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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青:秋瑾也是湖南人

2018-01-08 17:12:34 来源:红网 作者:李丹青 编辑:张兴诚

秋瑾纪念雕像

  编辑《湖湘文化名言100句》,在是否收录秋瑾语录上面,我们内心十分纠结。编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收录湖湘先贤名言警句来反映湖南人的性格、事功和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不收,心有不甘,难以释怀,秋瑾前辈确实有一些励志名言,足以激励后人。收了吧,很多人士反对,他们认为秋瑾不是湖南人。是的,在权威的著作里,秋瑾的籍贯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所以约定俗成,秋瑾是浙江人,《辞海》如是说。即使由湖南省编辑出版的《湖湘文库》,煌煌700多册之巨,有多少杰出的湘籍人物连篇累牍,位置显要,乃至平庸而不见经传的人士,都堂而皇之有文集有著作入选,而秋瑾却没有收入,既无她的集子,也无研究她的著作。应不应该在我们湖南人编纂的文献典籍中给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杰、一位长期生活、成长在湖南并已融入湖南的外来女性以一个适当的篇幅和立传的空间?

  辛亥革命成功以来,秋瑾作为革命先烈和妇女解放的先驱,已为正史充分肯定,为全社会所公认,但是,我们湖南在对于秋瑾的地域文化归属的认同上却有偏差,相较之于浙江、相较之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表现是在退步。我认为,无论从秋瑾短暂一生的经历看,还是秋瑾本人的文化认同视角看,秋瑾既是浙江人,又是我们湖南人。秋瑾在湖南生活的时间更长,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更大,她的口音、生活习惯、她的家庭子女和交游圈子,与浙江相比较,更多的表现出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引用一位秋瑾友人陶在东的话说,“女士虽浙籍,而随宦生长湖南,口音习惯,纯乎一湖南人也。”“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革命真史》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秋瑾“是湖南湘潭人”。

  当今,对于一位知名历史人物的籍贯、故里等产生争议,比如蔡伦是桂阳人还是耒阳人,诸葛亮躬耕陇亩是在南阳还是襄阳,等等,由于行政建置的变更或者文献的湮没,既有学术研究的成分,更多地则是各个地方在经济利益(主要是名人效益)上的考量。但对于秋瑾是哪里人氏的看法和不同意见不属于这一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信息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地域观念和地域文化的认同问题,在人物定性分析中如何看待籍贯的问题。秋瑾的祖籍是山阴,秋瑾的最后牺牲地也在绍兴她的老家,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秋瑾家从祖、父两代开始即通过科举入仕,宦游外地,她的前辈几代多在外省为官,长时期客居闽、湘等地,早已不是居家耕读、安土重迁的乡绅,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自耕农,他们不以农桑为业,而靠做官谋生。秋瑾不出生在绍兴,而是降生在祖父秋嘉禾为官的闽南某县。她的童年除偶回绍兴外,基本上不在老家度过。儿时因父亲秋寿南在闽省任期届满,候缺任直隶知州来到湖南。在清代,直隶州是比县高配半级的行政区划,有的辖县,有的不辖县。秋父与湖南有缘,下半生一直在湘流连、辗转徘徊,湘潭、桂阳、常德等地都流下了他的足迹,任知州,办榷运,干过肥缺,在多地和多个岗位历练,但一直没有擢升到省级领导的位置上。秋家在湖南还置有产业,秋瑾在湖南随兄读书,秋父最后也在湖南任上去世。除秋寿南在湘多地任职之外,秋家成员与湖南关系都非常密切。秋寿南继配孙氏是湖南人,为秋家育有一子秋宗章,秋瑾有了一位小近20岁的同父异母弟弟,这位幼童比自己的外甥也就是秋瑾之子王沅德仅大两岁。秋父在桂阳病逝后,灵柩选择在湘潭暂厝。秋家没有打算回原籍,而是继续定居湖南。秋瑾的妹妹秋闺珵在湘潭完婚,秋王两家还合作在湘潭十三总开了一家“和济钱庄”,由秋瑾长兄秋誉章打理并主持。秋家在绍兴已没有什么念想,而是继续在湖南湘潭定居和发展。王家在当地既有名望又有势力,秋王联姻也难一笔分开,王家处处在帮衬秋家,这也是秋王两家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

  秋瑾32岁就义,一生非常短暂。湖南、福建、台湾、浙江、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地是她曾经生活的地方,其中,湖南是她生活时间最长也是影响最大的地方。她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在湖南,在湖南学习,在湖南完婚、成家,由一位女童成为富家阔太太,两个孩子一个生在湘潭十八总义源当铺,一个生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前前后后在湖南大约生活了十多年,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湖南对秋瑾的影响是一生的,无论走到哪里,湖南人士在她的人脉圈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神冲老铺子离荷叶塘几里路许,夫家与显赫的曾氏家族过从有几代人,曾国藩长孙曾广钧既是长辈,又成为她的老师,还是秋王联姻的牵线人。唐群英、葛健豪又是她的闺蜜好朋友。特别一提的是,秋瑾在长沙期间,因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秋家与这个地方有交集,民族危亡可能从来没有如此迫在眉睫令秋瑾感同身受。维新运动随之而起,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一省,新政大开大合,时务学堂开办,梁启超莅临长沙讲学,这种社会氛围对于一位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影响是至深且巨的。她后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义、刘揆一、陈撷芬等湖南人都关系非常密切。陈天华蹈海后,秋瑾悲恸不已,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和憎恨。秋瑾自幼接受了有别于女童的教育,学习湖南的巫家拳。她的侠义豪气在谭嗣同蒙难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曾骑马专程赴浏阳探视谭的夫人李闰。 “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这一句谭嗣同慷慨赴死前留下的话语,我相信应该无数次地感动着秋瑾,不然后来的秋瑾说不出如此类似的名言,“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美好的语句可以相互引证,这是一句警世名言的男女两个版本,一位男杰,一位女雄,一前一后,彪炳湖湘历史。在秋瑾的文集中,除与湘人往返书信外,还收有秋瑾描述湘景湘情的诗文,如《去常德舟中感赋》,“一去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秋瑾到过湖南的很多地方,对湖南的真实感知超过浙江,她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是有感情的。

  问题来了。在秋瑾英勇牺牲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文献、史乘传记,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作品、口述历史和研究著作,大都在描述和歌颂秋瑾这位英雄人物的同时,把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婆家等写得一团黑,这既不公正也有背历史事实,有意无意之中把秋瑾和湖南的密切关系作了不恰当的切割。王廷钧生于一个殷实富有之家,祖上既有湘乡曾(国藩)罗(泽南)那一代人的军功光环,也有接下来几代人擅长经营所积累的巨额财富,这是一个典型的富绅之家。王家既是许多年前意识形态红线下的“大地主老财”,又是当下我们羡慕的“贵族”和“乡绅”,王廷钧就是一位富二代,他不具备背叛自己阶级、家庭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进性,他从小饱读诗书、阔绰富有但决不委琐、自私和狭獈。少年的王廷钧,在秋瑾弟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中被描述为“婿字子芳,行三,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这是小舅子眼中的姐夫,典型的高富帅,形象是光鲜的。后来与王廷钧秋瑾夫妇做了儿女亲家的张翊六在《子芳先生夫妇合传》里说他这位亲家“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王廷钧美丰仪、有学养而又洒脱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们长时期以来把王描绘得一塌糊塗,岂不是低估了少女时代秋瑾的心智和眼光?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秋瑾在包括家书和文字中对丈夫的不满和指责呢?民间有句俗语,不要掺合俩口子的事。静静想想,秋王家中事,多少是非,多少曲直,你非要去较真,恐怕是剪不断、理还乱吧。秋瑾牺牲后不到两年王廷钧也因惊悸而病故,也就是说只活了32岁,为这对夫妇的不幸结局划上了句号。王秋姻缘起于美好,止于悲伤,这段婚姻是一出悲剧。其中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时代的悲剧,国家民族的悲剧造成家庭的悲剧、个人的悲剧。秋瑾从湖南走到北京,再留学日本,她响应时代召唤,总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联系在一起,不断地从小地方走进大局面,从平凡走向辉煌,她是革命家。而王廷钧却自始至终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普通士大夫,他也赴京求仕,但仅限于读书做官,他没有走出传统的路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中直机关干部”,在历史的大变故时代没有主张和诉求,选择观望,做了一位平庸的看客,他甚至都没有留下一点回忆性文字,把这段婚姻、这个家族的历史和他的心路历程告诉后人。二是夫妻性格的悲剧,俩人性格的差异造成婚姻家庭的悲剧。看似门当户对,金童女玉,但秋瑾性情豪放而侠义,王廷钧内向保守而收敛。秋瑾由家庭主妇一步一步走向职业革命生涯,向上提升,而王廷钧作为丈夫却无所作为,一步一步向下沉沦,俩口子的位置乾坤倒置,开始失衡。如果秋瑾是一位安份的家庭主妇,他们的小日子即使在那样的乱世也不至于困顿,可能十分温馨;又如果王廷钧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妻子一同参与晚清革命,历史上就多了一对蔡和森向警予式的革命伴侣。秋瑾“不作儿女之态”,舍小家为大家,短暂的一生实际上与自己一对年幼的子女交集不多,她为留学甚至抛下幼女,将年仅4岁的王灿芝托付友人谢家,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以至于30年后王灿芝说不出对母亲的一丁点印象。但是,我们不能指责这位女英雄没有相夫教子,去做贤妻良母。而王家作为大户人家,则自始至终是一块世外桃源,家人心灵的港湾,在风云变换中庇护着自己的儿女。我们同样不能苛求这个家族个个都要成为秋瑾,踏上流血革命的征程。王秋性格的差异导致了夫妻的交恶和分离,难能可贵的是王廷钧并没有续娶,而是鳏居而终。还有一点,秋瑾身后事,王家是负责而又有担当的。清廷发现秋瑾葬在西湖,当即平坟,烈士遗骨无处安身。当时气氛肃杀,秋家一筹莫展。王家也是“乱党”家属,处境可想而知,但秋瑾的婆婆王屈氏毅然派人赴浙,以秋瑾之子王沅德的名义迎榇返湘,卜葬秋瑾于湘潭昭山,在湖南落叶归根。

  秋瑾是伟大的女性,她为辛亥革命增添了光彩。但这位女杰的身后,一直有湖南的这个家族作背景。秋瑾是从夫家出发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虽然不能说王家大力支持了秋瑾的革命活动,但是,秋瑾从事革命活动如出国、办报、办学堂等等,有王家支助,这是客观事实。婆婆王屈氏作为一位妇道人家,大体上是开明有见识的。王家不是一个革命进步家庭,但它不是秋瑾的对立面。在血雨腥风的统治下,它冒巨大风险不计后果为“乱党”秋瑾办妥身后事。辛亥革命成功后,包括移灵西湖、营建衣冠冢和秋烈士祠,王家全程参与,提供经费。我们如果无底线地指责和丑化这个家族,显然违背历史的伦理。

秋瑾故居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秋瑾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千千万万个湖南家庭中的上上之选。秋瑾为王家育有一子一女,完全融入这个家族。后来,秋瑾夫妻反目,离家出走,走上革命道路,这又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在秋瑾被视为“乱党”和惨遭杀害后,王家没有选择划清界限,而是宽恕了这位叛逆的儿媳,他们为秋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成功后,王家也没有因为秋瑾的光环而得到褒扬和照顾,相反,在湘浙两省为烈士归葬西湖还是岳麓山的争议中顾全大局,认同“秋侠为革命巨子,世界公认,不敢一家私有”,妥善处理好了这些矛盾,这都是应该予以正面评价的。王家的衰败,起于儿媳秋瑾的“叛逆”,但这个家族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抛弃这位“毁家”的儿媳,从头到尾包容着自己的儿女。在白色恐怖之下,这个家族与秋瑾一损俱损,有难同当;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却没有和秋瑾一道,一荣俱荣,得到的却是偏见、否定,甚至谴责。

  在湖湘文化的源头,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娥皇女英千里寻夫。湖南接纳了这两位外来女子,她们被尊为湘水神、洞庭湖神衹,也称“湘娥”“湘灵”“湘妃”和“湘夫人”,和湖南密不可分,世世代代传唱讴歌。湖湘文化博大包容,外来文化元素成为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放的文化。秋瑾和二妃有相似但也不尽相同,秋瑾是一位从湖南走出去的女中豪杰,她虽然祖籍山阴,但成长却在湖南。清末有句老话:无湘不成军,无绍不成衙。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而秋瑾抛头颅洒热血,宁折勿弯与湖湘文化先贤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一脉相承。吴越文化的基因是灵巧重利,浙江文化是主打经济的文化,而湖南文化偏重政治军事,这里是革命家成长的沃土,是湖湘文化的浸润、湖南人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所培育,成就了秋瑾,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湖南人。

  文/李丹青(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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