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届“隆平论坛”于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实践工作者200多人出席了大会，就“农业科技创新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纵观两天会议探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生产的环境问题”、“粮食安全与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土地改革”以及“农业组织与现代农业”等方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会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一、农业科技创新与粮食安全：生物创新的历史见证
　　
　　随着耕地和水资源的日益减少，生产力的提高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以及满足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的主要手段。面对全球化与新的供应链，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需要不断创新，才能应对不断变化是市场需求，保持竞争力。农业是一个生物过程，农业技术创新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创新。实践证明，农业生物技术对农业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作物与动物的生产率、稳产率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在国际上的某些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绩，但总的水平却不高。种子处于农业的前端，是农业的命脉，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将其列入国家战略。2013年，全球种业市场市场规模为426亿美元，中国以90.34亿美元占其总规模的21.19%，成为仅次美国的第2大国际种业市场，但是，这个重要的市场大部分被外资所控制。目前，中国外资种业公司虽然只有76家，但却控制了中国市场70%的种子来源。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我国农业科技实力不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一种压力。陈锡文指出，一方面要看到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杰出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确实处在世界的前沿，甚至领先，比如说杂交稻育种我们绝对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在更多的农业科研方面，我们还是落在人家后边。这些年来，种业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发展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国内的种子市场正在逐步的被国外的公司占领。国内的种业“小、散、弱”的现象没有能够很好的克服。力量分散造成了企业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对于农业科技的发展，种业最为重要，但我国的种业一直未能做大做强。
　　
　　因此，在目前中国种业发展上，袁隆平、官春云等院士所组成的创新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湖南省委副书记孙金龙高度评价了湖南科学家为人类农业文明作出的突出贡献。认为以袁隆平院士、官春云院士、刘筠院士、印遇龙院士等为代表的湖南农业科学家，不断进行农业科技创新，对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乃至世界农业的技术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高度评价了袁隆平院士领衔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亩产千公斤攻关取得的成功，认为该项育种技术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袁隆平院士在其报告中介绍了其领衔的超级杂交水稻计划，该计划的第四期产量已经达到1026公斤，株高在1.24米，每一穗粒数达到了330粒，结穗率在92%，每公顷产量可达19吨。超级稻育种技术路线总的是两条，一条是形态改良，一条是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关键是要提高杂交水稻的生物学产量，通过提高植物的株杆的高度或者提高茎粗均可以提高其生物学产量，这是培育超级杂交水稻的两条技术线路。
　　
　　转基因问题是育种创新目前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在面对群众对转基因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官春云院士对转基因作物与转基因技术做了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明。官院士认为，从广义上来看，就生物之间基因的转移都叫转基因，两个不同的具有不同性状的品种的基因进行杂交，然后再进行选择，以及在自然阶段中植物的天然杂交，生物的净化都包括了基因的重组和转移。现在种植的绝大部分农作物，并不都是天然的野生品种，都是经过长期人工的培育，特别是通过杂交育种形成的，杂交育种本身就是转基因。植物育种从系统选择到杂交育种，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吃转基因不知道吃了多少年了，通过杂交把基因转移。狭义的转基因指利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将人们期望的母体基因或者目标基因，经过人工分离和遗传修饰，重新导入到生物体的基因组中，赋予新的优良性状，克服常规育种难以突破的遗传障碍。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培育农作物的新品种，跟广义的转基因的基本内容相同，只是是一个特定的基因在那里转移。官院士指出，中国农业要能够不断发展，提高产量和抗性需要利用转基因；不要把转基因作物看成是有很多问题的作物，这实际上是对转基因还不够了解。转基因确实能提高产量，提高抗性，是一个新技术，应该要大力发展。
　　
　　如何提高中国种业的竞争力？提高种子的研发能力？国家层面应提供共性技术的支持，企业层面应加强个性技术的开发，这需要相应的金融体系予以支持。刘祚祥教授认为我国种业发展停滞有其深刻的金融根源，新种子的培育具有周期长、风险大、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等特点。现有的经费制度设计中，国家财政拨款主要安排在共性技术的研究上，缺乏对具体创新项目的支持，导致我国科研成果与种业生产需求严重脱节，90%的种业研究成果发挥不了作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主要功能是为企业提供流动性资产，不能为创新性农业技术开发与研究提供金融支持。提高我国种业的创新能力，关键是要能够设计出市场对种业创新行为的定价机制，对具有创新能力与创新行为的企业家准确定价。
　　
　　湖南省委党校王克修教授在湖南溆浦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选择路径：（1）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带动效应；（2）以技术专家为引领，致力农业科技创新产研结合；（3）以项目实施为抓手，优化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4）以农民培训为基础，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并提出了在山区丘陵推进农业技术进步，需要从自然生态条件实际出发，以推广实用插秧技术为突破口，大力研发和推广轻简、高效、适应性强的农业生产机械，切实解决中稻区水稻综合机械化率偏低的问题。油菜生产要大力推广分厢、开沟和旋耕机械，以及集分厢、开沟、播种、施肥、覆土于一体的联合播种机械；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广集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联合收获机械和二段收获机械等具体方法。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城乡环境负荷加大、整体质量下降，石化能源濒临枯竭、水土资源相对减少等严酷现实，对农业科技创新与粮食安全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与人类及生物自身、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及其产业化密切相关。
　　
　　二、粮食生产与环境资源：不简单的关系
　　
　　每种植物与动物都有其适宜自己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环境又取决于一些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条件，其中土壤质量、温度和水源是其关键要素。中国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一直采取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的目标，在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我们其实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环境代价。陈锡文指出，我国每公顷土地使用的化肥是世界平均的4倍以上，造成土壤和水体的污染在不断加剧。现在每年使用的农药约180万吨左右，但真正能够作用于作物发挥作用的比重不到30%，有70%在喷洒过程中都喷到了地上或者飞到了空中，带来的污染也很严重；每年使用的塑料薄膜大概在240多万吨，但是每年能够回收的不到140万吨，那就意味着每年有100万吨以上的塑料薄膜遗留在土地里头，成为污染源。更何况还有整个水体的污染或者水源的短缺，还有其他方面如工业的污染、大气的污染等等。农业的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尽快的考虑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否则资源环境是难以承受的。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柏连阳教授剖析了湖南省稻田土壤镉污染和稻米镉超标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湖南有色金属矿中伴生镉较高，其次是肥料施用有导致农田镉污染的风险，但这种因素影响较小。因此，防治稻米镉等重金属污染的关键是污染源减排，其次是完善土壤镉污染修复技术，通过预期控制、循环阻控、综合修复、界面阻控等办法优先保障农产品镉不超标，逐步的修复土壤污染，先治标后治本，先保证农产品镉不超标，然后再慢慢的把土壤里的状况改善。并介绍了当前湖南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主要做法。重金属污染是当前导致农产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加强该项目的专项治理，提高该方法的科技创新力度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改善、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
　　
　　湖南省社科院邓秀华研究员基于湖南桃源、隆回两县的调查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及整治对策：（1）镉大米污染事件，前不久在全国闹的沸沸扬扬的湖南镉大米事件，虽然对镉含量的标准还存在分歧，但是已经造成极坏的影响。为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应该从3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政务公开，给农民知情权；第二，治标更需治本，从源头制止污染事件的发生；第三，整治污染，应该以预防为主。（2）农村环境污染，农村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生活污水的排放和各种垃圾。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需要改善农村居住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生活用水、垃圾处理等设施。（3）河水倒灌，工业废水排放。治理工业污水排放应该加强乡镇企业的管理，关闭低效益、高污染的企业，制定企业排放标准。
　　
　　那么，如何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粮食收入，就成为与会者的主要议题。印遇龙院士提出的推进节粮环保的养猪成套技术，运用回肠有效氨基酸供给和平衡理论，开发的“低蛋白质饲料配方技术”、“母子一体化技术”等成套技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养猪对环境的污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物问题。这套技术不同于在传统的范围内加添加剂，因为加微量元素以后，造成猪的粪便含重金属多，使土壤板结，并导致猪肉重金属超标。新的技术创新，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为降低养猪的环境成本提供了技术支持。长沙理工大学赵玲玲教授则提出了通过协同科技创新来解决农业环境污染问题，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湖南省社科院邝奕轩研究员探讨了如何解决洞庭湖水土的重金属污染，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提出了发展精准农业作为发展生态农业、解决农业污染的主要方法，认为精准农业能够改造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低效能的农业生产结构方式，并以物联网为基础，依据农田每一操作单元的具体资源条件，精准的调整各类土壤与作物管理措施，最大限度的优化利用各项农业投入，进而获取单位面积上的最佳农业产量和经济效益。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副教授认为要继承生态循环农业传统，确保中国粮食安全不能盲目照搬以规模生产追求农业规模收益的模式：（1）对生态农业传统进行科学整理和技术创新；（2）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农民组织化来传承生态农业技术；（3）要求耕作一块土地的农民能长期务农，并最好通过家庭代际之间传递农业技术，减少学习成本；（4）对于特定地域内的土壤改造、水利保障、种子选用、田间管理必须具有一定的规划。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梁福庆研究员总结了三峡库区环保科技创新的经验，其主要经验包括：（1）机制创新，不断健全完善管理机制；（2）政策创新，实事求是调整政策和制定规划；（3）科技创新，强化科技支撑作用；（4）方法创新，提高行政监管效能；（5）模式创新，组织开展环保试点示范项目；（6）方式创新，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和效益；（7）理念创新，凝聚公众环保共识。邵阳市委党校邓政副教授等人在对新邵县严塘镇戴家村和酿溪镇芭蕉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加强农村环境整治，一方面政府要提前介入农民建房的规划设计，引导农民集中成片建房，建立污水排放体系，规范污水处理。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循环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无害化、清洁生产，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大力推广土壤改良及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环保技术，加强治虫施药的统一管理，逐步开展天敌治虫、灯光诱杀治虫等，以减少滥施农药造成污染的机会；大力推广沼气池建设，通过循环的方式，资源化利用牲畜粪便、农作物秸秆，把废弃物变为农民所需的肥料、燃料和饲料；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采取必要措施禁止使用白色泡沫塑料；鼓励和引导农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将补贴与农户是否采用了节约型、环保型的农业技术挂钩，推行可降解农膜使用，将农业废弃物、畜禽粪便、作物秸秆等通过资源化途径加以综合利用；建立由政府扶持市场化运作的废物回收机制。
　　
　　农业的面源污染与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存在正相关，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可以减少农业的面源污染。陕西省榆林市兔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曹绥利提出，我国养殖业结构不合理，生猪养殖所占比重过高，全国每年养殖生猪7亿头。养猪业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包括粮食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并影响农民的经济收入等。他认为，大力发展养兔业能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通过减少生猪产量，用兔肉生产弥补供应缺口，既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丰富国人的餐桌。
　　
　　一个工厂几乎可以建设在任何地方，只要管理者和工人认为盈利和法律可行就可以运作，其产出是一个常量和可遇见的投入量的函数。理论上，现代农业几乎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在任何地方进行农业生产，甚至可以在寒带地区生产热带蔬菜，也可以在冬天生产夏天的瓜果，但是，把它扩展到大宗作物的生产就会极不经济而且会毁坏环境。因此，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不可能绕过去的话题，保护环境，修护环境，并提供资金支持，是确保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粮食与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径。
　　
　　三、粮食生产与空间布局：生存的选择
　　
　　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劳动力与资本。而土地资源如何配置？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其高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在这一时期实行了独特的土地制度。从经济增长结构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速的工业化与快速的城镇化拉动的。而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主要工具与资源就是土地。因此，城镇、乡村的空间布局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流转制度对于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而言就是个关键问题。
　　
　　农村的产业如何选择？是否应该依据其资源禀赋来进行产业规划与产业决策呢？广东省委党校黄铁苗教授与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以湖南长沙县开慧镇的产业选择与建设为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思考。近年来，开慧镇紧抓城乡一体化建设机遇，以“红色开慧，绿色板仓”为理念，围绕“红色旅游”和“生态休闲”的思路，逐步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开慧模式”雏形。该模式的主要思路是为城市居民下乡提供空间资源，在产业上为城市资本提供配套，将农业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因此，就开慧镇的发展而言，要考虑如何在这些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方面提高科技含量、提升观赏价值甚至是创新运营模式等方面多下功夫。例如，当前“社区支持农业（CSA）”就是一种比较有创意的经营模式。即城市居民为了得到更加健康、绿色的农产品以及体验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而绕开中间商，以社区为单位直接与现代农场签订合同，共同承担农作物的耕种并承担其中的风险，很好地恢复了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共张家界市委党校李宗利副教授以张家界的城乡发展为例，认为老少边穷落后地区应该将其优势资源作为发展区域城镇的引擎，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旅游扶贫”战略的重要途径，张家界乡村旅游产业，已经形成了“吾爱户外”等旅游品牌。
　　
　　如何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融合农村的资源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张湘涛部长认为，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应该强化文化的引领作用，创设多元化的生产体系；甘肃省委党校宋奎武教授、衡阳县学者刘放生等认为推进城镇化必须重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问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陆福兴博士提出了粮食主产区新型城镇要坚守“耕地”、“生态”、“农民利益”三条红线的政策主张。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傅晓华、赵运林则从资源融合的视角提出城镇化如何利用农村生态资源的问题，认为从开发利用来说，农村生态资源与经济社会资源具有本质的区别：经济社会资源具备“正反馈”效应，越是开发利用，资源就越丰富越发展，越是不开发利用就是越浪费；农村生态资源则具备“负反馈”效应，越是开发利用，资源就越耗竭，所以要合理开发利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农村生态资源最大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快速增长以农村生态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农田基本水利设施长期失修导致耕地自然生产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农业抗自然灾害能力一年不如一年；矿山基础设施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煤炭开采事故接连不断，低投入高产出的暴利又使得个体小煤矿屡禁不止。所以，经济投入的过度“节省”导致了农村生态资源的严重浪费，导致了短期经济行为与农村生态资源保护之间的激烈冲突，严重影响了城乡融合的进程。
　　
　　在如何处理城乡资源融合的问题上，许多参会者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议，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委常委谌孙武在发言中认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关键有四点，即土地入股、金融下乡、规划进村、农民转移。这四点回答了农民的“土地如何转”、农民发展生产的“钱从哪里来”、农民的家园“怎么建”、农民“怎么办”四个核心问题。麻阳的经验一是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贷，二是积极发展农村“五权”抵押贷款，三是努力探索信用担保合作贷款，四是尝试试行产业资金担保贷款。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六生介绍了宁乡县关山村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要抓住几个关键环节：一是要着眼农业的多功能开发，强化大农业的产业支撑和生态环境保护；二是要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的催化作用、农户的主体作用，发挥好三个积极性；三要切实解决好农民利益问题，通过土地合理流转，加快农民由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四要注重能人治村和“村支两委”建设，选准农村致富带头人，强化党支部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中的核心作用。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党支部书记田湘波在发言中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乡村为基础，形成城乡相互依托、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的结构系统主要包括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和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两个方面。并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存在以下风险：公共部门滥用权力；强拆农民土地与私吞拆迁款，农民进行抗争；财政支持“三农”投入缺乏追踪及问责；国资管理中的腐败问题；工程建设和土地管理中的腐败问题；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腐败问题；金融机构腐败问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廉政风险防范：加强廉政风险教育；提高廉政制度科学性；三是扩大监督平台。赣州市委政法委维稳办科长肖飞在发言中认为，美丽乡村核心是“民生”，亮点是“美丽”，基点是“乡村”。建设美丽乡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质升级，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既为推进人口市民化搭建了平台，也为促进农业产业化提供了支撑，又为实现资源集约化创造了条件，同时，还为加速城乡一体化夯实了根基。
　　
　　城镇化在土地资源方面，存在城乡替代博弈。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罗湖平博士认为通过对长沙市郊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调查，认为当前存在政府征而未用导致土地闲置的合法不合理型土地隐形市场、私搭乱建导致规划失效的合理不合法型土地隐形市场、触法搭建导致土地利用粗放的情与法边缘型土地隐形市场三种基本形态。因此，应该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线推进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用系统的思维来谋划，分领域、分步骤、有针对性地推进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步入显形化发展轨道；还要结合当前的现状，强化管理，严格执法，重点打击，各个击破，从而形成中国土地市场发展良序。新乐市化皮镇人大主席贾建友则认为，虽然城镇化是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但具体到地方的发展需求是不一致的，城市化更不是城镇化唯一的趋势，而在地方利益驱动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城镇化更是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重大问题的根源，这种超现实的城镇化已经埋下巨大的隐患，根本上是难以为继的，亟待叫停并进行一次从上到下彻底的改革。
　　
　　道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唐小青在发言中提出了城乡一体化中农村交通管理的薄弱环节，农村集镇交通安全管理不断产生新的压力，交通干线上的集镇交通拥堵现象更是屡屡发生，其问题主要呈现出：时段规律性、地点集中性、次数多发性、时间过长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道路交通通行量成倍增涨、配套设施建设较为滞后、群众安全意识不强、交通监管力度不大。而解决这些问题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警力不足、资金缺乏、机制不全。为此，必须突出重点，着力提高群众交通意识；突破难点，着力完善集镇配套设施；找准盲点，着力加大道路建设力度；把握特点，着力抓好农村交通管理。
　　
　　四、农业组织与粮食安全：农业增长的制度逻辑
　　
　　一般来说，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可以分为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因素三个层次。耕地、劳动力、资金技术投入是粮食生产的微观影响要素，扩大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与农业技术水平，增加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良种等资金和技术投入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措施；从中观角度而言，种粮比较收入的提升促进粮食生产，耕地非农化比较效益的提升制约粮食生产；从宏观而言，耕地保护制度和惠农政策对粮食生产有促进作用，越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越优厚的惠农政策，越有利于粮食生产。总之，粮食增长的关键是在优化土地配置情况下，依靠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特别是通过组织创新，以激活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从而将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推移。
　　
　　我国一直重视粮食生产，将国家的粮食安全作为国民经济生活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对粮食生产实施了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直接引导了粮食的种植与生产。陈锡文指出，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连续十年获得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连续十年持续增长。2003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是8614亿斤，从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1998年的10246亿斤，降到了8614亿斤，减少了将近1600亿斤左右，使当时粮食的供求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当紧张的时期。从2004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农业科技的进步，完善粮食的保障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开始持续增长，从2003年到2013年，十年之内，年度的粮食产量从8614亿斤增加到了12039亿斤，提高了3425亿斤，平均每年增产粮食342.5亿斤。能够连续保持十年的持续增长，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但是，从农业结构内部而言，我国的粮食生产存在安全隐患，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周清明教授通过调查研究认为粮食安全问题瓶颈主要是两个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一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没调动，二是各级地方政府种粮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农民为什么没有种粮积极性？因为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种西瓜、辣椒、黄瓜，效益都是种粮的几倍，且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过快，种子、农药化肥等等，价格比粮食价格涨得快得多。一个农民工在外面打工比种粮效益高三倍。此外，地方政府也没有了种粮的积极性，取消农业税以后，粮食种植对提高地方财力没有一点好处，宣传动员老百姓种粮食的话，还要花成本。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科员闫景铂从宏观视角概括了当今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五点：（1）工业化、城市化对粮食生产的威胁；（2）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十分脆弱；（3）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大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4）农业科技的推广还很滞后；（5）国家的粮食调控体制还不健全。
　　
　　很显然，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迫切需要构建新战略，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文胜研究员认为，人口大国的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新战略的构建，必须突破传统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必须从单纯的粮食安全战略上升为全局性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提高在世界粮食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来强化国内粮食安全，同时要以实现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相一致为前提。今天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同时，一样的投入除了公平合理的收入预期外，还有公平合理的发展预期，如果其他的投入收益远远超出粮食生产的收益，农民就失去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最终要依靠种粮收益的持续增加来激发，粮食的生产者不能致富，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最终保障。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王文强主任从市场与政府功能融合的视角提出了粮食安全的解决之道，提出了“以政策推动力对接市场原动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规划。在全面释放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推动力的战略规划中，王文强认为提出了四点建议：（1）调整农业投入政策；（2）创新土地管理政策；（3）强化资源要素向农业配置的政策保障；（4）完善农业行政管理制度。他主张以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机制，激活市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原动力，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对粮食经营行为的调节作用，形成自由竞争、机会均等、合作共赢的经济关系，产生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强大驱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研究员从当前农业正在发生变化的视角来理解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他认为中国农业呈现出以下趋势：（1）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个由种植业主导型向畜牧业主导型的变化；（2）种植业正在经历一个集中化产业布局的趋势；（3）小规模农业正在向大规模农业转变；（4）是更加注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5）是更加依靠科技在农业全产业链中的作用。（6）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和资源；（7）农业发展由过去的单一的生产功能向发挥生态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多功能转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粮食安全的新战略体系的基本思路：（1）调整农业结构，理顺种养关系；（2）补贴良种新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3）构建新的农产品消费模式，减少对生态与环境的压力；（4）建构低收入者的粮食补贴政策，促进社会和谐；（5）探索小规模基础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模式。
　　
　　目前正在实践的适度规模农业的组织方式主要包括了家庭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专业大户、农业股份公司等。与会者比较看好家庭农场与生产合作社，认为这两者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组织形式。四川省遂宁市农业局高级经济师杨茂君对四川省遂宁市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调研，该市的主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遂宁市目前已初步形成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为骨干、龙头企业为支撑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多样发展态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农业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农业需要实现从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进行根本性的转换，这就需要培育新兴的经营主体。在现有的农业新兴经营主体中，大多数的龙头企业的土地流转，基本上和粮食无关，表现出非农化和非粮化态势。但是绝大多数家庭农场所从事的是与种养业相关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家庭农场有可能成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民收入增长相结合的有效载体。郭晓鸣研究员认为家庭农场具有以下特点：（1）家庭农场的生产选择为巩固我国的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路径和支撑；（2）家庭农场主和当地的农村社区有比较强的地缘关系；（3）家庭农场凸现出开放式的发展态势，促进了城乡要素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4）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理性；（5）家庭农场拥有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对的自主发展能力。
　　
　　湘潭县委副书记周艳希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效应对和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提高农业规模效益。目前，家庭农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存在概念认知仍然不够，家庭农场规模政策性规定不明确，政策优势尚不明显，要素瓶颈仍然突出等问题，建议通过积极宣传引导，形成良好导向；明确支持政策，创造良好环境；推进土地流转，夯实发展基础；加强金融服务，解决资金困难；加强经营者培训，壮大人才支撑；引入社会化服务，增强发展保障等举措，加快培育家庭农场。湖南省委党校肖万春教授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法人农场建设的政策主张，认为法人农场就是依法登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组织，法人农场的优势包括：第一，是完全按企业的模式运作，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第二，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第三，信誉肯定较高，融资方面应该有优势；第四，能推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土地的集中经营。农业法人农场既可以由单个农户转化而来，也可以由几家农户组成，或者由农户与城市资本合作，我们要鼓励城市资本参与农业的经营。鼓励城市工商资本下乡，能够增加乡村建设的资金，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河南省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刻俭在发言中认为资本下乡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1）紧张的人地关系难以支持土地的资本规模经营；（2）基地或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难以带动农民增收，鼓励资本大规模下乡，将必然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资本往往会通过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将危机转嫁给广大农民承担；（3）资本参与社会服务难以给农民带来好处，资本是要攫取利润的，鼓励资本下乡进入农民生产服务环节，就是鼓励资本瓜分有限的农业利润。因此，建议通过农民的合作，建立强大的集体经济，以实现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产业化及农民利益最大化。
　　
　　农业经济组织的内在演变源于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成本逐步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就逐步加强，在劳动力成本的约束下农业的种植规模与养殖规模提高就成为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理性选择。而农业规模经济特别是种植业的规模经济以规模耕地使用为基础，因此，低成本的土地流转是组织农业规模经济的关键。湖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曾福生教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建立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方式，应该立足国内确保13亿多人的口粮安全。为此，需要建立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该机制的建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定位、目标和顶层设计；（2）加强对农田及其经营主体的分类管理，保障粮食种植的安全；（3）厘清主体责任，维护多元主体利益，保障粮食安全的可持续。
　　
　　土地流转是权与利的重新缔约与分配，湖北文理学院副教授宋茂华博士基于不同土地流转合约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土地流转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是农地流转持续、稳定进行的关键。作为土地转出方的农户，考虑的是土地的收入职能，因此让农户获取与市场价格相当的土地租金收入，公平分享土地流转收益，是激励农户增加土地流转供给最有效的手段；（2）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面对工商企业、个体工商业者或村委会，农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农户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情时有发生；（3）村委会介入土地流转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村委会为农户提供土地流转信息，引入工商企业等土地承包者，在农户和企业之间作为土地流转中介，提高了土地流转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有些村委会将土地留转视作增加村集体收入的手段，截留土地流转收益，甚至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乡镇、村干部的寻租行为，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降低了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
　　
　　一直以来，农民合作组织成为学术界与实践工作部门探索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组织形式。中共吉首市现代教育技术室杨花英主任认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使得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有效收集和利用信息，避免其行为与变动的经济环境脱轨，其通过分析提出以下建议：（1）加大对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宣传力度；（2）为交易双方信誉简历评价体系；（3）政府应加强监督和支持作用；（4）完善产权制度形成三方利益联结；（5）建立农产品供应链。湖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刘建荣副教授认为，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松散性、自发性、自由化发展的联合体，合作组织能否运转及运转规模、运转成效等多取决于组织的资本状况，因此，获得财政信贷支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