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晚秋的清晨，我独自驱车前往岳麓山。

我喜欢这样简单的登山形式，既有心灵的澄清和虔诚，又有貌似孤独，实则圆融，并且可以自由放飞思想的状态。

唐人刘得仁在《青龙寺僧院》中说：“常多簪组客，非独看高松。此地堪终日，开门见数峰。”但这样能够开门见山的意境，对绝大多数蜗居在城市里的现代人，只能在故纸堆里沉湎怀旧。或者像我这样，虽然在乡村的山脚下长大，但却少小离家老大难回，绝大多时候，只能在梦境里回看大山的模样，回忆背倚大山、前接水库的村落。从这个角度讲，长沙人是幸运的，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和正在建设中的国际大都市，与山如此亲近，实在是稀奇得珍贵，并且随着岳麓山所在的大河西“两型社会”建设先导区的推进，岳麓山坐拥其中，触手可及，进而变成长沙的客厅了。

我在岳麓山的南门处停好车。推开车门，一股凉意扑面而来，眼前更是一片朦胧，车里车外竟然是两个世界，雾特别的大，特别的浓，水汽氤氲，一条条半透明的乳白色的飘带，缠绕在山坡上、树林里、草丛中，远处的凝如巨石，近身的则翩如游龙。未曾走几步，我就被白雾包裹其中，无法自拔，像是踏入了传说中的蓬莱仙境，既有一丝的兴奋，又感觉从鼻窍到心脏，漫溢着宁静的愉悦。回望身后的长沙城，也已经几乎消失了轮廓，出奇的静谧，像是沉浸于一个幽深而漫长的梦寐之中。

就高度而言，岳麓山海拔仅为 300.8米，与中国那些体型巨量、拥有令人生畏的海拔数字的巍巍高山根本不具可比性，大约只能够算是一处不起眼、不足道的山头，或者可以说是一钵盆景。并且岳麓山山体较平、山势较缓，不是危峰兀立，不见深壑峡谷，没有怪石嶙峋，自然也不能与那些以悬崖绝壁、险峻陡峭见长的崇山峻岭相比。查阅岳麓山的得名，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载：“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故名岳麓。因此，这样的仅是作为衡山余脉的“成名史”，实在也无法与那些动辄数千年前，甚至在远古蛮荒时皇帝就御驾亲往、封禅许愿或者作为龙脉传承、富贵逼人的帝王陵寝宝地的山们相提并论。

但就是这样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山陵，却以别样姿态崛起于中国的千峰万仞之中，人杰地灵、一时多少风流，其聚核效应和深远影响力远远超过许多名山大岳，在中华历史浩荡向前的图腾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在哪？我今寻之。

二

上岳麓山有好几条路。比如从北门驱车，不用多久就可登上山顶，或从南门出发，可到香火鼎盛、烟雾缭绕的云麓宫，或另辟蹊径，在深涧幽谷、泉林环绕中游览。

我却喜欢穿过岳麓书院的这条路。

原因无它，只是我对书院有着一份天然的好奇或者说是好感。我时常在想，作为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在教育、文化上有着重要方地的书院，其生发兴衰，是一条怎样的脉络？她与时代、政治、社会是怎样的关联？

曾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以研究书院见长，可惜英年早逝的青年学者江堤，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天下乱，则书院起；官学弊，则书院兴。比如朝代更替之际，“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很多读书人，当然是那些胸怀“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抱负的读书人，选择在山林僻静处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后来逐渐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而到国家初兴、政权稳固的时候，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使书院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推重科举。在这种背景下，读书士子不经过科举的途径，就难以找到入仕当官的北，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偏居一隅，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便渐渐无人问津，慢慢衰落。此时，“民办官督”便变成真正的“官办”，官学一统天下。吊诡的是，一旦官学成为唯一，特别是变成科举的附庸，便会很快弊病丛生，腐败堕落，万马齐喑究可哀。这时书院又会像散落在岩缝中的种子，掘土而出，生根发芽。

书院能够在唐宋两朝兴起而至一时之盛，从为官方修书、校书或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变成主要是私人讲学的场所，这与当时大背景的风气开化，用现在的话说“思想解放”有极大关系。现在许多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化自在秦汉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繁荣阶段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徘徊和沉寂,到了唐宋时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鼎盛繁荣时期。其原因得之于唐宋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开明的政治氛围、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多民族统一的局面以及多元相容的精神世界。特别是统治者，即便是昏庸之辈，也懂得礼贤下士，行怀柔之策，因而士大夫人格独立，俸薪丰厚，待遇亘古未有，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书院也成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最佳场所。读书人置身其中，羽扇纶巾，或教书育人、春风化雨，或评天论地、状物遣怀，何其快哉！

元朝的书院，虽然据称“几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严，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几乎与暮气沉沉的官学无大的区别。到明代，书院更是随着统治者的意志而摇摆，随着统治者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随着统治者的喜恶而兴衰。“四毁书院”事件成一代之最，让英雄气短，志士心寒。尤其令人纳闷的是，“四毁书院”者，既有魏忠贤这样的奸佞之徒，也有张居正这样的改革之臣，由此可见，书院存立的环境不可谓不艰险。到了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教训，更加投鼠忌器，极力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书院由此完全沦为科举应试的场所。清末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分崩离析，书院作为革命和改革的牺牲品，也被弃如敝屣。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书院的改制和消亡，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有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对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而言，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书院。

当然，书院的兴衰除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外，背后还耸动着那些大师巨匠们的身影。比如宋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明王守仁、湛若水、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他们眼里，“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因此虽然政局多舛，人事多变，他们却始终不改初衷，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北宋岳麓书院的山长周式，办学很有一套，德行也有口皆碑，在他治下的岳麓书院风生水起、影响一方，当时的主政者宋真宗为此特别召见周式，并拜为国子监主簿，请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却心系岳麓书院，请求归院讲学教书，真宗皇帝为其情所动，御口亲允，还亲赐“岳麓书院”御匾和经书等物。又如明天启五年（1625）四月，阉党诬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受贿，将他们送到北镇抚司诏狱，严刑拷打，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东林六君子”。当东林书院被魏忠贤阉党拆毁时，东林学派的领军人物、因获罪魏忠贤而被削籍为民的高攀龙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随后自沉于自家后花园池中。

正是有了这些人“许国不复为身谋”，登高望远，竭忠尽智，开风气之先，拯一时之衰，才会“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书院这朵奇葩才会绽放在中国文化的园林里，从而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且持续的影响力。

三

迈进书院大门，穿过礼殿，便是赫赫有名的岳麓书院讲堂。

这是一座始建于北宋年间的讲堂，是岳麓书院讲学、讲会、宣教等重要礼仪活动的场所，地面是青石条砖，四周是绿瓦灰墙，面积约数百平方米。

我站在讲堂正中，绵亘千年的夜色已经散尽，薄雾在空中时隐时现。窗口的腊梅并没有开放，银杏也没有春天的诗意，但我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鼻腔中吸入芬芳的愉悦。我甚至无视自己之外其它物体的存在，除了这座庭院。我不禁阖上双眼，只伸出一双手，想握住什么，是深秋银杏的遗香，还是它落寞的萧瑟；是历史残留的智慧，还是它斑驳的衣角？

……

843年之前的公元1167年，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年份。

仲秋九月的一天，安静的岳麓书院忽然喧嚷了起来。山长张栻也一改往日的严谨持重，在大声的指挥学生打扫环境，布置讲堂。这一切，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他就是朱熹，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时与张栻、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当时他的名声还没有以后那么大，但已经在这个不大的皇朝称得上是闻名遐迩了。作为同时代的两大高手，朱熹师从李侗，张栻师从胡宏，皆为理学名家。从师承来看，他们都是理学宗师二程的四传弟子；从思想取向和人生经历来看，他们都反对和议，力主抗金，都曾在地方担任官职。所以虽然朱熹、张栻一个在福建，一个在湖南，远隔千里，但他们都在关注着对方，心仪已久。

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前往潭州（长沙），走了近一个月，行程 1500公里。我相信，张栻是在岳麓书院的门口，不，应该是岳麓山下的湘江渡口去迎接朱熹的。碧空如洗，秋高气爽。两人携手步入岳麓书院，自此掀开了一场震天撼地、冠古绝今的学术会讲。

现在讲堂正中的那个讲坛仍然可以作证，上面摆着的两把椅子正是为了纪念张栻和朱熹这两位大师论讲于坛上而设的。这不是两把普通的座椅，它们虽经沧桑不移，风雨不蚀，至今仍保留着来自朱熹、张栻两位大家的余温。这也不是两个文人间的简单的论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学术辩论会。这更不是一个普通的讲坛，这是中华文化弦歌不绝的神坛。

朱张会讲风云际会，盛况空前，听讲者人满为患，以致把进出岳麓书院的道路都堵塞了，骑来的马几乎把书院前池里的水都喝干了。张栻和朱熹“举凡天地之精深，圣言之奥妙，德业之进修，莫不悉其渊源，而一归于正大”，尤其是对“中和”、“太极”“仁”等理学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其实，原本两人对“中和”问题的理解很不相同。张在本体论上主“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在工夫论上主“先察识后持养”，这和朱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相差较大。所以在会讲过程中竟“三日夜而不能合”，出现了两位大师三日三夜不下讲坛的惊人场景。

“一官匏系几何年，一代文章万古传”。“朱张会讲”开创了程朱理学的巅峰，奠定了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两人之间的碰撞，产生了耀眼的火花，照亮了南宋小朝廷大多数人的迷津，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野共同仰仗的精神食粮。

与中国历史上“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同，两位大儒的学术争论始终在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气氛中进行，两人互敬互重、惺惺相惜。两位名家经常相约登岳麓山观日出，于是把岳麓山峰命名为赫曦峰，并且张拭筑台，朱熹题“赫曦台”。朱熹应邀到湘江对面的城南书院讲学，张拭常常陪同朱熹横渡湘江，那个渡口，后来被称为“朱张渡”。告别时，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诗作答，称“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张栻早逝后，朱熹接到讣告，罢宴恸哭，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心悲痛难抑。他在写给哲学家吕祖谦的书信中说：“两月来，每一念及之，辄为之泫然。钦夫之逝，忽忽半载，每一念之，未尝不酸噎。”张栻的弟弟张杓写信请朱熹为其兄撰写碑铭。张杓在信中说：“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朱熹不仅答允，后来在湖南任职时还专程到张栻的墓地——长沙宁乡黄材进行吊祭，并亲手编定了张栻的文集。

这是真正大师的心胸和气度，无论是风轻云淡，花好月圆，还是波谲云诡，流急浪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有放弃私见的学术，才是独立的学术；只有不带情绪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

四

在岳麓书院古老而庞大的建筑群中，那些祭祀建筑是我每次必去的地方。

岳麓书院的祭祀建筑，不是祭祀神仙和祖宗的，而是祭祀与书院相关的人物。其中要么是中国的文化巨擘，要么是对岳麓书院建设和发展有功的先儒。如专祀孔子的文庙，专祀周敦颐的濂溪祠，专祀朱熹、张栻的崇道祠，专祀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慎斋祠，专祀程颢、程颐的四箴亭，专祀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的船山祠等。这些人物塑像被供奉在庄严肃穆的祠堂里，既体现了岳麓书院的厚重深沉、影响远大，也是书院饮水思源、继往开来文化的充分体现。

我想起最初踏入书院讲堂，就被正面壁上高挂着的一块横匾震住了，其上赫然书写着几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原本是书院一脉相承的治学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思想路线。据考证，“实事求是”，最早见于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班固高度评价刘德的研究精神，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民国初年，受书院改制的影响，岳麓书院与新式现代高等学校合并，时任校长宾步程为学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匾额，作为校训。将“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大学的校训乃至成为一个政党的信条，岳麓书院堪称始作俑者。

就湖湘文化而言，祀奉人物中有两个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前者是周敦颐。昔有孔子持半部《论语》治天下，而周敦颐则用两篇短文著作，即《太极图说》和《通书》，提出了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以后哲学的发端者，尤其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宋史》评价：“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其后，理学的两大开创者胡宏和朱熹都对周敦颐推崇有加，朱熹把周敦颐思想作为自己思想内部主要之义，评价：“道丧千载，圣道言湮，不有先觉，孰开后人。”胡宏在《通书略序》说：“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后者是王船山。作为先求学于岳麓书院，后又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光大岳麓书院的标志性人物，王船山称得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学术涉及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地理、文学、史学、哲学、政治伦理等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其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被称为“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王船山又是湖湘文化的承前启后式人物，船山思想是湖湘文化发展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极。比如，湘军领袖曾国藩深受船山思想影响，不仅熟读王船山著作，还在繁重的治军理政工作之余，亲自整理、出资篆刻船山遗书。而曾国藩及其思想又对谭嗣同、黄兴、毛泽东等后来者影响颇大，垫就了清末以后中国政局的基本走向。

王船山还称得上是一代奇人。他忠心明朝，始终不堕其志。清兵南下时，王船山投笔从戎，举兵抗清，屡败屡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王船山还对明以外的政权视若无物，一拒张献忠，再拒吴三桂，三拒清政府，不肯出来任职做事，宁肯“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在贫苦的条件下潜心治学，著书立说，长达四十年之久，并且，他在清一朝至死都坚持没有剃发留辫子，得“完发以终”。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杨昌济说：“船山先生一生之大节，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民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这种孤高耿介，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极其稀缺。

楹联也是祭祀建筑中的一大特色。比如极高评价周敦颐和湖湘文化的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曾经高悬武昌湖南会馆、南京金陵湖南会馆等地，是那样气吞山河、舍我其谁。王船山自题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又是何等的豪迈潇洒。“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不禁让人联想起岳麓书院大门口的那幅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两副对联一长一短，异曲同声，一种中国古代士大夫特有的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扑面而来。

这是怎样的大气磅礴、掷地有声，又是怎样的激情燃烧、仰天长啸。假设没有学识的沉淀，智慧的蕴藏，没有视野的广袤，胸怀的炽热，没有才能的丰满，力量的张猛，断不可能如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断不可能这样满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这是一种自信，“横尽虚空，天象地理无一可恃，而可恃者唯我”。

这是一种胸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这是一种进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五

我从岳麓书院出来，经过爱晚亭，然后沿中间一条陡峭的石阶拾级而上。

这条路看起来不像一条旅游线路，既不平坦宽阔，更不会带给你旅游的闲情逸致。它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地在树林间盘旋，有时让你感觉像进入了一个大迷宫，有时干脆淹没在浓郁的树林间。它毫不起眼，甚至只有两三尺宽，但曾经辟开了一条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道；它很幽静，却曾经勃发着生机，史无前例地搅动了百年前的历史风云。

这条路的两旁，密密麻麻、星罗棋布地长眠着一群英烈躯体：黄兴、蔡锷、蒋翊武、刘道一、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陈天华、姚宏业……在那场影响中国进程乃至世界进程的革命中，他们或身先士卒，无畏牺牲在拼杀的战场；或蹈江海以殉，用自己的死警醒国人奋起；或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赢得湖湘子弟来，扶危济困。造成时势英雄去，虽死犹生。”他们的生或死，都曾经那样的英勇激烈，那样的惊天泣地，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横空出世，勇立时代洪流的前头，敲碎权柄鬼魅的迷梦，挺起民族自立的脊梁。

林增平先生曾指出：湖南辛亥革命有几个特点，“其一，人数最多，居全国首位；其二，最早响应武昌起义，并派兵援助武昌起义”。譬如，引发辛亥革命这场大火的保路运动，首先是在湖南点燃的。其后，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李燮和在上海发动起义，孙道仁在福建发动起义，黄钺在秦州发动起义，刘先俊在新疆发动起义，唐群英率领女子北伐队参加了攻克南京之役，姜爱林在宁远永安发动武装起义。各省光复后担任军政府都督的就有7位是湖南人。因此孙中山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还有在日本蹈海自尽的陈天华和在黄浦江投江而殁的姚宏业，以个人的赴死唤起大众的觉醒，当时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两位烈士遗骸运抵长沙时，长沙全城学生出动，送葬队伍多达几万人，长达10余里。“送葬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清朝官绅咸为属目，以为民气伸张至此，其祸至足以沦宗社”，在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躯体上踏上了有力一脚。有一首挽联写得这样荡气回肠：“其所生在芳草美人之邦，宁赴清流葬鱼腹；以一死作顿民义士之气，奚向泰山与鸿毛。”

据统计，在作为划时代历史转折点的辛亥革命中，湖南前后牺牲的人士数以万计，其中有50多名饮誉中外的风云人物，就埋葬在岳麓山上。可以说，岳麓山就是一册辛亥英烈传，一卷中国近代史，一首民族正气歌。

湖南人的慷慨激昂，前赴后继，归根彻底还是湖湘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散。特别是近代以降，无论是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卓绝崛起，还是维新变法运动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主持新政的一时领先，再至辛亥革命的开天辟地，湖南人才辈出，璨若星河，深刻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轨迹。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我环顾四周，那些激壮的墓铭、静穆的墓庐、感怀的挽联还在，那些昨日移栽的树木愈见苍翠，那些飒飒作响的风声犹在耳畔，历史的硝烟却似乎远去了。沿着这条路而行的人并不多，到这些墓庐旁边驻足停留人的更不多。或许是这条路的确不好走，或许这里的风景太过于肃穆，或许是走的人没有时间。

六

战国时期的宋玉这样描绘：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秋天并不都是收获与登高，还有萧瑟与衰败，远行与送别。

对于1916年的湖南来说，对于1916年的中国来说，这个秋天不太好。

10月31日，霏霏淫雨之中，开国先驱黄兴猝然病逝；8天之后，凄凄秋风之中，护国将军蔡锷撒手人寰。前者42岁，后者34岁。

在麓山寺后上方的一片平缓的山坡上，蔡锷静静地躺在这里。我默然肃立在苍松翠柏之间，任带些寒意的秋风吹拂脸面，脑海里一遍遍涌现蔡锷戎装着身、清癯却又英气逼人的形象。

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那是民国“范儿”。与现在相比，那是一个风雨晦暝、国力羸弱、物质匮乏的年代，却又是一个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英雄辈出的时代。让今天的人不解或者说今天很难见到的是，那时的人，无论高贵还是卑微，无论才高八斗还是不通文墨，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大都铁骨铮铮、志怀高远。如曾国藩所言：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多少人身怀理想、足踏实践，壮怀激烈、慷慨悲歌，可谓“一时多少豪杰”。

在这当中，蔡锷如同一道短暂但却耀眼的闪电，刺破了黑色重幕的长空。

1897年10月，15岁的少年蔡锷从邵阳步行350 华里来到长沙，成为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学生，自此与梁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对师生，一文一武，亦师亦友，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蔡锷“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东渡日本留学时就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30岁就成为威甲一方的云南都督，后更以首先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而梁启超，时为名震天下的思想家、政论家。黄遵宪称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

1915年，正当袁世凯私欲膨胀、做起皇帝美梦，杨度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鼓吹之际，梁启超发表了他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指“筹安会”以立宪为名恢复帝制、实为破坏国体的荒谬，令袁世凯成为万夫所指、天下公敌。蔡锷则机智甩掉袁世凯的掣肘，从天津辗转日本，再回到云南，立即与已经称帝的袁世凯公开决裂，掀起震动天下的护国战争。

黄兴的墓已近岳麓山顶，前坪宽阔，隐映在千顷松涛之间。墓碑石与周围石刻有孙中山、梁任公、章太炎、于右任等名流的挽词或挽联。黄兴先于蔡锷病逝，故而蔡锷的绝笔是写给黄兴的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最能概括黄兴一生并且影响最大者，当推章太炎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人们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黄兴是实干家。“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两人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孙中山为革命辗转海外，奔走呼号，播种思想，筹集钱粮。黄兴则组织和策动武装起义，履险蹈危，以卵击石。特别是在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中，虽然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黄兴率革命党人浴血冲锋，被飞弹打断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革命党人绝命搏杀、不留后路的英勇行为震惊中外。胡元炎因此说，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

湖南人中，有两个屡败屡战却最终成就大业的英雄。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黄兴。黄兴一生参与、指挥过起义和战争有10多次，无一成功，却以其身先士卒，九死一生，赢来辛亥革命，“起共和而终帝制”。正如他在自述中说：“我的名号（黄兴，号克强），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

这是黄兴的勇。黄兴的静，体现在他的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和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胸怀上。在与孙中山共创共和的过程中，虽然他们不免有分歧，但黄兴始终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在辛亥革命前的几次倒孙和后来另组中华革命党的风波中，很多人倒孙挺黄，黄兴不为所动，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它不知也。这与国人一向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相比，是多么的稀少和宝贵。

“国民奈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这是一代大儒梁启超写给最挚爱的弟子蔡锷的挽联，其实有何尝不是黄兴的最好写照。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无论倾向于哪种观点，你都必须承认辛亥革命的矛盾性：它徘徊于成功与失败之间，并且将政体中诸多紧张关系传递给了早期民国。”以此推论，以蔡锷之勇、黄兴之名及维护共和的能力和决心，在一批叱咤风云的辛亥人物中足执牛耳，他们的英雄无命，加剧了民国的矛盾和纷乱，并深刻影响共和乃至将来中国的走向。

七

山巅上几株绽放的菊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显然有别于山下盆栽作为展览的那种。她的颜色简单，只有黄色和白色两种，花瓣也不大，却是骨骼清奇，超拔飘逸，卓尔不群于一片常绿的灌木丛中，让人不禁想起“空谷清音”“惊风芙蓉”这样的词语。

菊花的幽香，风姿，异质，奇态，常常被文人雅士引为知己，并用手中的笔装点出一个风骨无限的世界。岳麓山和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的滥觞和图腾，正是因为凝聚和造就了一大批像菊花般凌霜贞秀、孤标傲世的人物，他们“独立不羁，遁世不闷”，视天下为己任，敢当天下之先，并以自己的追求和实践，形成“淳朴重义、心忧天下、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屈子赋辞，成楚辞之不朽；贾谊哀鹏，定爱国之情操；（柳）宗元谪野，写民生之根本；濂溪（周敦颐）播学，开理学之鼻祖；宋明胡（安国）张（轼）王（船山），创书院，传学问，形成湖湘学派的渊源；清之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起湘军，开洋务，赢得“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美称；近代黄（兴）宋（教仁）蔡（锷），创民国，造共和，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现代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建中国，写历史，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百年锐于千载，时势造就英雄。在数千年未有之剧烈变局中，如珍珠般散落的湖湘英雄谱中，曾国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曾国藩除了是湘军的缔造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启者，更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开创性地把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追求的“诚”“明”的理念，与荆楚山民血管中涌动的“血”“强”的基因完美地结合，使湖湘文化中忠诚、刚毅、血性的精神得以蝶变，演化成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新高峰，并在“西风东渐”中推开了湖南乃至中国的现代之门。

有人评论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并称之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最推崇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王阳明，一个则是曾国藩。

湖湘文化精神的另一个高峰，应当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晚清曾左胡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与所处时代特别是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转变成新的国民人格和社会理想。这种人格和理想概括起来讲，就是民主、共和。

1912年，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的职务，回到长沙，在一次与湖南督军谭延闿的谈话中说：“今之倡义，为国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鲜明地道出了黄兴的心声。故而在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主张举兵讨伐的声音中，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守住共和的成果。但是国民党人热血沸腾，匆忙中祭起“二次革命”的大旗，结果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面前一触即溃，中国从此步入党同伐异、武力纷争的乱象和怪胎。

蔡锷和袁世凯本来私交不错，当年蔡锷东渡日本留学时还曾得到过袁世凯的资助。事实上，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蔡锷就表示支持。南北和议成功，清廷退位，蔡锷认为共和告成，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但是一旦发现袁世凯反对共和，蔡锷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蔡锷在“痛切陈词，声与泪并”的同时，也是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

比较起黄兴、蔡锷的共和理念，先于他们早逝的宋教仁有更深入的理解。

1912年，共和初成，民国肇始，袁世凯当上总统，革命党人几作鸟兽散。唯有宋教仁先是通过起草《临时约法》，进而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他将一盘散沙的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推动实现政党内阁主张。“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宪政思想当时可谓先知先觉、振聋发聩。但是，由他开启的中国民主政治的航船，面临的并非宽阔的大海，而是激流险滩，因此注定驶不出多远。1912年12月的民初国会选举，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暴力方式的政权角逐，在这次选举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而且这个“国民党”，称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但是， 1913年3月20日，随着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倒在了血泊之中。

年轻的宋教仁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宪政理想，也染红了近代中国的沧桑百年史。一百年来，人们似乎已经淡忘这位才华横溢、风采慑人、充满激情的国民党的缔造者和他用生命为之奋斗的宪政事业，或者，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杀了宋教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刨根问底，却没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思考，宋为之拼命的理想和事业，为什么随着这个31岁年轻人的肉体而烟消云散？

今人傅国涌说，当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

八

不经意间，我抬头一看，面前矗立一面巨大的石壁，壁中嵌有一块高约2米，宽约1.5米的石碑，左上头写着两个字：禹碑。传说这是为纪念大禹在岳麓山治水的禹王碑。另外还镌刻着数十个杯般大小，状如蝌蚪的字，字体难以辨认，好像一部“天书”。“天书”之奇，据说连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也束手无策，钻研了此碑的拓本3年只认出3个字。

禹王碑处于岳麓山的最高处。把目四望，因为雾气还没完全散去，视野仍有些影影绰绰，但湘江北去，青山逶迤，长沙城郭，已充盈可辨。我独自啜饮拂面的清风，并以一种放松的姿态，沐浴着大自然天成的灵气，或者用心倾听一两枚从树枝上飘落的叶子的声音。我确信，这并不是寂寥，而是天高地迥的旷达，是“自疑此身或恐飞去”的潇洒。

天空开始破晓，我已不是一个人的舞蹈。麓山寺的钟声穿出林隙，穿过雾气，由远而近，间或夹着几声清脆的汽笛，让人清晰地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存在。

这是一个让我倍感亲切却又常常有些陌生的城市。

我第一次亲近她，应该是上学前的岁月。父亲因为工作的缘故，偶尔会到省城出差，如果不是很忙，会连带捎上我。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跟随父亲在橘子洲头游泳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湘江，要比现在澄澈很多，游泳的人也很多。因为年龄小，我最多的时间是在岸边戏水，带些羡慕的眼神看江中的人头攒动。江面的宽阔，江水的湍急，江西如带的青山，江东鳞次栉比的高楼，是那样深刻地印在我脑海里。

后来我读到的有关长沙并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字，是大诗人李白在《秋浦歌十七首•其六》中的诗句：愁作秋浦客，强看秋浦花；山川如剡县，风日似长沙。我在想，这个令诗仙李白舒展愁眉、聊以自慰、可以类比的地方真的那样美么？

山川胜美并不是长沙的唯一。与李白同时代的刘长卿在《自夏口至鹦鹉洲望岳阳寄元中丞》写道：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

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

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

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物质的表象掩盖不住精神的灵光，纵情山水寄托的是悲悯的情怀。长沙的美，是岳麓书院中绵延的读书声，是爱晚亭前的红枫凝霜，是天心阁上的断垣残壁，是橘子洲头的水色潋滟、浪遏飞舟。

这还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东晋初期王敦之乱，虞氏兄弟、易雄、桓雄等一批忠义之士，扶正斥邪、勇于赴难，在长沙古代历史上写下了扶正抗邪、英勇善战的“湘州抗逆”精神。两宋时期，因为长沙军民拼死抵抗金兵南下，金兵破城之后进行血腥屠杀，留下了“金人掠潭州六日，屠其城而去”的记载。辛弃疾“上马杀贼，下笔成诗”，在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为南宋王朝建立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现在长沙营盘路即以辛弃疾练兵的营盘命名，并且还留有辛弃疾挽缰持卷的塑像。“有井犹名贾太傅，无人不祭李潭洲。”元初，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李芾率领长沙军民死守潭州3个多月，城破后杀身殉国。最令人感动的是，岳麓书院的几百学生，投笔从戎，书生报国，大多战死或自杀，充分表现了湘人慷慨赴死的特质。抗战时期，长沙更以焦土政策中的“文夕大火”、 4次惊心动魄的“长沙会战”震惊中外，粉碎了日军“以战迫降”的妄图，提振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可能是这个城市太多的故事吸引了我，可能是机缘巧合，成年后的我，重新在岳麓山下学习工作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那时对我而言，清早湘江旁的晨跑，傍晚岳麓山的登高，基本是必修课。只要有闲暇，我几乎以一种饥渴的心态徜徉在长沙的山水间，流连于熠熠闪亮的青石板上和浓荫如盖的古树下。到前几年，我确定居住长沙，真正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冷暖。

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表明了文明人内心的迷惘、忧伤和焦虑。我的内心深处也时常有些矛盾。一方面，我迷恋这个城市散落而幽深的文化，她的每一条古街每一块古砖每一棵古树，都是那样独特而珍贵，我担心城市的飞速发展逼仄山水的空间；另一方面，我又乐见她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希望她现代化国际化的气息更浓厚些、更明显些。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痕迹总会留下，不同的是，留下的是文化的传承、思想的延续，进而擦亮城市的面孔，凝聚发展的要素，启蒙前进的脚步，还是留下几张灰白的故纸，或者一段崩塌的城墙。

我深信，伫立在橘子洲头的身影不止一个。在馨香阵阵的稻田，在郁郁青青的森野，在熙熙攘攘的人潮，那些思考的头颅从没有真正消失过，那些飞翔的翅膀总是迎风而上、愈加坚强，纵使云遮雾盖、山重水复。

长沙城依然安静，长沙城已经醒来。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