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洞庭湖的流域面积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

洞庭湖湖盆及其承纳的水体总面积为5422平方公里，其中通江湖泊面积2702.74平方公里，洪道面积1140.91平方公里，内湖面积1578.33平方公里。从湖容上看，目前洞庭湖通江湖泊的最大湖容是240.03亿立方米，但洞庭湖的总库容，如果不纳入洪道和垸内湖泊的容积，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它反映不出调蓄湖泊洞庭湖的真实能力。洞庭湖的实际面积因时空变化和水位而不同，因此它只能是一个相对而且动态的数字。对于过去曾经认定的2625平方公里、2691平方公里、2791平方公里、4040平方公里等等不同说法，不是否定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以后，我们在探求洞庭湖面貌中一种新的认知。

洞庭湖的流域面积为126.28万平方公里。这个巨量的数字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它相当于我国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仅小于新疆的面积而又大于西藏，是世界第一大淡水湖苏必利尔湖流域面积的十倍。洞庭湖流域面积之大超乎我们的想像。

过去我们对洞庭湖流域面积一般表述是26.28万平方公里。湖泊流域面积是指汇入湖泊的来水区域。湖泊集水区域的大小，对湖水的补给来源、湖泊蓄水量、湖水水情的变化以及湖水水质都有一定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把洞庭湖的湖泊流域面积仅仅认定为26.28万平方公里，是不全面的，它不符合事实。2013年，我们第一次将长江上游的流域面积计入洞庭湖的水系流域面积，曾经这样表述：“洞庭湖水系流域面积若加上长江四口分流入湖的流域面积，洞庭湖水系流域面积约达13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有的人士认为，在洞庭湖流域面积的认定上，之所以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流域边界的界定差异；二是河流与河流集水面积分水岭的界定差异。不管用何种方法测量计算均要统一这两个问题，否则难以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不是技术标准问题，而是认知角度问题。

洞庭湖流域面积的这种特殊存在，是复杂江湖关系的一种表现，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洞庭湖的水系包括湘资沅澧四水、长江四口和东南西洞庭湖水系等几个部分，而湘资沅澧四水和长江四口是大头。湖区的老百姓把四口称之为“北水”或者“西水”，因为它来自长江来自四川，而把四水称为“南水”，这个方位感是十分清晰的。湖北人则把四口称之为“荆南四河”，荆则指长江荆江段。通过汇入地表水的径流量，可以看到长江来水通过四口到达洞庭湖的比重。大约上溯60年间，洞庭湖平均入湖径流总量为2803亿立方米，其中长江四口为940亿立方米，占多年平均入湖径流总量32.4％。最大年径流量发生在1954年，总入湖年径流量为5268亿立方米，其中四口为2330亿立方米，占44.2％。从历史上看，高的年份，长江分流洞庭湖几近一半，低的年份，也在五分之一以上。

四口的径流来自长江，来自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巴颜喀拉山脉，来自荆州、宜昌以上广袤的鄂川黔地区。很显然，把四口水系的流域面积圈限在区区6756平方公里内，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的范围仅仅只有湖北、湖南两省的13个县(市)，这个弹丸之地产生不了940亿立方米的地表径流。而黄河的平均径流量是580亿立方米，鄱阳湖的径流量是1200亿立方米，这个介于黄河和鄱阳湖之间的巨大地表径流量，只有特别大的流域才能与它匹配。

二、独特的洞庭湖就是一条洞庭河，是第二条长江

洞庭湖是一个湖泊体系，而不是一个单个的湖泊。因为地质运动和人类活动双重因素的叠加影响，洞庭湖曾经统一的整体水面已被分割成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通过洪道和湖沼连接。

现在的洞庭湖系，主要包括通江湖泊、洪道和内湖三大部分。造成这种状态，是长江和人类本身的活动改变江湖关系的结果 ，长江是主导者，人类是主导者，洞庭湖是被动者、接受者。二十世纪并往上溯，学术界、水利部门和全社会所谈论的江湖关系，主要和实指是长江和洞庭湖的关系，很少涉及其他湖泊。独特江湖关系所形成的大量尾闾湖，其他地区不明显;洞庭湖区千万亩左右的垸田湖田，更是鄱阳湖、太湖等不能望其项背。洞庭湖是受人类活动影响、受长江影响之最的湖泊。

洞庭湖是唯一调蓄长江的通江大湖。长江荆江段古有“九穴十三口”在南北两岸分流，到1542年郝穴堵口、荆江大堤成形，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四口向南分流多年均值940亿立方米的局面。长江与洞庭湖之间的水量交换、河床湖盆的自然演变及其产生的物质能量交换，其复杂性与重要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鄱阳湖也是通江湖泊，但长江不向鄱阳湖分流洪水，鄱阳湖不是调蓄长江的湖泊。仅在特殊条件下通过湖口倒灌入湖，其多年均值在25亿立方米左右，仅与洞庭湖区重点蓄洪垸钱粮湖垸的设计量大体相当。中央下达给洞庭湖的蓄洪任务为160-170亿立方米，鄱阳湖这个值对于长江洪水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长江水倒灌入鄱阳湖的必要条件是：长江九江与湖口水位落差在0.52米以上，而且鄱阳湖星子站与湖口站水位落差在0.12米以下。也就是说，当出于长江防汛需要时，鄱阳湖区不能分洪。

万里长江水系发达，有大小支流7000余条。只有荆江河段的松滋、虎渡和藕池三条河不入江，而是江水入河，它们不是长江的支流，而是长江的下游，这是一个独特的成在。长江通过它们向洞庭湖分流水沙，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然后再通过城陵矶还江。

从历史上看，高的年份，洞庭湖分流长江几近一半，低的年份，也在五分之一以上。通过四口连接的洞庭湖，实际上已成为长江主泓的另一通道，表现万里长江荆江河段九曲回肠的极品特质就在洞庭湖。

洞庭湖本来就是洪道性湖泊，在承接分流长江洪水的任务后，洞庭湖在整体上成为长江洪水的过道，它的河流性特征愈来愈明显，它就是一条洞庭河，第二条长江。洞庭湖的河流性特征表现在，无论丰水期，还是枯水期，湖泊上下游水位落差都相当大，水位时空分布不均，有明显水面比降，吞吐流是洞庭湖的主要流型，十分突出，已具有河道的特征。湖流流态基本上是由西洞庭湖，经小河嘴向南洞庭湖、再向东洞庭湖直至从城陵矶出口入长江的单一流动，仅在局部湖汊或湖湾区有流向偏转，出现回流现象。也就是说，洞庭湖湖流是以各个入湖河道的入流在湖泊中汇合，再经出湖口泄流的流态组合。

就江湖关系而言，完全可以视长江上游为洞庭(河)湖的上游，长江中下游就是洞庭余波，洞庭(河)湖的下游，洞庭湖就是荆江的另一种存在，一如戏剧舞台的A角和B角。如果把一百年前的“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看成笑谈的话，“大江东去、洞庭余波”则没有任何逻辑问题。

三、洞庭湖是三湘四水的总开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

洞庭湖区一直是中国历次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承载了2000万以上人口，养育了世世代代湖区儿女。作为湖南人的母亲湖，它有诸多的重要功能。但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考察，主要功能集中在农业生产、调蓄长江(防洪保安)和生态维护等三大项。

洞庭湖是人类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它早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自楚人越过长江向南拓展，到明清民国至新中国建立后，形成了洞庭湖湿地开发模式，一直是传统农业的典型。它的核心就是，以水利工程项目为重点，以防洪保安为目的，以向湖泊水面索取生产生活资料为终极目标。但这种模式已越来越受到质疑，不可持续。

洞庭湖是唯一吞吐长江、调蓄长江的通江大湖。鄱阳湖也通江，但它不能调蓄长江洪水。

从1949年到三峡工程建成之前，长江宜昌发生大于6万立方米秒的洪水有1954年、1998年，四口分流平均分流能力为2.2万立方米秒，占长江洪峰的34.5％。1951～2000年洞庭湖多年平均总入湖洪峰流量4万立方米秒，出湖流量2.7万立方米秒，削峰流量1.3万立方米秒，削峰比为32.1％。最大削峰值出现在1998年，削峰2.8万立方米秒，削峰比为43.9％，最大削峰比出现在1990年，削峰比为49.1％。洞庭湖的这个功能目前仍然没有改变，具有唯一性。

洞庭湖是三湘四水的生态总开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在生态维护上的功能自古存在。但为我们所发现和重视，则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历史已证明，人类在洞庭湖的开发、治理和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犯错误，主要在于处理洞庭湖的三大功能关系上存在偏差，归根结底又是我们在科学认识洞庭湖上存在短板和不足所致。我们要牢牢把握洞庭湖在农业生产、防洪保安和生态屏障上的三大功能，不能偏废，掌握好平衡。实践证明，湖区不抓生态环境的保护，没有前途；湖区不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没有出路。

四、洞庭湖居“五湖之首”地位不容否定，它“第二”的说法是个伪命题

湖南既有“山国”之称，又有“泽国”之名。但在几千里的人文历史变革中，山的权重不高，而水一直保持着绝对的话语权，长江、湘江、洞庭湖三者处于支配地位。湖南最早称江南，后来设置湘州，最后以湖南一锤定音。如果只能做一张名片，那么，洞庭湖会是最好的代表。

洞庭湖居“五湖之首”，以前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点。但现实生活中，洞庭湖的实际地位，在人们的认知观念里已大不如前，早已一落千丈。

始作俑者是1962年8月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它首次提出带节奏的洞庭湖降为第二大湖泊。近60年来，这个说法成为官方和主流意见，包括湖南人在内的干部群众大都认为洞庭湖已成为“老二”，鄱阳湖的跟班小兄弟。比如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不仅仅是比《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早出台五六年的问题，本质上是定位大不相同。鄱阳湖的发展定位是：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围绕上述定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要着力构建安全可靠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调配有效的水利保障体系、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建设区域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旅游基地，光电、新能源、生物及航空产业基地，改造提升铜、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基地。

而没有包括长沙市在内的洞庭湖，给予它的全国大湖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保障粮食安全的现代农业基地、“两型”引领的“四化”同步发展先行区、水陆联运的现代物流集散区和全国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5项定位，当然就特别单薄，概念远远大于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农业概念板块。这是洞庭湖的发展规划在国家认知层面大大低于鄱阳湖的滥觞，也是洞庭湖地位急剧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

湖南人自己对洞庭湖的认知出了问题。长沙在历史上就属于湖区，居于湘水尾闾。长沙的城区均处于堤防的保护之下，一个垸子一个垸子叠加，但我们自己把长沙市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撇开。没有了省城的生态经济区，与鄱阳湖区相比自然不在一个层次。

洞庭湖治理建设和研究项目的布局较之鄱阳湖偏小偏少，近两年来，洞庭湖区获得的国家在水利等建设方面的投资仅为鄱阳湖的三成。

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和地理研究所是湖泊研究领域的国家队，但它没有在洞庭湖设立二级研究机构，它研究的重点和布局在太湖、鄱阳湖、抚仙湖、呼伦湖、天目湖，等等。南京所从1980—2000年中共110项科研获奖项目中没有关于洞庭湖的，从2018—2021年的院地合作63个项目中没有关于洞庭湖的，从1999—2021年出版的专著中没有关于洞庭湖的。

这不正常。

对天然湖泊的简单排序已严重影响全社会对大自然的正确认识，从根本上颠覆了过去一二百年以来形成的洞庭湖调蓄长江、保命安民的重要地位，误导了政府宏观决策。

洞庭湖“下降为第二大淡水湖泊”的说法是一个伪命题，洞庭湖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淡水湖泊。洞庭湖的流域面积在100万平方公里以上，已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这个巨大的流域面积，能充分保证入洞庭湖平均径流量年值3018亿立方米，它是鄱阳湖的3倍、太湖的10倍。如果洞庭湖是第二大淡水湖的话，谁能当第一？

认识复杂的大自然，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传统河湖学的个别定义，如河远唯长、湖面唯大的排序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人类认识自然的进程。对自然实体的排名，本来是为了方便我们认识大自然，如果适得其反，就需要学界建立起新的标准体系，推进社会的正确认知。在水文学上，一般以河长里程确定河流的排序，但也有例外。湖南人在看待四水问题上的专业立场，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看自然，正确认识江河湖泊。我们看看湘江和沅江：湘江干流全长844公里，流域面积9.46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为791.6亿立方米;沅江干流全长1033公里(一说1133公里 、1022公里 )，流域面积8.91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393.3亿立方米。如果从河长里程看，沅江比湘江长约200公里左右，但我们没有认定沅江是湖南省的第一大河，湘江是湖南省的第二大河流。湖南人把湘江看成母亲河，但一般不称沅江是湖南人的母亲湖。这是因为：湘江在水文特征上有多项指标均超过沅水，而且在湖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湘江流域地位一直特别重要，沅江流域大多为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分布较广，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湘江是湖南省的第一大河，沅江是湖南省的第二大河流，这个定论已为社会各界包括水文水科学领域完全接受。

湖泊也是一样。它的排序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指标，而不应该是某一项指标。从湖泊收集地表径流的集水功能上看，它的地表径流量、流域面积等指标的权重应该更大，而其他如水深、湖容、面积等等，在纳入到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也就相应减小。总之，湖泊的排名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湖泊，帮助我们认识大自然。对于洞庭湖、或者鄱阳湖，也是如此。

我们再看一看三峡工程建成后社会对长江防洪的认识。2006年，三峡库区开始蓄水，特别是达到175米水位正常运行后，社会层面上几乎都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问题已基本解决，长江安澜的趋势整体形成，洞庭湖调蓄长江变得可有可无。在今天的论坛上，还有一位特别重要的人士在复述这个观点。

这是极其错误的认识，而且十分危险。事实上，如果没有洞庭湖，后果会不堪设想。

三峡工程建成运作后，我们又经历了2016、2017、2020年三次大的洪水。其中2017年7月1日入湖总量达到历史极值8.15万立方米秒，超过三峡入库极值7.2万立方米秒(2020年8月19日)，洞庭湖表现出来的调蓄能力让我们震撼。2020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洪水，洞庭湖入湖最大流量为7月9日的5.15万立方米秒，最大出湖为7月12日的3.32万立方米秒，削峰比为35.5％。2017年的削峰比为39.3％，而2016年洞庭湖的贡献更大，削峰比达到48.7％，仅低于历史极值的1990年。充分表明，洞庭湖在调蓄洪水的能力上，并没有因为三峡工程的建成而下降。

洞庭湖是吞吐长江唯一的大湖，仍然是长江中游调蓄洪水的最重要场所。维持这一调蓄能力对长江中下游防洪至关重要，这个湖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没有减弱，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它。

五、简单结语

湖南省研究洞庭湖的力量十分分散，严格上讲，从省城到湖区4个市，从科研单位到高校，还没有专门的湖泊研究机构和人员。与洞庭湖本身的重要性、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极不相称。开展洞庭湖的湖泊科学研究，是洞庭湖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1998年《湖南农大学报》第24卷发表谢凤阳《洞庭学论纲》，第一次较为系统提出洞庭学概念。谢把洞庭学定义研究洞庭湖区的自然环境、治理开发、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科学。他提出要加强洞庭湖学科建设，设立综合性的洞庭学。

我认为，洞庭学的概念涵盖地质科学、湖泊科学、生态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即从综合学科的视野探究洞庭湖的形成、演变、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它的第一个核心圈就是湖泊科学;第二个核心圈是地质科学和生态科学；第三个核心圈才是湖区的经济建设、人文和工程技术科学等方面。站在综合学科视野研究洞庭湖，方能摆脱历史时期洞庭湖开发和治理中的单纯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的片面性，更多地关注洞庭湖的生态问题，而在生态环境整治攻坚战中，科学划定生态红线，预留好保证生产生活的发展空间，不去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促进我们在认识、治理洞庭湖的过程中，视角更开阔，达到人水和谐，人和自然协调发展。

（作者为第十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第二届中国湖泊论坛专家咨询委员，洞庭湖区生态遥感监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本文为12月11日作者在大湖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