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

（一）

公元前173年，或许是从外放为长沙王太傅，到调任梁怀王太傅，离开了那个偏远、蛮荒的流放地，当初把他撵出中央的周勃、灌婴等重臣，不是已死，就是不问政事，贾谊怀才不遇的苦闷终究是少了些许。

而且当时，高祖与惠帝年间积蓄的问题与矛盾，到了文帝时，已愈发明显与尖锐。汉帝国与北方匈奴，君臣关系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数不胜数……

随后，年仅27岁的他，写下了《治安策》这一流传至今的政论名篇。这篇《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流传至今而拍案叫绝者连绵不绝。

这篇鸿文被毛主席称之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在我看来，文章之所以被毛主席冠为“最好”，是因为体现出作者的见识谋略，更对时势有非常到位的预见性，诠释了治国安邦的“外儒内法”之道。

在《资治通鉴》中，几乎全文引用了这篇近七千字的鸿文，足见司马光对此文的看重。这也体现出司马光希望表达的儒家正统思想。贾谊之后，汉景帝时晁错的“削藩策”、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推恩令”，都是《治安策》思想的“余绪”。

历代有识之士，大多都在称赞贾谊独具慧眼，而又敢针砭时弊。朝堂大臣们尽说“天下已安已治”，唯独他勇于站出来，狠狠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

《治安策》真有如此魅力，历经两千多年的大浪淘沙，不仅仍然闪耀史海，而且继续映照当代？

这篇鸿文文章立意高远，案例得当且说服力，尽管多读几遍，光环或会渐渐暗淡，然而再暗淡，放在当今时世，能写出这水平的人，或许也难得找出几个人。再暗淡，也淡不了贾谊一代奇才的惊艳。

（二）

文章首启文风急峻，贾谊痛斥朝廷中阿谀奉承之人，指出了当今危机的局面：所谓的“安宁”，无疑是睡在“干柴”之上的 ；而轻视隐患，正如忽视火种，一旦燃成巨火，后悔则晚矣。

针对封国过于强大、匈奴侵犯时而侵犯等这一系列“灾祸之源”，他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与补救措施。

譬如，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贾谊以眼前亲历之事，警醒文帝诸侯叛乱的危险性。

淮南王刘长已经嚣张跋扈无以复加，藐视文帝，“出入称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还公开杀害朝中大臣，驱逐中央任命的官员，居然只是废掉王爵，谪贬四川罢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淮南王不仅不知过，反而觉得自己被侮辱，绝食而亡。

贾谊敏感意识到，若不及时处理，长此以往，当危机爆发之时，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也会束手无策。

不仅如此，贾谊从更加细节的方面入手，探讨了诸侯王由最初的优待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危害朝廷统治的隐患。事实的推演作为无可辩驳的现实，打消了一切想回避问题的侥幸心理。

在策略上，贾谊巧妙地借“屠牛坦宰割牛”的典故，认为当前的最好方案并非一味追求仁义道德的怀化，而是通过更为铁腕的手段，削弱诸侯王的实力。于是，他在儒家思想之下结合法家治国的手段，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一核心方法论。

他给出的判断是“大抵强者先反”，且是这么论证的：在高祖分封的诸侯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最小，却封国保存得最完整，人也最忠心。这不是因为吴芮的品性与众不同，而是由于势力最弱，没有实力反叛。假若当年高祖将樊哙、周勃、灌婴这些功臣都封王，说不定现在都被消灭了，而将韩信、彭越这些人封个侯爵，说不定可能会保全至今。

所以要想诸侯们归顺朝廷，就得让他们像长沙王那般弱小。这可以通过“众建诸侯”来实现，让强大的诸侯国各分为几，让亲王的后代子孙按顺序得到先祖的土地，一直将土地分完为止。用亲王自己的骨肉来削弱自己的实力，反正大家皆大欢迎。如此一来，即使是皇帝已死，立尚在腹中的太子为帝，天下也会安定。

由此，贾谊打破了西汉初年高祖对刘姓诸侯王的迷信，当时高祖曾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可见贾谊政治家的远见，跃然纸上。

（三）

除了中央与地方的问题，《治安策》还提到了汉帝国与匈奴的矛盾，外患不仅是危机的忧患，也必将面临着丧失朝廷威严的风险；外患如不解决，必将成为长久的困扰。

他说，处于下位的蛮夷，现在却不断侮谩侵犯汉人，一点都不尊敬汉人。相反，汉帝国却年年供奉蛮夷金银、棉絮等。这等于上下易位，天下形势好像倒悬过来了，却没有人来改变这不合理的状态。朝中大臣们不思攻打匈奴蛮夷，不去搏杀敌寇，却去猎杀野猪玩乐。这是让人流泪痛苦的一件事。

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度废弛、礼义偏废、秩序错乱。《治安策》用了大量的案例典故，进行了正反论证。如他举了商鞅变法的“反例”，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暂且不论这一断论的合理性，贾谊想重申的，则是儒家的三纲五常，这是封建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石。这也应当是政见一致的司马光，将《治安策》全文引用到《资治通鉴》的主要原因吧。

那“正例”则是夏、商、周绵延几十代的事。相比秦朝二世而亡，三代并非人性问题，而在于教化之功。以前，太子出生，以太牢之礼迎接，教化随即展开。太子稍有认知时，由三公三少来引导他理解学习孝、仁、礼、义的道理，“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

正所谓“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道德礼义观如天生本性，三代因此长久绵延传继，而秦二世的赵高，教他斩杀、夷灭三族的方法，把忠心劝谏的大臣说是诽谤，将杀人看成割草一般，如此秦朝哪有不迅速灭亡的道理。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治安者，无非是用什么制度或方法，建立合理的上下遵守的秩序。从表面上看，《治安策》始终宣扬儒家礼教，治理一定要有正确的教化观，在上者也就是天子有善行，即是百姓之福，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为了阐明这个道理，贾谊将天下比喻为器具，国君如何放置，事关国运昌盛。他说，商汤、周武这些明君，将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上，于是泽被后代，累子孙数十世，为天下所共知。相反，秦王将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子孙后代被杀绝，这也是天下所共同见证的。

于是《治安策》又建议，士可杀不可辱，要培养臣僚节操，用廉耻品节礼义来管理朝廷大臣。因为这些人离国君比较近，要是任由司寇小吏鞭笞，这就与儒家礼教背道而驰了。老百姓看见这些，势必会形成一种观念，那他们也可以对这些朝廷重臣加以辱骂，这就无法达至教化效果，而维持国家社会的秩序了。

（四）

当然，除了在处理诸侯乱国问题上颇有见识外，贾谊《治安策》这篇鸿文也有想当然，可能是迫于自身的处理以及阅历吧。李斯直截了当行法家治国，而贾谊拐弯抹角，行迂回之术，仍然是回到了法家治理这一“术”的层面。

尽管贾谊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而且他是反对商鞅遗弃仁德恩义，反对秦朝帝师一味教太子严刑峻法，然则事实上，贾谊在文章中提出的“众建诸侯”，以及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治世方法”，声明自己的治国方策能使皇帝享受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使各诸侯亲王遵守法规，匈奴归顺。这显然与秦朝宰相李斯劝谏始皇嬴政的逻辑思路殊路同归。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第一册第一篇“文帝卷”中所论述的，“斯其为言，去李斯之言也无几。何也？以法术制天下，而怙以恬嬉，则其法虽异于秦之法，而无本以立威于末，劳天下而以自豫，其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术制焉，裁其车服而风俗即壹，修其文辞而廉耻即敦，削夺诸侯而政即咸统于上，则夏、商法在，而桀、纣又何以亡？”

大概意义是，以法术治理天下，却一再沉湎安逸享乐，那法术即使与秦法不同，天下也难保全。要是单凭法治，以及权术制衡，将诸侯的权力剥夺而尽归国君，那夏、商又何以灭亡呢？阅历不足的贾谊，的确有些想当然了，还好文帝不是秦二世，要不然贾谊想不同于李斯的结局，也不太可能。

若再苛求一些，贾谊不先去劝帝王先修学问，加强自身修为，却在一些旁枝末节上大力劝谏，又何以能从根本上实现“礼乐兴”呢？天时不可逆就改正朔，人事不可简则定服色官名，若是学识有所欠缺，那诸如这些具体的事，更不该是帝王首先要花精力的。

（五）

虽然《治安策》体现出贾谊的政治眼光，立意高远，时事分析有相当的预见性，行文慷慨激昂、疾风辛辣，不失为“西汉第一鸿文”。但究其根本，文章立在发扬封建礼教来治理国家，且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众建诸侯”之策，体现了“外儒内法”的辩证思维。

所以，初读《治安策》，不由得惊叹贾谊的才华独具，文笔老道，但还是那句话，一读再读后，那份惊艳之感或会渐渐消退。从政论写作上看，文章也不过是重申了儒家礼教的重要性，表露了在儒家礼教维系封建秩序上不可估量的价值，再用法家思维提出一个“众建诸侯”，久读则又乏味。

而且，对商鞅变法“一棍子打死”，有些偏激，更不客观公平，忽略商鞅一系列变法举措的进步性。至少，实行县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跃升，是一次彻底的封建化，尽管汉初因形势所需，而让分封制有些回光返照，但历史潮流终究是不可逆的。

一言概之，一篇《治安策》，“外儒内法”见真章，有文笔有思想有策略，不失为一篇值得学习研读的鸿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般论说分析，确属见识与才华兼具。或许“文无第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贾谊遇到了文帝，遇到了这位欣赏他的“头号粉丝”，也该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