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名人是文化最好的代言人，名言就是文化最醒目的商标和LOGO。将耳熟能详、心口相传的湖湘金句纳入文化品牌思考，是学术研究工作要适应社会现实需求的一次新尝试。湖南文史馆副馆长、湖湘文化研究知名学者李跃龙选取10位名人的10条语录，著述为《湖湘经典十句》。本文为上篇。

湖湘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既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三湘地域特征和湖南文化个性。湖湘文化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母体之中，它的特殊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颠覆的，而是补充的；是丰富的，而不是否定的；是从属的，而非超越的。

长期以来，湖湘文化因其独有的忧国忧民、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崇尚务实等优良品格而广为传颂。特别是其中的崇尚务实、敢为人先的实践品格是湖湘文化最富个性的特征，它彰显了湖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湖南人奋斗不息的不屈意志，赋予了湖南人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的实干性格。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区域文化中的重要板块，还在于它有其核心的哲学思想，即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湖湘学派，或曰湘学。是稳定而有历史共识的核心思想哲学和价值观体系。扩大到全国视角，也只有关学、洛学、闽学、蜀学、徽学、浙东学派等，可以比肩。这是湖湘文化馈赠给当今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笔丰富遗产。如果说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皇冠，那么名人的金句无疑就是镶嵌在这顶皇冠上的宝石。湖湘文化的魅力，确确实实与一大批湖南前贤所流传下来的箴言名句紧紧相连。名人就是文化最好的代言人，名言就是文化最醒目的商标和LOGO。那些耳熟能详、心口相传的湖湘金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精彩、最重要的内容。

惟楚有材，已是一种社会历史认同。我们可以从容地选出几位，看一看他们的历史影响力。比如屈原，他是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明末清初的衡阳前贤王夫之，习近平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曾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及；从湘乡偏远农村走出来的曾国藩，被青年毛泽东评价为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学之人。这些杰出的湖南人物留下很多至理名言，饱含思想和智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

曾经有人认识到了湖南前贤名言警句的重要性，并作过一些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从专业的角度发掘、整理和研究湖南的名人名言，《湖湘文化经典百句》的编辑和出版作了一次初步的尝试。该书上起先秦，下迄近现代，共收录从屈原、周敦颐、王夫之、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到毛泽东等86位前贤的名言名句共113条语录，以人系言，因言说事，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和解读，展示了湖湘文化名句所包含的意蕴、智慧和精神，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作者的意图。此次编辑《湖湘文化品牌研究》推出的10句语录，他们是：1．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4．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5．袁名曜：惟楚有材，于斯为盛。6．周系英：吾道南来，本是濂溪嫡派；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7．曾国藩：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8．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9．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0．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把名言警句纳入文化品牌思考，是学术研究工作要适应社会现实需求的一次新尝试，它的要求高，难度也更大。英国文豪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人才辈出的湖南，在浩如烟海的湖湘典籍之中，遴选十位人物的十句名言有很多种可能，选谁或者不选谁，选这一句或者选那一句，都会有很多的理由，不会有一个绝对答案，而只能是一个相对标准。在充分考虑到时代的平衡，人物的影响力，以及言论本身的文化内涵和知名度等因素后，屈原、范仲淹、毛泽东等10位湖南相关名人的10条语录，就是相对而言的湖湘经典十句。

1．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句话出自于屈原的名著《离骚》。

我们遴选屈原的这句话作为湖湘十大金句之首，有几个原因：其一，湖湘文化的起源虽然还可以往上追溯更久远，比如神农、舜帝、蚩尤等等，但他们是传说中人物，无法采信。只有屈原，是第一位留下大量文字作品的世界级文化名人；第二，把屈原定为湖湘文化的开篇，符合历史事实。屈原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他与湖南的联系非常紧密。他流放湖南长达十年之久，从洞庭湖溯沅水，再到湘江流域，足迹遍布三湘。他的著作多写于湖南，思想定型于湖南，也在湖南汨罗江投水殉国，湖南和长沙号称“屈贾之乡”，是历史文化积淀已有的共识。湖南是屈原的第二故乡；第三，屈原是湖湘文化的开山人物，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用这句话来说明屈子和湖湘文化的关系，也是符合历史的。湖南人后来莫不祖述屈原，受其思想熏陶，包括爱国、忠君、关心民瘼以及宁折不弯的心理性格，都与屈原一脉相承。

屈原作品是一座成语和名句的金矿，许许多多的名言警句琳琅满目，让我们不好取舍。比如说《渔父》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励志的、警世的、做人的，可谓应有尽有。文学史上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说法，屈原放逐到湖南，最后在汨罗怀石投江，是否也可以说诗人不幸湖南幸呢？确实让人无言以对。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屈原。他年轻的时候曾以工工整整的楷书抄写过《离骚》，他送给与他一起开辟中日友好睦邻关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国礼，是一套《楚辞》线装本。老年毛泽东用行草艺术表达的喜好仍然还是抄《离骚》。我们选用《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诗作为湖湘十大金句之首，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屈原思想中最闪耀光芒的就是上下求索精神，正是人类的求索精神，探索知识，追求真理，推动着人类自身前行，推动着社会发展与进步，由低一级的层次走向更高的层级。

一生忧乐无际涯。

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

范仲淹不是湖南人，是否来过湖南，目前也有童年在湖南安乡生活和没有来过湖南两种说法。但《岳阳楼记》写在河南邓州花洲书院，看法则较为一致。曾经有多人在整个华人生活圈作过多次“最喜欢的文章”“最喜欢的名言警句”调查问卷，票数最高的是《岳阳楼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被列为宋朝第一流的人物，谥号“文正”。把范仲淹及其名言列入湖湘文化的范围是否可行？完全可以。一是范仲淹借情景抒发其感想的主体是岳阳楼和洞庭湖，二是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已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命题。可以把《岳阳楼记》与邓州挂钩，但把先忧后乐思想与中原文化融入一体似乎有点勉强;也可以把其家乡吴县看成范仲淹最早的出发地，但要把先忧后乐思想与吴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则无法自圆其说。《湖湘文化经典百句》的收入标准定有4条：湖南知名人士的名言警句、家训、诗词、联语等；能代表湖南人性格、理想信念、为人处世、功业，能反映湖湘文化特质和重要内容的语句；流寓湖湘地区人士的名句；历史上知名人士，虽然不在湖南，但其评价湖南或湖南人士的名言名句特别有名，酌情收入。沿用第4条收入范文正公以及名言，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14个字，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中国人认同，主要在于它的穿透力，它击中了所有中国人的天下家国情怀。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导向和范仲淹本人久宦磨炼的人生经历两个方面来考察，缺一而不可得。一是古之仁人志士，他们的上下求索，我们可以追根溯源。崇尚自然的老子这样开导众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好一句“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真是不言利而有利，不念私而得私。到荀子那里，则变成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见《荀子·修身》）一部托名诸葛亮所著《将苑》，把荀子的思想向前再推进一步，卷二《哀死》中有，“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我们爱护自己的儿女，有难自己先当，有功则让给子女，这是本能，生活中最普遍的常识，人人皆可为之。前贤的不平凡在于教育开导大家把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和方式转移到对待他人。这个说法到“先忧后乐”，只差最后一公里，差一位圣贤最后来破题。

三湘四水的神奇在于，历史选择了范文正公最后作总结，也为湖湘文化奠定了一块基石。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沦落沉浮于宦海，写《岳阳楼记》时已58岁。这个时节是他人生最灰色的阶段，幼年丧父，孤苦伶仃但不失青云之志；晚年倍受政治对手打击，官场失败但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与滕子谅曾同事于泰州，在五言诗《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中用“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赓续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儒家的人生目的又以积极用世为优先，强调通过人物自身的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现实世界。人能有自己合理的个人欲望吗？应该有，也可以有。但它会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只有在所有人享受了，你才能享受人生的欢娱，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代圣贤立言，也开导和安慰滕子谅。通过《岳阳楼记》，我们几乎都记住了范仲淹，也记牢了这句千古名言。

3．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语出周敦颐的《爱莲说》。

周敦颐是道州人，一生为基层的芝麻小官，著作也不多，但他是理学的开山，名联“吾道南来”写的就是他。懂得高深理学的国人着实不多，但知道并热爱短文《爱莲说》的人还真不少。

喜欢百花争艳，万紫千红，这是人之常情。但中国人爱花，时常能上升到哲学层次。《诗经》《楚辞》开其先河，比如“桃之夭夭”“沅有芷兮澧有兰”等，后来有所谓“岁寒三友”，人们常用红梅品格来夸赞某人道德之高尚。总之，梅、兰、菊、牡丹等都被赋予了高于花花草草本身的意义。咏荷的名句，从《山有扶苏》起，作品纷呈。杨万里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送别友人，烘托热烈气氛。李商隐用“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来表达一种惆怅，勉强也说得过去。而贺铸的《踏莎行》说荷花“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总感觉特别拧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东坡拿菊来作贱荷莲，就不敢苟同了。

周敦颐爱莲，这位理学开山会从什么角度表现荷莲的新境界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正是周敦颐心中的君子形象。在恶浊的环境下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处顺境不忘乎所以，不得意洋洋。《爱莲说》被千古传诵，是因为作者用荷莲的高洁来表达君子人格为世人高度认同。文末“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与稍早的范仲淹“微斯人，吾谁与归”一样，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就是广发英雄帖，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湖南本来就是荷花的王国，“莲之爱同予者”当然是比比皆是，到处都会有这位老乡的拥趸。

碧水清波一船山。

4．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观生居堂联语，出自《船山诗文集拾遗》卷一。

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灵魂级人物，船山之于湖南，犹如孔子之于齐鲁。他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与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在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文艺美学、宗教等方面都表达了前所未有的独到见解，其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绝不仅仅局限在湖南，也不仅仅停留了他那个时代，而是深刻影响了后世，从谭嗣同起，到梁启超、章太炎等一批思想家。据最近的研究者披露，王船山经学著作最多，已点注的易学论著中还只占其三成，而在他的整个经学著作内容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我们还不懂王船山，对这座思想宝库的研究，还有许多的空白。

王夫之作为卓越的思想家，著作中闪耀着光芒的名言和金句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他可以说是湖南前贤中第一位妙语连珠能编出专著的人物，屈原留下的名句虽然也多，但还出不齐一本书。我们采撷“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一句，是属于励志方面的。其实，船山先生关于励志言论经典的段子还很多，如“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故衔恤以永世”与“六经责我”异曲同工。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显然把王夫之局限到了区域文化一隅，他本人参加反清斗争而加入南明的阵营只是表象，实际上是要“开生面”，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集大成而又开创新规模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孔子集周代文化之大成，删削六经而开启两汉以后中国经学思想的整体规模，经过两千多年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共同诠释，成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主流和大宗。其后有董仲舒、朱熹二人承其余绪，朱子五百年之后，只有王船山一人做到了。

名句“六经责我”的魅力，还在于下句“七尺从天乞活埋”，尤其是对“活埋”的理解上各有不同。揣度船山先生的本原，可能隐居的意思更符合当时实际一些。同类型句子“抱刘越石之孤愤”中“幸全归于兹丘”不就是因使命召唤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吗？船山先生把这一层意思说了两遍。在神州陆沉、猪羊色变的时代，要上下求索，复兴中国文化，也只有隐居避世，埋首深山，饥寒交迫，偷活人间，生死当前而不变一途了。晚清画家李世琠绘有《王船山先生栖伏图》册页，仔细琢磨，每一幅都是“活埋”的艺术表达。

青山相对有名联。

5．袁名曜：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门联，见《岳麓书院续志》卷之四《艺文》。

“惟楚有材”由《左传》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转换而来，元代诗人方回首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则来自《论语·泰伯》。康熙四十八年，安陆知府杨绿绶撰《创建阳春书院记》，内有“词擅《阳春》，文赓《白雪》，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第一次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两组词语联为一体。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后，用它作为书院门联刻挂，这是援引散文名句作对联使用的一例。

这副对联非常有名，有研究者认定它为湖南第一联，确有其道理。无论你到未到过长沙，熟不熟悉湖南，但对于悬挂在岳麓书院大门的这副对联却不会太陌生。说到湖南，一般会联想到岳麓书院；说到书院，自然会首先想起这副对联。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来过岳麓书院，外省人士说到湖南，也多会提及这副对联。湖南还有哪一副对联比它更有名气？没有了。它已成为宣传和介绍湖南的一张最亮丽名片。

有名言必有名人，有名胜亦必有名文，有如对联左右相对，缺一不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８个字闻名遐迩，也有很多原因，可以写入传播学教科书。首先，它的知名度与人们对它的误读有重要的关系。民众都认为“惟楚有材”这句话表明湖南人口气大，而且在吹牛皮。“惟”者，唯一也，只有也。只有湖南才有人才，只有湖南才出人才。这是非常错误的理解。但是，恰恰是被误读后的对联，表现出它张扬的个性，强烈地冲击读者内心的认同感惑者不认同感，它是用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逆向述事的方式，所以特别吸睛。第二，名人和名胜加持，蕴含了湖湘文化的氤氲底色。岳麓书院有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美名，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才，科举鼎甲有彭浚、胡达源、龚承钧、曹诒孙、尹铭绶等人，状元、榜眼、探花郎，非浪得虚名；开官场经世风气之人物如陶澍、魏源、贺长龄等，哪一位是等闲之辈？中兴将相，如曾国藩、胡林翼、刘长佑、郭嵩焘、曾国荃，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他们的名字串在一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而用之于岳麓书院，地因人显，人以文传，它拥有了巨大的传播能量，从而闻名遐迩，妇孺皆知。第三，我们不能小觑楹联的影响力。汉语之美、中文之美，最集中表现就在楹联，它蕴藏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具有思想之美、哲学之美、韵律之美和意境之美，与旧诗词相比，虽然也用典，但它可文言可白话，相对更加开放，是传统文化中最具亲和力、认同度也最高的一种文化符号，有哪一位中国人没有听说过对对子？楹联活动可以说地域不分南北，年龄不分老幼，或者是曾经参与者，或者念兹在兹、是乐此不疲的对联粉丝。看一看书院的门联，“造化赋形，支体必双”，八个大字，排成两行，美观且醒目，朗朗又上口。我们可以认为，楹联的表现方式似乎更加具有传播力，人们也更加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