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之一，这段历史常读常新。

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挽救政治危机，想有所作为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将兵法、保甲法等系统完备，大体上切合实际，得到了宋神宗的坚定支持。王安石本人也有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然而变法为何失败了呢？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四，启示有四：

第一，吏治腐败，官吏中饱私囊，把新法当成生财之道，致使新法变味走样。比如，青苗法规定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用青苗作抵押，向官府借到低息贷款，等庄稼收成以后，再偿还低息贷款，其本意是为了避免农民因高利贷而破产。然而实际执行中，官差在利息之外，另加抽成，还在农民办理种种贷款手续时进行层层盘剥，导致官府的低息贷款变得比高利贷还要高。再如，市易法规定由官府出面收购滞销货物，待到市价平衡，再以正常价格卖出，起到平衡市场的作用。然而实际执行中，官差不仅盯住滞销货物，而且抢购紧俏物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成为官商，或者委托甚至雇用商人经办，结果又是官商勾结。募役法规定原先享有特权不必服役的官户、寺观、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等也要缴纳半数助役钱，然而官差趁机盘剥商户，向特困户要钱，加重了剥削。由此，安民法成了扰民法，利民法成了害民法。

启示：有变法之策，还要有推行变法之人，方可收变法之效。正所谓：“有美意，必须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须有良吏乃能成。”“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张居正变法以考成法“开路”，一定程度上涤荡了官场风气、推进了政府廉洁，确保了其他变法举措的有效实施。由此可见，欲行变法，首整吏治，吏治不修，变法难成。实际上，整治吏治就是变法，也是“首当其冲”的举措，这一点做不到，变法难言成功。

第二，变法授予官府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打开了官府谋利的牢笼。王安石当年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打动了年轻的宋神宗，决意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初心是为了富国强兵，虽然有为百姓着想的打算，但处处体现着增加政府收入的意图，这就难免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比如，青苗法强调官府贷出的银子要能得到利息收入，市易法强调官府平衡市场价格也能挣到差价，等等。苏轼批评新法太功利，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启示：允许官府与民争利，毋宁说是政治不清，就是政治清明也不能做，其带来的后果往往是难以估量的。改革主要是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治理市场失灵，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政府不能亲自上阵，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定要管住这只喜欢乱摸的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提高服务效能，打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第三，变法举措在执行中“一刀切”，加剧了民怨沸腾。推行新政需要有令行禁止的权威。王安石非常羡慕商鞅，写诗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为保证新法推行，王安石曾派出朝廷大员分赴各地督导，重压之下，州县不顾实际，照本宣科，机械执行，强求一律。比如，为完成青苗法布置的贷款任务，官府强迫所有的农户贷款，有钱的地主富农也要被逼贷款，其本身的钱无处放贷挣利息不说，还要交纳利息，受到抽成盘剥。结果变法在遭到朝中保守派攻击的情况下，还受到百姓的反对，可谓是上下不讨好。

启示：改革一定要做到上下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为二次创新留出空间。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千差万别，问题复杂多样，变法不可狂风骤雨，不可急功近利，不可贪大求全，不可简单化理想化。即使复制推广先进经验也要因地制宜，鼓励借鉴、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可强制推行。否则层层加码，上面紧一点，下面紧十分，会造成巨大损失和民心影响。

第四，下情不能顺畅上达，高层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失去了对改革政策进行调整和纠偏的机会。变法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意见反映到宋神宗那里，但宋神宗不相信，起初不予理睬。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时，宋神宗才引起重视，他认为韩琦已经退休了，没有政治或利益动机。神宗于是派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情况，但此二人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拗相公”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击也毫不留情，如果说新法不好，势必于己不利。于是，调查结束后写了一个报告，声称新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坚定了宋神宗推行新法的决心，而没能对不妥之处进行纠偏。据统计，熙宁元年到四年，朝廷罢免了19位台谏，那些对变法不满的官员遭到了贬谪。朝廷对民间也采取了严厉的言论控制，在首都设置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监督百姓，禁止百姓评论新法。

启示：改革的成功实施，既需要改革主持者能够察纳雅言，兼听则明，也要营造舆论监督的环境，建立健全下情上达、政策调整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校正、深化、完善的过程，改革方案只有与活生生的现实接触才能发挥作用。当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改革举措碰到千差万别的现实、千千万万的诉求时，出现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现象。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社会监督和下情上达，最怕舆论一律、欺瞒隐骗，致使高层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做出错误的决策，影响改革的效果。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站在前人经验特别是教训垒砌的基石上，王安石变法没有做到的，我们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全有理由做得更好，不应更不会再出现“后人复哀后人”的结果。

（作者系湖南工商大学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研究与传播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