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民族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礼、义、廉、耻”，或是“仁、义、礼、智、信”、“明礼诚信”的提法，都彰显了“礼”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礼”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尊重，“礼”崇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尚往来中，有时也以金钱、物质作载体，这样就有了礼品、礼物、礼金，有了“人情往来”，但是在“人情往来”中传递的情感，表达的尊重，并不会因金钱、物质的多寡而改变，自古中华民族就有“千里送鸿毛，礼轻情义重”，“君子之交淡于水”的共识，这种轻物重情的“人情往来”是高尚的，值得大力提倡。
　　
　　但是，目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偏移。“人情往来”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功利化、商品化的倾向，以“人情往来”为手段，捞取个人的物质利益，获取个人名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的“人情风”、“人情债”，已使广大老百姓不堪重负，已经成为危及民生的社会公害。
　　
　　在省文史馆员的调研中，不少社区居民反映，当前人情消费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不少家庭为人情所累。水风井社区彭主任介绍，在其社区被调查对象中，“人情”消费近年来一路攀升，八成以上的居民家庭“入不敷出”。尤其是在“五一”“十一”等“人情消费高峰期”尤为明显。现在长沙的人情消费档次基本上为：同学同事朋友一般200元起，亲戚朋友的千元甚至万元。人情消费的范围在扩大，从党政机关到事业单位，从大学到幼儿园，从领导干部到平民百姓，人情无处不在，甚至连小孩也陷入了人情消费的漩涡。社区的李师傅说：“8月份对他来说是‘人情灾难月’：侄女升学、乡下亲戚娶亲、好友孙子周岁、好友六十大寿等，仅8月份人情消费就近5000元，远超3500元的家庭收入。”来自邵阳洞口的农民工周英峰反映，他家去年的人情消费占全家年收入的一半。他认为，在农村人们的攀比心理更甚，人情交往变了味，名目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礼金越来越重，频率也越来越高，使得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成了难以拒绝的负担和压力，到了老百姓苦不堪言的地步。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人之常情的亲和剂，工作沟通的润滑剂，一种和谐人际关系的有效方式，但变质、变味的人情交往是敛财巴结、行贿受贿的腐蚀剂，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情交往本意是重情，联络亲戚朋友的感情，现在“有事必请、有请必送”的风气成了普通家庭难以负担的人情“债”。
　　
　　“人情往来”是一柄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增进感情，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使用不当则将增大社会不公，加重老百姓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成为一种社会公害，甚至成为腐败的掮客和手段。为了使“人情往来”纳入“礼”文化的健康轨道，在道德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省文史馆员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公款送礼治理力度。严肃查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各种名义公款送礼的行为，杜绝公款送礼的不正之风。
　　
　　2.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坚决执行党纪法规在人情往来中的各项规定，不参与不合理的人情交往，自觉将违规收受的礼物、礼金上交纪检部门。坚决抵制重物轻情的人情风，引导人情往来朝轻物重情的方向健康发展。
　　
　　3.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正确的人情观。新闻媒体发挥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要大力推介在人情往来中，钱、物少了，人情味更浓了的好人好事。提倡红白喜事少办、简办，有意义地办。党委政府也要引导群众转换观念，移风易俗，从自身做起，放下面子，敢于抵制不合理的人情消费，进一步减少人情债，淳化民风，使人情消费回归理性、健康、适度。
　　
　　4.重视发挥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社会基层组织对不同人群、不同场合、不同层次的人情往来，所涉及的礼金、礼物、礼品的数量、额度，作一个大致约定，在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和单位规章制度中增加有关内容，有效制止愈刮愈烈的“人情风”和“人情债”。
　　
　　5.进一步细化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的相关规定，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合理界定正常的人情往来与非法收受礼金的区别。
　　
　　（课题组成员：省文史馆员王沛清、唐凯麟、王治来、秦旭卿、龚笃清、陈先枢、聂鑫森、林澎、万里、梁小进、彭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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