省主席任上他提出了一条口号：“化路为田，运粮上山”。动员和发动民众，坚壁清野，破坏路桥，迟缓日军前进速度，不留一口饭给日军。他是湖南抗战的标志性人物，1939年长沙市中心一条南北向主干道曾被命名为伯陵路（薜因仰慕岳飞名“岳”，字伯陵。此路即今天的蔡锷路）。这位湘省主席解甲归田后在台湾嘉义农村隐居，1998年去世，享年104岁。
　　
　　二、湖南省在抗战中的损失和代价统计
　　
　　湖南作为抗战的重要战场，为抗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人员伤亡方面，根据多方统计综合，官兵阵亡在30万以上，民众被日军杀戮达92万人，被炸伤、杀伤者达100.4万人。抗战时湖南省在经济损失方面的调查统计，曾先后两次大规模的核实研究。1939年下半年国民政府下令各地对战争损失开展调查，1946年12月湖南省政府统计室形成《湖南抗战损失统计》，1948年1月又根据各部门和各县市补报的损失，形成《抗战损失调整表》文件，初步摸清了全省战争经济损失的总数量。200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课题调研。这项重大课题调研的成果，已编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公开出版，为国内外学者提供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关于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系统资料。湖南方面按照课题要求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取证、核实、分析和认定，已基本得出在目前条件下最为严谨的数据。详细清单如下：
　　
　　全省直接经济损失补报15项：1.省营矿业机器设备损失清单100亿元；2.民营工矿业391家中42家有损失清单，349家未查报损失，应补报损失1.009亿元；3.全省各县通信器材有损失清单，未折算价值，补记28亿元；4.尚有慈利、石门等37县未报工业同业公会会员财产直接损失，按已报损县份平均数核算补记28.29亿元；5.尚有辰溪、芷江等23县未报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财产直接损失，按已报损县份平均数核算补记5511.053亿元；6.尚有嘉禾、临澧等35县未报银行业与钱业公会会员财产直接损失，按已报损县份平均数核算补记30.33216亿元；7.尚有安化、新宁等35县未报矿业同业公会会员财产直接损失，按已报损县份平均数核算补记22.274879亿元；8.尚有临澧、安化等27县未报农会渔业基层会员财产直接损失，按已报损县份平均数核算补记35.937亿元；9.尚有芷江、黔阳等19县人民团体财产直接损失数据因丢失而未报，按已报损县份平均数核算补记3111.488983亿元；10.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损失少记91亿元；11.日军强征劳力损失按1945年物价指数折算计553.2215亿元；12.掠夺儿童工资42.926197亿元；13.强奸致死、致残、致病妇女20万人以上，需付给治疗费、医药费、安葬费、精神损失费37720亿元；14.掠夺金融矿产24893.9008亿元；15.六大战役的军费损失在6亿美元以上。以上15项统计17.091019亿美元，加上1948年1月省政府统计处在《抗战损失调整表》中已统计18.1848亿美元，共计直接经济损失35.275819亿美元。
　　
　　全省间接经济损失方面，1948年的《抗战损失调整表》中仅将迁移费、防空设备费、疏散费、救济费、抚恤费、应变费等列入间接损失费。在1946年《抗战损失统计》中也只有少数企业将可能生产减少和可获利润减少两项列入其中。受当时认识水平和国内战争环境的限制，许多间接损失项目没有办法列入统计范围内。因此，1948年的《抗战损失调整表》统计的湖南全省在抗战中的间接经济损失仅为6878.11786773亿元，折合1.0728亿美元。经过最近的摸底调查，可以核实列入间接损失的至少尚有下列6项：1.募捐损失1767.89亿元；2.人力资源损失包括常备兵役、民团、民工和流亡劳动力等10970.13427亿元；3.难民救济损失8983.1957亿元；4.长沙大火损失60718.4388亿元；5.抗战八年用于防御日军鼠疫细菌毒气战引发的疫病而增加防疫费、卫生费、消毒病等1201.4409亿元；6.因战争死亡920086人，重伤738512人，轻伤963786人，需偿付掩埋费、治疗费、医药费、抚恤费至少216.2341亿元。以上6项增加间接损失76.3219316亿美元，与1948年统计两项相加共计77.39473亿美元。
　　
　　将以上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两项合计，总数达到112.670549亿美元，我们暂以“甲数字”相称。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相对保守的。如果按照台湾国史馆编修迟景德先生的研究计入每位战争伤亡者成本损失，仅人口伤亡损失就达到262.2383亿美元（以每名伤亡抵1万美元计），那么湖南抗战八年的总损失则高达374.908819亿美元。我们称这个数字为“乙数字”。战后的湖南满目疮痍，又重新回到一穷二白的状况，到处都是战争的创伤，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战争伤亡使湖南人口数量和质量断崖式下降，摧毁了人力资源这个现代化最基本的条件，湖南近代化以来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经济基础不复存在，而且全省国民经济完全崩溃，给全社会的战后重建带来重重困难。为了进一步说明抗战期间湖南全省的损失情况，我们且用战前1937年的数据来作一比较：1937年湖南的财政收入为1425.6618万美元，甲数字（也就是直损和间损两项之和）相当于它的78.9倍，即湖南抗战八年的代价和付出大体相当于79年的全省1937年度财政收入；而乙数字则更为惊人，相当于262.9倍，即将近263年的1937年的财政收入。湖南社会生产生活的恢复步履艰难，其工农业生产直到1952年才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
　　
　　三、这场战争留给史家的思考
　　
　　这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已远逝而去，七十年矣！从它爆发一开始到战争结束，直至今天，对它的说法有共识，也有重大分歧。人们深爱故土和家园，尊重各自的历史，西方人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作为二战起点，俄罗斯以卫国战争作起点，从战争的全过程考察，表述不同实际上也并不矛盾。但对于发生世界东方、由中华民族一肩扛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即使后来它也被纳入二战体系，成为东方战场的重要主体，我们也不得不说，抗日战争又蕴含着特别的历史内涵，不宜与二战一概划等号。它的持续时间比二战长得多。
　　
　　我们看待这场战争，它既有二战的一般特征，同时又有太多的中国因素和中日两国的历史原因。抗日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上继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抵抗外国军事入侵的最后一场大战，同时又是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即把灭亡中国作为其崛起称霸战略国策所形成的中日关系史的一次清算。正因为这一系列的复杂因素，我们在研究抗战历史的时候长期被历史的迷雾所误导，即使身处当时环境下的人们也纠结不清。
　　
　　当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时，中国军民在远东已经同日军侵略军浴血战斗了8年，但中国政府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由林森主席签署文告正式对日宣战。我们常常说“八年抗战”，主要指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这一阶段。其实由此上溯，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已经八年。从“九一八”开始，日本侵略军大肆蹂躏中国的国土、杀我同胞。事实上自“九一八”起中国军队的抗日斗争，其中就不乏颇具规模的战役。
　　
　　1932年1月28日，首次淞沪抗战，双方伤亡总计达2万左右，是“九一八”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正式交手，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主动抵抗。战火在中国土地上燃烧没有引起世界主要是欧美列强的重视，但中国人民自己不应该忘记和选择性忽视。“八年抗战”这样的表述没有尊重历史，也是对包括东三省人民在内的中国军民的漠视，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道义，中国人都只能说“十四年抗战”。
　　
　　只要我们不忘记历史，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还可以往上追溯。五四运动源于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华利益输送日本，导火索实为抗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覆灭，震惊朝野。湖南人开始崭露头角，湘军出兵辽东，防守牛庄、营口，也是为了抗日。西方人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显然，在他们眼中，爆发在1930年代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应被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而湖南人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中又十分独特。在湖南省西部土苗杂处的土司地区，至今仍然保留下来一种“过赶年”的民俗，即源自于明朝时期土司武装赴东南沿海抗倭。日本人在反思中日战争史的时候，对湖南这样一个省份，应该会产生一种复杂的心态和情结。
　　
　　重温一部中国近代史，我始终把日本军国主义看成两个蹂躏和侵略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灭亡中国成为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民族和社会已经被绑架上战车，他们是加害者。而中国人民则是受害者，若不亡国灭种，唯有抵抗，这也是从甲午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这里结束了那里又开始了，历时之长、艰苦之卓绝，超乎想象的根本原因，它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又非仅仅从属于二战，它在许多地方超越了二战时空。西方从二战视角看中国战场，作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则不能仅仅局限于西方的人文历史概念。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首先要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走向来把握抗日战争。其次，有关抗战重大事件的名称表述上需要正本清源，特别是不能简单沿袭日本人的说法。比如，我们已习惯于称“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事变”在辞书上的解释特指突发性事件，这是日军精心挑选的一个中性词，他们在有意淡化事件的严重性质，它已不是突发事件，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日本侵略军蓄谋已久的战争挑衅行动，它的性质和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和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完全一样，9月1日被西方定义为二战开始日，6月22日被苏联定为“德国入侵苏联纪念日”，也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开始日，他们从来不会平平淡淡地称之为什么“事变”。还需引起重视的是，我们至今仍有历史教科书和研究著作把很多抗战中的大战役叫什么什么会战，比较多的沿袭了日军战史中的一些提法。我们应该向苏联人学习，旗帜鲜明地叫保卫战，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广州保卫战等等。这里面有一个谁主谁从的问题，抗日战争中国是主体。我们回溯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这是第一点思考。
　　
　　缅怀历史，反思战争，从来都会有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等等不同的角度考量。英国人比较重视英伦三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地位，美国人会津津乐道太平洋战场、诺曼底豋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美国社会巨大生产力所提供的战略物资对盟军的支撑作用，苏联人则会强调苏联红军作为主力在取得二战胜利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这种突出自身的地位作用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为了突显自身的影响甚至为了政治目的去篡改历史进而打压同盟者并且刻意藐视其他主体作用的行为。而今在西方二战研究领域，历史不仅被不公正遗忘，篡改历史在有的时候已让人不安。比如故意“忽视”苏联在二战胜利中的作用，比如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无足轻重，日本投降是因为“两颗原子弹”，把中国正式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定在1942年，一些研究者据此不认为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中平等的一员，而抗战的损失统计居然不包括1942年之前，等等。说到底，这些学术领域的不正常现象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本意是为解释今天世界力量格局的某些特点，为解释美国或者其他大国想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是违背历史研究规范和学术伦理的。
　　
　　在国内研究领域，我们欣喜地看到，抗战研究呈现出一道与国外气候迥异，更为开放、包容、公正、严谨、科学和理性，逐渐摆脱国共两党恩怨的平实学术研究的独特风景线。在大陆，正面评价国民党抗战已成为主流意见，并且上升到政府政策层面加强对抗战老兵生活待遇的保障。对比改革开放以前设置的研究禁区，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台湾，也越来越多地理性评价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游击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和抗日持久战战略，得到了较高认同。研究家们认为，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与国民政府军政高层“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学地解决了中国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取胜的途径、道路和方法。对战略认识的趋同客观上为协调全国抗战、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原来那种共产党“游而不击”和国民党“消极抗战”一类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更多地是严谨公正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但是，随着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一些新的奇谈怪论借历史研究的外衣纷纷出笼。比如流行一种“共产党在抗战中仅牺牲一位将军”的说法，以影射共产党保存实力、消极抗战。作者罔顾国共两党军队的不同性质、在授衔等制度上的较大差别，有意歪曲历史。这里包含有对湖南人在抗战中所作牺牲和贡献的整体评价问题。因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中，其高中级将领和下层士官湖南省籍较多，其中团级以上阵亡牺牲者就有十多人。有人专门统计中共团旅级军事将领在抗日中牺牲的人数，东北抗联75位，八路军76位，新四军26位，华南游击队8人，共计188人。当然，这些极端说法都只是时代杂音。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还要更多的理性和持平，实事求是，深入研究，真实还原这一段让人铭刻心骨的历史，警示后人，这是第二点思考。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和反攻阶段后，湖南全省成为重要战场，我们已经缕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重大战役，并且实事求是地核算了湖南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全省民众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为什么是湖南人承担了这一份职责？湖南人民的奋斗牺牲精神为持久抗战作了最好的诠释，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却步，日军妄图打通武汉和广州交通线，美梦在湖南破灭。这里成为拱卫大西南战略后方的屏障，这里是中国军民用血肉铸成的铜墙铁臂和钢铁长城，成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中流砥柱，这里是中国的“南天一柱”。七十年后，我们流连在三湘四水，抗战纪念塔碑、忠烈祠、烈士墓等等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无数抗日英烈长眠在湖南这一片热土，世世代代受人祭奠和膜拜。
　　
　　一位前贤曾在日本作《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湖南人“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非常遗憾的是，日本人当年几乎没有在意或者读懂杨度的这些诗句。但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了一份日军参谋本部在1943年根据现地作战情报资料汇总的《湖南兵要地志概说》，与其他兵志中介绍各省民风互有长短优劣所不同，他们对湖南人真正没有半句坏话，通篇都是“尚武”、“好学”、“质朴勤勉”、“世淡利”、“慷慨进取”、“坚忍力行”等等，如潮好评，令人惊诧。由此可见，湖南人在日军心目中是有极高地位的。更为不易的是湖南民众的人道精神高度，在湖南，还有为日本战没军人所修的墓冢，他们作为侵略者做了异域的孤魂野鬼完全是罪有应得，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也得到宽恕可以入土为安。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中将曾为黄土岭倭冦万人冢作联：巧逗干戈，丧命上国，可恨亦可怜，聊修京观慰春梦；欣歌秋社，瘗旅暂抔，既安犹且固，莫作冤魂厉此墟。这种展现人道主义和人类高尚情怀的善行，让人感慨万千。七十年后我们回顾这场战争，不能不为我们的前辈湖南人点赞，湖南人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生死存亡巨大考验中的牺牲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也会为后世万代湖南人引以为骄傲和无比自豪，这是我的第三点思考。
　　
　　深刻反省这场战争，维护好世界和平。我们可以从湖南抗战的巨大伤亡和惨重代价来推算整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以及被日军占领的邻国和地区民众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是中国和亚洲远东地区战祸的根源，日本是加害者，被日军占领蹂躏的地区和民众是受害者，这个事实不容混淆和模糊。现在有一些日本人士借纪念广岛长崎核爆、东京大轰炸，复原日本平民所历经的战争苦难，并且以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来赢得社会的同情和理解，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大浩劫是由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日本法西斯是这场浩劫的罪恶元凶，日本民众既曾是加害者中之一分子，也曾是受害者，但大和民族的这场灾难，肇事者是日本军国主义，这却是大是大非，丝毫不能模糊。非如此不足以以史为鉴，非如此不足以以启将来。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历史上有相互学习的典范。在漫长的历史阶段，日本谴唐使来华学习，把汉族制度文明带回日本，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日本的老师。日本明治维新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许多杰出的中国人东渡日本，向日本学习，日本成为中国的老师。中国的民主革命，不管其动机和目的如何，中国的革命志士和革命活动，都曾得到日本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庸讳言，一部分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日本向我们提供了无息贷款和技术，这中间既包含了日本政府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沉灾难的道歉和反省，更包含有日本社会对华友好、与邻为善的一片诚意。中日之间，和平友好，是两利双嬴的。反之，我们总结中日战争的后果，则是两败俱伤。尤其是当今，日本在战后赢得超常发展而步入连续滞胀二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日本社会右翼化倾向明显，军国主义借尸还魂势力有所抬头，中日两国是步入二十世纪上半期重演战争悲剧，抑或是认识总结历史，吸取经验教训，避免战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值得深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日本走出经济滞胀，要靠和平发展而不是战争，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和平环境更是首选。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要更加珍爱和平，只有全社会一起来制止战争，才能说真正吸取了二战的历史教训，这是第四点思考。
　　
　　末了，兹恭录七十年前湖南人民在国立湖南大学礼堂庆祝抗战胜利的门联作为本文的结语：“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明无此壮；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作者简介：李跃龙，湖南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副主任（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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