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文化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周行易)

　　一
　　
　　“湖湘文化”自上世纪末在全国性的文化研究热中被广泛关注以来，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名片。然而，什么是湖湘文化呢？当前学术界对此仍有多种解释。
　　
　　从空间上说，观点比较一致，相对中华文明整体而言，大家都认为她是一种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那样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观点则有了分歧：1、有的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指湖南这块土地上从古至今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和；2、因“湖湘”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更多的学者则将唐以后湖南这块土地上的文化称之为湖湘文化，把唐宋看成是其形成期，把近代看成是其发展期，而将以“经世致用”为特色的“湖湘学”和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表征的湖南人的人文精神视为其基本内涵。学术界将前一种称为“广义的湖湘文化”，将后一种称为“狭义的湖湘文化”——所谓狭义的湖湘文化，也就是现在人们常常提到和所理解的湖湘文化。而不管是“广义的湖湘文化”还是“狭义的湖湘文化”，学者们在探讨她的源头或成因时，都把楚文化看成是其滥觞。虽然持“广义”观点的学者注意到了远远早于楚文化的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其聚焦和侧重点仍是屈原时代的楚文化。
　　
　　不少学者从上述认识出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湖湘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上述认识似乎还不能揭示出湖湘文化的特质及其成因。
　　
　　首先，将湖湘文化视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不能解释20世纪下叶考古学所揭示的远古湖南在中华文明萌芽、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和所起的主导作用。这种观点明显是囿于传统的黄河文明中心论，仅简单地把湖南看成是夏商周后中原王朝的一个既定的地理单元了，而忽视了上古中国文化中心的迁徙和演变过程，忽视了现代考古学所揭示的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黄河流域的整体推进即对黄河文明形成的主体基因输入。
　　
　　其次，所谓广义的湖湘文化尽管在时间上把握了湖湘文化的历史跨度，但这一概念太笼统，未能充分揭示出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对湖湘文化基本属性和个性特征形成的独特影响，对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不够，因而仍然难以引导我们深入地去理解湖湘文化。
　　
　　第三，所谓狭义的湖湘文化虽然较准确地把握到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特色，但将唐宋看成其形成期，难以解释近代湖湘文化及湖湘性格形成的纵深历史原因。虽然有学者把这解释为是因湖南封闭的地理环境所致，或把这解释为是由于有岳麓书院的教育作用，但在中国具有相同封闭地理环境的不止湖南一省，具有相同学术背景的书院也不只岳麓书院一家，为什么在别的省份不能形成这种同质文化和精神呢？
　　
　　而以“湖湘”一词的出现作为“湖湘文化”形成依据的观点也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而且当时的“中国”还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我们今天仍把包括周以前的所有的中国文化称为“中国”文化——同理，我们也不能将“湖湘”一词的出现作为湖湘文化形成的断代依据。
　　
　　另外，把楚文化看成是湖湘文化的滥觞也颠倒了远古湖湘文化和楚文化的发生、发展关系。以楚辞为例：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代表楚文化奇谲诡异的艺术精神的大量诗篇，都是在当时的湖南的民间巫傩文化的基础上诞生的，换句话说，当时的湖湘文化是楚辞的文化土壤，而不是因屈原流放沅湘间，把楚风带到了湖南，影响了后来的唐宋和近代湖湘文化。
　　
　　二
　　
　　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一直被看成是远离中原的南蛮之地，看成是文化不开发的地方。这几乎成了定论。这种认识对不对呢？从商以后的文献和口头传承来看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期间，湖南相对中原而言确实是比较落后的。但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定论”却被大量的考古事实所打破：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发现了18000年前的陶片，发现了14500前的人类栽培稻，发现了9000年前的标志着中国五行观念之滥觞的一个重要符号“X”——即后来甲骨文中的“五”字，发现了7800年前的八卦原始模型——标准的八角星符号，发现了7800年前的作为中国文化底色的龙凤图案，发现了6500年前的有灌溉设施的水稻田和6100年前的古城，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于，它们不仅在中国文化中是最早的，有的在世界文化中都是最早的。比如说陶片，在此之前据说是日本的最早，距今15000年，但现在湖南发现的陶片是距今18000年！这一考古成果是联合考古队中的以色列考古学家在美国一个重要杂志上发表的，新华社还发了通稿。这些东西的发现很重要，可以说这个陶器就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起源，而稻作文化就是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
　　
　　由上可知，上古时期的湖南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而且是文化开发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上古湖湘文化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湖湘文化的源头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因此我们讨论湖湘文化时，存在一个在现代考古学基础上重新认识湖湘文化的问题。这是我们学术界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不仅湖南的学者绕不过，所有中国的学者都绕不过。因为在这块土地上，的的确确挖出来了这么多比黄河文明更古老的东西，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当然，我注意到学术界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最早出现的原始文化没有在湖南这个地方进入到文明阶段，而是在这里自生自灭了；而同时，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时候，北方黄河流域的文明崛起了，然后又南移来影响了湖湘文化。
　　
　　客观地讲，这个北方黄河文化南移的过程也是存在的，不过远古湖湘文化并没有在湖南自生自灭。这些文化不仅没有在湖南自生自灭，而且还有一个从南到北的发展过程，并且是它们促进了后来黄河文明的形成。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就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形成的。如“八卦”的八方空间观念，“五行学说”的五方空间观念等都是在湖南率先出现的。
　　
　　关于可视为中国八卦原始模型的八角星符号，湖南考古所贺刚教授做过一个比较研究，这个符号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发现后，一步步传到了长江以北，传到了黄河流域、辽河流域，涉及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这个阶段性的传播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还有这个可视为中国五行观念源头的“X”刻划符号，后来在北方很多考古遗址中的陶器、青铜器上也都有发现。特别是在战国曾侯乙墓中的武士铠甲的前胸和后背上有着这个一模一样的符号，它作为一种氏族标志、一种护胸符一样的东西在楚文化中保留了下来，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再比如说古城北传的时间和路线也很清楚，中国社科院赵春青教授把中国大陆所有的古城遗址做了一个比较分析，根据他的研究，可得出“城”也是从湖南澧阳平原起源，然后一步一步传到北方去的。
　　
　　因此我提出过一个观点：五千年前中国文化的重心不在北方，而在以湖南为中心的南方，只不过远古湖湘文化北移之后，这一段历史被遗忘了，所以我认为中华文明有一个记忆断层。在这一点上，孔夫子没有搞清楚，他不语怪力乱神，不谈神话时代；到了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时候，仍然没有把这个讲清楚，五帝本纪也是非常简略的，包括“蚩黄之战”、“炎黄之战”都搅在一起，造成了后人的不同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湖湘文化的源头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
　　
　　为什么在湖南这块土地上会出现这么早的人类文化现象？我认为这里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一个文化地理坐标。
　　
　　怎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的古文明起源都与一条食物链有关，这条食物链就在北回归线至北纬30°线的地方。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诞生在这条线附近，动植物也都集中在这条线上，古人类也在这条纬线上不断地东西迁徙。湖南的五岭——就是南岭，是这条线上最重要的、最东端的一座山脉，所以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现象都集中出现在了这里。
　　
　　再看我们中国的地形是三个阶梯，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第三阶梯是丘陵地带。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最南端的分界线就是湖南的雪峰山，这是大家在上中学地理课时就学过了的。在这里形成了一条一直插到了红山文化的斜线——阶梯线，它与那条食物链恰好构成一个十字坐标。我们考古发现的一些主要的原始文化现象就出现在这个十字坐标的正中央。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早期文化的影响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
　　
　　在这里，中国地理山川走向发生了逆转，从东西、西东走向变成了南北、北南走向。以南岭为基线，湖南、江西的山脉、河流都是南北、北南走向的，这对于远古人类来说，有一个重新认识生存空间的问题。他们需要时间来重新寻找方向感。我以为在湖南、江西有两条河都称“湘”不是偶然的，“相”是以“目”测树下的日影寻找方向，“湘”是沿水的流向寻找方向，这应当凝聚了我们的先人对这个新的生存空间方向感的文化思考。
　　
　　于是，以湖南为中心，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彷徨、劳作，生息、繁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早期人类文化。在这里，我们的先人后来又改变了东西迁徙的方向，沿着南北走向继续前行，使这些文化得以向北传播，促进了黄河文明的形成。远古湖湘文化传到北方后，在黄河流域不断发展，然后又以一种更先进文明形态由北南传。就这样，在漫长的往返迁徙发展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南北碰撞”这样一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格局。因此我认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从这样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上来研究湖湘文化，是比较合符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
　　
　　如果我们站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来考量湖湘文化，站在这样一个人类发展史的高度来重新定位湖湘文化，对整个湖湘文化研究——不仅是其本身研究格局，还包括我们今天湖南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也就是建设文化强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启示，我们的视野将更加开阔。
　　
　　我们会重新认识到湖湘文化所蕴含的经济能量。比如说农业文明，湖南的农业文明是得天独厚的，在人类历史上，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粮食支柱作物是水稻、玉米、小麦，其中水稻的历史最悠久，而水稻就诞生在湖南。从这个意义上看，湖南的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资源是十分宝贵的，它涉及了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因此，它蕴藏有巨大的农业品牌价值和农业旅游价值。可见，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定位，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远古湖湘文化是可以在当代产生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这其实是谈到了湖湘文化的当代发展方向问题，也是想强调我们研究湖湘文化如何为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问题。
　　
　　（作者简介：周行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文化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本文为湖南省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挺直民族脊梁，再造湖湘文化”的征稿文章）
　　
　　活动链接：“挺直民族脊梁再造湖湘文化”征文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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