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否敢于担当”，为古代士人君子们所接受与推崇。“担当精神”也历来是有作为政治家的伦理准则，乃至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更可以说，追求“担当精神”，这是古今中外所共同认可与推崇的价值品格，甚至是不可规避的义务与责任。

　　然而唯物辩证主义告诉我们，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世界中，事物变化呈现出曲折向前的发展趋势。正如万里晴空里，偶尔也会掠过一片乌云，在现实政治生态的主流之下，亦会存在一些和谐的音符。比如官场上有些人放松了自身的要求，敢于担当的锐气被消解了，敢于改革的豪气被压抑了，他们一味“明哲保身”，不愿得罪人，生怕犯错被追责，觉得反正作不作为都一样。久而久之，他们不仅自己成了不作为的“慵懒主义者”，而且也将那些敢于改革者与担当者视为“异类”，并处处为难、诬蔑打击。这无疑会极度模糊主流价值观，令“担当”二字失色变味，使人们偏离政治伦理准则。结果是，社会发展受到影响，民众生活难以提升。应该说，这即是一个社会与国家，为何要大力倡导“担当精神”，并要为敢于担当者护航的深层原因之一。

　　当然，倡导“担当精神”，要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敢于改革者撑腰，更有其必然的现实原因。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期，各方面的问题与矛盾更加尖锐，扶贫攻坚等民生任务更加繁重。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增加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综合竞争力，这就需要广大的党员干部们敢于担当、敢于作为、敢于改革，以务实进取的姿态，切实推进各项工作；这也需要党和政府全面主导建立起为敢于担当者担当的政治氛围与机制。

　　事实上，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作为、敢于改革。且出台了具体的政策方案，要全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比如，在具体措施上，已经按“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渐渐尝试并在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以切实的手段来鼓励改革创新，来宽容挫折、容忍失败，让“敢闯、敢试，敢破、敢立”成为一种良好风尚。

　　总之，崇尚“担当精神”，为敢于担当者护航，这体现出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现实难题，提升经济水平，终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执政智慧。近期长沙市出台《关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若干意见》，拿出具体而较规范的举措，并以此形成一种保障机制，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 期待这一“长沙样本”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效，以此重塑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品格”，营造出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生态。

　　文/曹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