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精神”中实事求是、奋发努力和追求进步的思想，从古代社会晚期就已经萌生。经由近代社会天地翻覆的变化，这些精神具备了更多现代关照和当代价值。我在观察“湖南精神”的现代转化的时候，发现“五四”前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五四”作为青年节，与五四运动的关联人所共知，但它背后凸显的青年话语，实际上从晚清的西学东渐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便已经生发滥觞。

　　自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后，在知识界，青年话语就和民族国家话语绑定在一起，它象征着未来与希望，而这恰恰是一种现代性意识。在现代性的观念里，启蒙与进步的政治内涵，以及持续的、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念被视为主流，不论是一个人的青春岁月，还是作为一个群体的青年，都与之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对塑造新人提出六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被提倡、弘扬的路线和思想都与过去的文化观念彻底撕裂，可以说，现代中国的青年是以一个决然的、自信的同时带有狂热情态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

　　具体在湖南，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俊才，正在以自己的思考与努力，去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新民学会会员也是湖南五四运动的主将，也为接下来的革命斗争储备了人才。

　　据美国汉学家裴士锋研究，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可以算作现代湖南人精神性格的原型。“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养心、治身、经邦、济世的道德规范，这对湖南人的精神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那么，实事求是的思想又是如何在“五四”前后凸显其价值的呢？而据资料显示，“实事求是”最早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到了清光绪十一年，湖南巡抚卞宝弟为《湖南通志》所作的序言提出“实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1914年，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4字书刻成大匾，悬挂在岳麓书院。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便受其影响，他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现代改造，它也成为“湖南精神”中重要的现代内涵。

　　中国立场、对民族问题的切身关注是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明确的一个观念。1919年，在一些挚友选择赴法留学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定留在国内。正如他曾经说的，“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湖南走出的志士仁人也多有这种立足国内现实、探索之路与国情结合的思想。当然，这也是与前面说到的实事求是和济世情怀分不开的。

　　不论怎么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有关青年的话题在当代中国从来不只是青年问题，作为一个概念的“青年”也不只是年龄意义上的界定，它与“老年”“中年”不同，青年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现代意识的和政治意识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五四”时那一代杰出人物的求索与选择中，感知到寻路的不易及其背后深邃的内涵。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