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那思想为何能打败利剑，思想的力量从何而来？

近代以来，华人报刊评论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那批政论家们似巍峨群峰，以笔为媒，叱咤风云。在这场“思想狂欢”中，我们可以窥见背后那股涌动的力量......

（一）

王韬是中国近代政论的开创者，不可否认的先驱。

1874年2月4日，他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以政论见长的报刊。从《循环日报》的名称，我们可捕捉到王韬想要表达的政治改良寓意，“渐进循环”而不宜求“速度”“突变”，启“文人论政”之先河。我们还可以由此期待，在周而复始之中，中国能再度成为强国。

曾游历欧洲各国的王韬，他希望借助报刊“达内情于外”，回应西方报纸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混淆黑白、抑中扬外的乱象。在他看来，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曲解事实，那我们就不能在外国设报馆，以纠正谬误、宣扬国威吗？

不仅如此，王韬在他的办报生涯中，始终坚守“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这一《循环日报》的思想宗旨，宣传变法自强，为改观中国落后贫困的现状而呼喊，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以“清新的文风，革新的文体”，写了《原道》《变法》《变法自强》《洋务在用其所长》等一系列鲜明的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他的政论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或对比国内外局势，以找出富国之策。他在《变法（中）》就提到，“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他以此“通外情于内”，不得不说是引领时代风潮。

（二）

再说说因“时务文体”而名声大振的梁启超。

从1895年12月编辑《中外纪闻》，他开始在言论界初露荷角，最后到1922年主编的《改造》停刊，走过27年的办报生涯，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政论。他以气势磅礴、情感炽热的政论，在中国言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梁启超的文章不仅“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文风恣肆汪洋，而且有智有识，成为评论界学习的典范。如《新民说》全文20节，连载34期，约11万字，成为反封建宣传的重磅力作，被争相传诵，威震海内外，足见思想的力量。

在评论写作中，他能长能短，变化自如，且首创“短评”。他在《清议报》开设了时评性的“国闻短语”专栏，针对热点时事发表见解，字数多则三五百字，少则几十字，一事一议，简要明快，受到读者喜爱，甚至被当今评论界一些人称为“新媒体大咖”。如《济济多士》（182字）、《奴隶与盗贼》（154字）这些短平快的文字，虽短富有战斗力。

正因为心中有一股浓烈的家国情怀，他倡导变法、广议时政，在波诡云谲的时代变动中，以笔尖为武器，“不惑、不忧、不惧”，用创造性的时务文体抨击腐朽，唤醒国民。一篇《少年中国说》，一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对中国未来的满怀期待，如此热切宛如昨日之声。

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三）

泱泱中华，文章大国，毛泽东绝对是群山中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他的革命生涯，是从办报撰写评论开始的。1919年7月他被推选为《湘江评论》主编，在这仅出版短短四期和一期临时增刊的刊物上，他撰写了36篇言论，从此开启了他评论写作的生涯。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后，为狠狠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丑陋本质，毛泽东先后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雄文，堪称文笔与思想兼具的经典。

他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他是没有拿过的，而笔杆子一直握在手中，如握着千军万马的分量一般。他文倾江海，为中国革命写出了一个“星火燎原之势”。管他是战火纷飞，还是硝烟弥漫，他以笔为枪，文字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在舆论战场上总是完败对手。

欲以写作为志业，他用心至深。“直到解放后，他身为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犹不止一次地向人表示，向往当一名报刊专栏评论作家，替报纸写点文章，写点杂文。”可惜得日理万机，专职当一名专栏评论作家，有些不太现实。

（四）

除了王韬、梁启超、毛泽东这些具有标杆的政论人物外，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还有一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

譬如李大钊，他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论传统的开启者。在39年的短暂一生中，他从1913年4月1日发表第一篇政论《大哀篇》，到1926年被捕，13年间不断变换着笔名，写下了近500篇政论。《庶民的胜利》《“中日亲善”》《真正的解放 》，这些代表作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远见、浓厚的辩证色彩、澎湃的青春激情。

譬如邹韬奋，他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开启了他“一刊被停，一刊继起”的评论生涯。他一生在为抗战呼喊，他通过犀利之笔，以报刊言论为阵地，呼吁抗日救国。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邹韬奋在《全民抗战》上发表了社论文章，指出问题的实质是党派竞争，而非单纯是有所谓“军令”“政令”的问题。这篇社论送审后被国民党当局扣发而“免于刊登”，当天的报纸则直接开了个“天窗”以示抗议。

譬如张季鸾，作为近现代影响比较大的政论家，他的言论之路，也是“报恩之路”。他的父亲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了进士，于是因感念刘、蔡的恩情，在家中设立了二人牌位，令后代祭祀。这深深影响了幼年张季鸾。他也同样受到了延榆绥道陈兆璜等恩人的帮助。这些经历，令他从报亲恩，走向报国恩，也就是“文章报国”了。

这份政论家的名单可列得更长，所举的这些案例仅是些粗线条的梳理。尽管有些政论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时代局限，如王韬政论写作主要面向当权者，也没把政论当成传播信息的手段等，但他们仍不失有一个共同点：以精警之笔，在思想领域一路狂欢，怀揣着一份深厚的家国情怀。

无论如何，那批知识分子以笔为媒，自外部切入参与政治，谱写了一首近代政论的欢歌。回望那段思想狂欢的岁月，或许许多人都会意识到，这里面，有我们可以凭依而穿越迷雾的力量。

思想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