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工商大学原副校长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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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队跋涉四万公里、环游世界文明古国并用《千年一叹》一书记录这一不同凡响的旅程时，曾深刻追问那些在世界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明，譬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的衰落之因，同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话题：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为何没有中断并延续发展至今？这个话题，包孕了深沉与凝重，更镌刻了光荣与梦想。从人类文明的整体视域来看，唯有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激荡融合，形成了一种具有内生活力的文明体系，凝聚起绵延不绝、支撑中华文明大厦屹立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种力量，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激发的是全民族开拓创新的磅礴气势；演绎在湖湘大地，展现的是湖湘文化与时俱进的变革活力；凝聚在扎根湖湘文化沃土的湘商身上，绘就的就是湘籍商人勇毅前行的奋进画卷。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深刻、使命光荣艰巨的时代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予以具体阐释的同时也擘画了建设蓝图，这既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引领、规约当今社会各行业、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当然也包孕了传承湖湘优秀文化传统、建设与发展湘商的行动指南。为此，理清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根脉，把握湘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力量的形成特质、文化传统、地位作用，探寻湘商伴随现代化的迅猛推进如何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凝聚创新智慧、彰显自身的“中国式”特色与力量，意义重大。

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文化根脉

现代化是一个常被用来描述人类社会发生整体性变迁的集合概念，它以科技革命为先导，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为核心，涵盖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革，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作为后发外生性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发生与发展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开始在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中摸索，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真理，努力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但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在“以洋为师”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一再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最终大片国土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而国民党统治，横征暴敛，发动内战，使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为新中国现代化之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自此之后，从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到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华大地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毋庸置疑，这样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其本根渗透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质的文化基因，凸显了民族固有文化的恒久积淀。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学者曾断言，“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性社会，而是现代性与传统性兼而有之的社会”。这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否则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缘起，它既非先验性的存在也非偶然性的创造，而是从根本上由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密码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规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一）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的理念规约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

《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言“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是对民本理念最精当的概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则是爱民富民思想的深刻表达。中国古代先贤这种以民为本、爱民富民的理念蕴含以人为尊、以民为贵、以仁为本的丰富内涵，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民众的关怀，并为民族发展中的“忧民”情怀、“兴民”抱负以及“利民”政策的不断涌现奠定了文化基调，影响所至，惠及当今。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涵来看，它首先指向的是人口规模与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立足民为邦本、全民共富的文化底色和价值追求，我们党始终心忧天下，以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传统人本精神相结合而形成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为宗旨，坚持 “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强调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走向必须是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度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根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更与秉持“资本逻辑”、以资本增殖和扩张为价值追求的西方现代化形成极大反差，从而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规避“人的异化”风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的传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革故鼎新”的精神品格

中国文化主要发端于“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生活，所以甫一发生，就包含着一种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自然观和生命观。从《易经》提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和“民胞物与”理念，再到王阳明主张“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等，历代先贤先哲一以贯之地传承“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在阐释和追求“人道”时，往往将其与“天道”相关联，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道，并从不同角度诠释、践行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奠定了自强不息的哲学思想基础，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自强不息所承载的刚健有为、奋进不止的精神则历久弥新。秉持这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尊重自然规律与尊重社会规律相统一，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品格，致力革故鼎新，不断强化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创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新形态，引导中华民族走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的优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讲信修睦、以和为贵的传统厚实了中国式现代化“协和万邦”的文明意蕴

中华文化是以追求“世界大同”和“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与西方人奉行贪利舍义、崇武尚争的利己主义准则和坚信“获得相对于别人而使自己得到安全的任何手段都是自然的善”的文化性格相左，中华民族历来敬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推崇“允执其中”“讲信修睦”“尚公抑私”的文明理念，认为义利面前，应当坚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历代先贤志士更普遍认为社会中的万事万物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建立有礼、有信、有义、以和为贵的社会人际关系。英国学者罗素对此曾深刻体认到，“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态度——宽容、友善、恭敬有礼，希望别人也报之以礼……他们只求自由，不愿主宰。”这种“讲信修睦，以和为贵”的处世理念孕育了中国人爱好和平、不尚征伐的文化性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总书记也一再强调， “我国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要建立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让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信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始终秉持一种和平发展的理念以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强烈信念，坚持“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传统价值理念，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气度“协和万邦”，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经济秩序，推进国际和平与经贸往来，从而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对殖民掠夺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为此评价到：“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2023年2月7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这深刻证明：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文化传统作为文化根脉，借助文化整合实现外在现代性与内在社会变革要求的统一，深刻地嵌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伟大实践之中，推动中国开创出了一条极具民族特色和世界理念的现代化之路。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湖湘文化与湘商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具有几千年思想文化传承的国度不断探索，不断继承、改造传统和发展传统的过程中的产物，中国文化血脉已然贯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过程。中华文化的长河从容不迫、千回百转地流淌至今，既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浇灌出中华大地的物质繁盛，更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催发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广袤的国土上蓬勃兴盛，湖湘文化就是其中跳动最为强劲的一脉。

（一）湖湘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化流派，湖湘文化源起于楚文化生成于南宋时期，历经千百年中华儒、释、道文化的涵濡揉合，它在湖南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中涌动与发酵，形成了广博宏富的内涵以及独具风采的特质与传统。这种特质初始主要表现为远绍屈原“心怀楚国”以死明志、贾谊“忧国伤时”鞠躬尽瘁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有其体必得其用”“学贵力行”的务实精神以及学派创立之初即不抱门户之见的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在近代中国开启的血与火交织的后发现代化之旅中，湖湘文化迸发出无限生机：同光时期的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图强，戊戌时期的改良派革新政治以御侮，辛亥时期的革命派前仆后继以救国，而无论是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其代表人物都有大批演绎湖湘文化特质、践行湖湘文化精神的湘籍人士的身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 就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关注国家、民族与人民，成为近代湘人的价值取向；不问成败、不求穷达、经世致用、百折不挠筑成近代湘人的精神品质；睁眼看世界、兼收并蓄、“西学中用”，彰显近代湘人的共同追求。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五四运动以后，湖南形成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体，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功业之巨，超过了近代以来的任何历史阶段。他们在继承近代湖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引进马克思主义，将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思想内容、理想境界、精神实质与社会实践上对近现代湖湘文化进行前所未有的创新，在追寻现代化的道路上将湖湘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湖湘文化的思想与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充实，不断发展，但作为其精髓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怀、“经世致用”的治世抱负、“兼收并蓄”的开放理念却一直是其突出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积淀为植根于湖湘、蕴藏巨大进步能量的文化传统，它既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基因的构成，也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力量。“特定的人群可以创造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又可熏染孕育出特定的人物。”当外来侵略导致封建社会进程中断，中国被卷入血与火交织的后发现代化浪潮中时，湖湘文化作为特定的地域文化不仅造就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湖南现象”，同时也为湘商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二）湘商的形成及其文化特质

近代史开始以前，湖南是个典型的内陆农耕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是本地农业经济的补充。明清时期，中国的十大商帮争雄逐鹿，各领风骚，湖南榜上无名。进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湖湘文化则在中国步履蹒跚的现代化进程中异军突起。湖南人乘“湘运之兴”，迅速开启湖南近代工商业的大门并使之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

湘军把湖南带到了在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中摸索、探求的中国历史舞台的前列。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征战，引发了巨大的军火、军需、军饷需求，大大刺激了湖南的米业、纺织、冶铁、造船、木材、桐油、交通、矿产等手工业的发展。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30多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先后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近200个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近代工业历史由此发轫。

此后，求真务实、“学贵力行”的湖南绅商将创办工商业的主张积极地落实于行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创办了各式各类工商企业，涉及矿业、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制造业、贸易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据统计，从1895年至1911年间，湖南先后创办的近代企业达183家。而自岳阳、长沙开埠到辛亥革命前夜这个阶段，湖南经济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局面：贸易增长速度惊人，长沙开埠第二年，岳阳、长沙两关贸易总额就达640万关平两，为1900年的40倍，1908年达1200万关平两，较三年前增加一倍；工业开始大发展，省内产生了第一批真正具有近代企业性质的工业企业，以及第一批具有近代企业家性质的实业人物如朱昌琳、梁焕奎、魏鹤林、廖树蘅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成立了湖南商务总会，这标志着近代湖南商帮亦即湘商正式形成。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商会组织更为扩大与完善。湘商已然崛起于中国的经济舞台。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实业救国运动，在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热潮。当时主政湖南的谭延闿，雄心勃勃，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全省上下新的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就有谭延闿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龙璋等人组织的汽船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波助澜，大大促进了与军事相关的工矿业迅速发展，这一趋势差不多延续了到抗战爆发前后。

由此可见，近现代湖南经济史、商业史并非古代湖南商品经济史的简单延续，它生成于外敌入侵、中西碰撞、激进与保守搏奕，中华民族被动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时代大背景中。此时期，站在历史前沿的湘人政治家思考和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对于工商业问题，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去关注和思考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以救亡，湖南经济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呈现出浓厚的现代化气息。如此一来，“心忧天下”的情怀、“敢为人先”的胆识、“经世致用”的智慧和“兼收并蓄”的理念，作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在规约政治家的胸怀与抱负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湘商群体的事业目标与价值追求。换言之，作为湘商成长的文化底色和文化特色，湖湘文化规约了湘商的共同话语和共同思维方式，造就了湘商独特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价值选择，使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商文化，其积极方面主要表现为：

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敢为天下先的胆识魄力。重名轻利、崇官尚权的湖湘文化是基于中国农耕文明而发轫、发展和鼎盛的，它缺乏深厚的工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当年湘军办工业就并非单纯从经济需要出发，而是为“富国强兵以救亡”。这样的文化基因注定了湘商骨子里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家国理念、敢为人先成为其经商创业的航标，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则成就其胸襟与视野。

经世致用的践履追求和不怕艰辛的吃苦精神。湖湘文化讲求“经世致用”、道随器变、实事求是、趋时更化。这一传统也孕育了湘商重躬行实践的务实精神和求变求新的处世品格。湖南人有血性，有韧性，吃得苦，“霸得蛮”，不服输，敢拼搏，这种性格禀赋之于湘商，常常表现为经商创业的勤奋踏实、不畏艰难和敢闯敢试。

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和以诚待人的融合精神。湖湘文化素有博采众长、熔铸古今、萃取中西的开放与融合传统，信奉“和而不同”“诚信为要”的伦理准则。秉持这样的传统与准则，湘商十分注重学习先进，取他人所长造就“通变之才”以谋求富强；追求商业信誉，坚持至诚为本的为业之道以立信于世。

以这样的文化特质为底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湘商发展更加波澜壮阔、成就不凡。这固然与其传承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彰显湖湘文化的异质禀赋密切关联，但更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运兴盛、经济繁荣、政府推动息息相关。在湖湘文化的影响、市场的历练和政府的支持下，湘商以其强大的力量兴盛地区经济并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走向了世界。

“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技术发展、体制转换等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而且是包括以文化转型为表现形态的人自身的现代化。”在湖南经济格局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湖湘文化影响下的湘商崛起，不仅深刻揭示了湖南社会经济变革的典型特征，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意蕴丰赡的个性化的文化阐释。

（三）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与湘商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的不仅仅是一条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丰裕的路子，更重要的是要开创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与现代化融合而成文明新形态，不仅精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愿景。要达成这样的愿景，实现其文化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从现代化历史经验来看，文化能否正向推动现代化取决于文化本身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否相适应。以湖湘文化为底蕴的湘商文化的优秀因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其内涵特性、价值追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它无可置疑地应在创造性转化中跻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行列，进而规约湘商建设与发展，促进湘商自身的现代化。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愿景的湘商发展要坚定文化传承。湘商应坚持继承和弘扬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轫于农耕文明的湖湘文化有着十分优秀的基因但也深深刻有小农经济意识的烙印，耻利抑商、崇官尚权的政治追求和依赖人情、注重关系的圈子意识就是其较为执着的文化观念，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悖、与时代前行的大潮相逆。为此，湘商发展要着力于革除旧观念，剔除因循守旧的文化因子，遵循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对湖湘文化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此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湘商文化的内涵，以盘活历史文化资源、构筑湘商品牌形象、打造文旅产业链等方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引导湘商文化在新时代“活”出新姿态，在中华精神文明的世界里构筑湘商文化新生态，以文化创新助推湘商发展。

融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湘商发展要坚持与时代共情。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它关系占世界18%的人口实现共同富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更与始终奋战在实体经济建设一线的广大湘商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准则的湘商精英，秉承湖湘精神，胸怀家国初心，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骄人业绩。目前全球湘商已超过400万，产业遍布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湘商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2022年，湘商回归新注册企业953家、到位资金4475亿元。这是一部与时俱进的湘商奋进史。如今，面临新使命，作为湖湘大地经济建设的生力军，湘商要与时代共情，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将“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湖湘精神与创新精神、契约精神有机结合，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部署的“三高四新”战略，奋力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新湖南建设中重任担纲，以建功新时代。

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湘商发展要推动国际出海。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打破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与世隔绝及封建割据状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浪潮迭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用虚拟的聚合将地球压成了村落，一款chatGTP软件甚至宣告比互联网更能打破思维疆界。新世界徐徐降临，人类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比任何时代都重要，而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面对经济全球化，以兼收并蓄、敢为天下先著称的湘商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赋予家国情怀与新的时代含义，以博采众长的智慧点亮“湘商制造”，以开放包容的胸襟讲好湘商故事，大力推动湘字品牌出海，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广泛凝聚全球湘商力量，进一步擦亮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矿产资源、现代农业、路桥房产、能源开发、生物医药等 “海外湘军”品牌，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现代化新湖南的发展空间，“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愿景的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