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要坚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湘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忠诚、担当、求是、图强、创新、包容、爱国、友善等优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主要内容相契合，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
　　
　　湘学传统中的求真务实作风和改革创新精神有助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建设。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必备精神。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符合中国人民致力民族复兴的共同愿景。湖湘大地自古以来就不乏习于时务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从距今约1.2万年至1.4万年古稻谷的出土，到蔡伦发明造纸术乃至今日“杂交稻之父”袁隆平；从魏源“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郭嵩焘首任驻西公使并提出全面学习西方；从曾国藩、左宗棠践行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到陈宝箴、谭嗣同等人抱着“湖南存则中国存”的雄心大志在湖南尝试推动国家近代化的维新变法；从“改良”到“革命”，从“以日为师”到“以俄为师”“刷新社会”，到毛泽东主张“改造中国的世界”，坚持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等等，这一切努力和尝试，都是湘学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精神的体现和光大。在国人追求建设国富民强、文明和谐国家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疑，求真务实和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对我们今天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引领作用。
　　
　　湘学传统中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有助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的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奉行的核心价值理念。为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的构建，为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代又一代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勇于担当精神的湖湘志士为之作出不懈努力。近代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时代，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辛亥革命中，黄兴等人“无我笃实”“卓励敢死、勇担重任”堪称中流砥柱。民国初年，宋教仁积极从事建设和维护民主共和的活动，制定并着手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在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蔡锷以“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扎硬寨，打死仗”的气魄和毅力发起护国运动。五四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共产党人在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外国侵略、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是建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弘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无疑仍然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仍然需要勇于担当的精神。
　　
　　湘学传统中忧乐天下的爱国情怀和仁爱友善的美德诉求有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品德的形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规范和要求。湘学传统中一直绵延着忧乐天下的爱国情怀和仁爱友善的美德诉求：从爱国情怀来看，“怀沙沉江”的屈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爱国主义精神的第一座丰碑，也是古代忠君爱国思想的最突出代表。宦海浮沉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则提出了一种政治、道德和人格的规范。而“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提出黜虚崇实，经世致用，使国治民安，则是从古代忠君爱国思想向近代反帝爱国思想过渡的关键性人物。五四以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更是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把传统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从仁爱友善来看，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而葬于九嶷的虞舜，被司马迁称为“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的中华农耕文化始祖炎帝，则创造了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基本内涵的炎帝文化。炎、舜之后的湖湘士人群体，在强调外王经世“康济时艰”的同时，同样特别讲究内圣修养。如理学鼻祖周敦颐“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注重气节道德，非常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受这些古圣先贤身上延续的爱国情怀与美德修养，对于我们今天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这也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最起码应该具备的个人道德品质。
　　
　　总之，湘学是闪烁于湖湘大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之光，不仅滋润了湖湘大地，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弘扬湘学优良传统，传承自己民族的精神命脉，将有助于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作者为中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湘学研究院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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