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思维简介】男，汉族，湖南岳阳市屈原区人，1947年2月出生，197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2年6月晋升教授，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精品课程贸易经济学带头人、国家特色市场营销专业带头人，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科组评委、全国高校贸易经济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2、2003年两次获湖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2至2003年连续获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1993年起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先后获湖南省优秀教师（1989、1995、1998）、湖南优秀理论工作者（1993）、全国优秀教师（1989）、湖南省先进工作者（2000）、全国师德先进个人（2002)、湖南省优秀社科专家（2002)、徐特立教育奖（2004)、湖南省高校首届教学名师（2006），2009年获“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全国流通发展杰出贡献奖”。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今年逾古稀，我仍耕耘在科研园地，坚守在教学一线。回首往事，大学毕业后能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四十五年以上，我深深感恩小学、中学、大学时代的老师和同学，感恩我的亲人和学生，感恩给予我关心帮助的所有领导、同行，感恩我生活的时代，感恩自己人生难忘的经历，感恩那传承不绝的中华文明。

一、初中时代的屈子精神砥砺

1959年9月我从湘阴县山圹乡黄家桥完小高小毕业考入离家近20多华里的汨罗一中（原湘阴三中）。初中阶段，我对中国历史最感兴趣，历史成绩也最好。

我初中的历史课老师是洞口县人，他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知识渊博，上课特别生动。我个子最矮，坐在第一排正中靠讲台的位置，每次上历史课老师提问时，我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课后的作业题我也完成得很好。上了三、四周课，老师指定我当上了历史课代表，因而与老师的联系也比一般同学多，加之我记忆力好，对于历史年代、人物、历史事件在老师讲授后能融会贯通。

记得1959年下学期期末考试前，历史老师因事请假回家，临走前他要我代他给全班同学上一次历史复习课，串讲一学期学过的历史知识，我答应了，我站在讲台上用一节课时间将老师讲授的历史课知识串讲完，并得到同学们一致肯定。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当了回初中教师。

老师课内外向我们讲授的屈原、岳飞、文天翔等历史伟人的爱国主义事迹和精神，我从初中时代开始就默记于心。汨罗江是伟大诗人屈原投江报国的地方，我的母校就在汨罗江畔的汨罗镇，离屈原投江的地方不远，屈原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忧民情怀从那时起就在我心灵深处植根。

为纪念屈原，1961年上学期汨罗一中师生组织排演话剧《屈原》，以便在端午节期间演出，我的初中班主任陈建昆老师（美术和艺术老师）担任该剧导演，我也作为群众演员参加该剧排演。此剧排演全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有时还要占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但参加演出的同学没有任何怨言，大家都全力以赴，抓紧排练，最终在端午节公演大获成功。

学习历史，学习屈原，使我们从小就倍受其爱国忧民情怀感染。1961年暑假，为了防止当时盘踞台湾的蒋介石趁国内经济困难反攻大陆，全国各地掀起了保卫祖国的民兵练武高潮。学校也组织学生民兵开展野营拉练和实弹射击，因我个子没有枪高，最初不让我参加，我对班主任陈建昆老师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坚决要求参加，况且我是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更要带头。”陈老师见我态度坚决，便批准我参加，并嘱咐年纪长于我的团支部书记朱迪辉同学在训练中多关照我。在野营拉练中我刻苦训练，严格要求，实弹射击中我还取得了较好成绩，那也是我少年时代第一次参加真枪演练和实弹射击，由于我在民兵训练中表现积极，我也被评为当年的“全县优秀民兵”，并是全班同学中唯一一位获此荣誉的。当我把湘阴县民兵总指挥部发给我的红彤彤的奖状带回家时，父亲高兴地将奖状贴在我家墙壁上最醒目的地方，逢人便夸奖我为家里争了光。

学习历史，中国历朝历代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敢于吃苦的精神，是初中时代激励我和同学们奋力拼搏和不断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鼓舞自己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动力。离开母亲和弟弟妹妹到汨罗上初中，要走20多华里路，当时没有公路，也不通水路，到学校只能靠步行。我们寄宿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无论烈日当空的炎夏，还是风雪交加的寒冬，从家里赶往学校，从不迟到早退。我是全班个子最小的，身高不到1米3，但参加集体劳动我很积极，从不甘落后。初中阶段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去汨罗火车站和归义街卸货、挑运红砖，我挑运红砖的数量不比其他同学少；当时学校没有自来水，在学校寄宿洗衣服时，只能自己去水井边用水桶打水，我第一次去水井边打水，因力气小拖不上水桶，我着急地在井边哭了，但哭后我也没有放弃，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将半桶水拖了上来，将衣服洗完。我慢慢琢磨打水的技巧，后来从井里提水就轻松多了。

1960—1961年，我读初二，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俗称过“苦日子”。每天我们只有几两米熬稀饭吃，每餐都吃不饱，一部分同学坚持不了，辍学回家，全校四个初中班因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便调成三个班，但我还是和大部分同学坚持下来了。

在最艰难的时候，为了度过困难，我和同学们早晨起床跑步后便在湘汨公路（湘阴县至汨罗镇公路）边采集杨树叶，拿回学校用刀剁碎后和着米煮成树叶粥喝；为了充饥，我们还将稻草、红薯藤剁碎当饭吃。当时我父亲为了支持我学习，还特地给我买了几斤米糠皮做的糠饼干，我把它放在我的行李箱中，每天第二节课做完课间操后，我便迅速跑到宿舍从行李箱取两块饼干啃几下，尽管糠饼干粗糙乏味，但当时吃起来还真能充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我们还是坚持咬紧牙关认真学习和锻炼身体，1962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我如愿以偿地考入湘阴一中读高中。

二、终生受益的高中语文老师

酷爱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这一直是我生命激情的一部分。而真正启动我文学灵感的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李元洛先生。也许是上苍的安排和某种缘分，1962年秋天，我从原湘阴三中初中（现汨罗一中）毕业考入了湘阴一中读高中，这一年，李元洛老师也从青海调入湘阴一中教高中语文，李老师一到学校就被安排到我们班。作为北师大毕业的中文专业高材生，李老师渊博的知识、飞扬的才华、诗评家的气质、充满诗意的语言，一下就受到了学生们的热捧与崇敬。听李老师的课，对我们来说是物质产品短缺年代的一种精神大餐与艺术享受。尤其是李老师讲授古典诗词名篇时出神入化使人拍案叫绝，他的一言一语，或诵或吟，忽高忽低，句句珠玑；或是画龙点睛，把我们引领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所处的盛唐与中唐时代；或是引人入胜地为我们展开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等著名词章中的宋代画卷。每次听李老师讲课，我们格外集中精力，就像物质匮乏年代渴望改善生活吃红烧肉“打牙祭”一样充满期待。我坐在教室中间第一排，更是全神贯注，眼到、耳到、心到，唯恐走失一分一秒；只要李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我总会迅速举手；李老师布置的语文作业与作文，我也是一笔不苟，尽可能超水平发挥。

也许是我对待课堂和作业都很认真，李老师在高二时指定我当语文课代表，因此我与李老师联系也多起来。李老师负责我们的语文教学直到高中毕业，我们也逐渐知道李老师与著名大诗人贺敬之、郭小川都有交往，是崭露头角的著名青年诗评家，因而对老师更是崇敬有加，我和一大批同学都成了李老师的忠实“粉丝。”我的语文成绩明显上升，特别是语文写作，在李老师关于“练意、练句、练词”的指导下提高较快，我现在还保存有高中时代李元洛老师关于如何写好作文的听课笔记。

我最得意的是1964年迎接国庆15周年我写的“国庆礼赞”作文，李老师打了全班最高分93分，评语为“革命感情如江河洋溢，锦绣文章似孔雀开屏”，并批示将我的作文本在全班传阅。当时全班只有王尚云、钟冬华和我的作文被李老师批示全班传阅过。

高三时，我的作文本后来还传到“六六届”高中生那儿去了，最后作文本都未收回。由于我的文科成绩较好，1965年9月我如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我的高考志愿第一志愿填报人大，第二志愿填报北大。197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全校仅我一人被分配去闭塞偏远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面对荒山野岭，置身山道崎岖，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岁月里，我向少数民族兄弟学习，学会用充裕的精神生活来排解物质生活短缺的苦恼，消化离开乡友、亲友、学友的孤独与寂寞，打球、唱歌、哼样板戏、诵读经典等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高中时代李元洛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有关古典诗词等方面的文学知识，不但使我在工作上能得心应手完成各项任务，在生活上也成为我必不可少的伴侣与慰藉，许多名篇名句与我如影相随，如当各种打击纷至沓来、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的绝境时，刘禹锡的“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使我从容面对；当我重病住院，四周难闻的药味及病友的呻吟几乎让人窒息时，我一想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心头又频添春天的暖意；当我面临现实中的种种困惑而苦苦思索不得其解时，一想到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心境又豁然开朗许多。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调往长沙工作，我与李老师的联系和交往又多了起来，有趣的是我们师生都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这真是有缘人何处不相逢。1992年我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后，每次都能在参加政协会议时遇到李老师。李老师当时是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在政协文联届别，我则在政协社科新闻出版届别，开会时住蓉园、九所较多，每次我去看他时，他总要我给他谈谈中国的经济问题。李老师钟情诗评，几十年专一研究，诗歌评论到七十年代已至炉火纯青境界。

七十年代末，中国诗歌评论界有“南李北谢”之称，“北谢”是指北京大学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南李”就是指湖南李元洛先生。李老师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是好朋友，他的《诗美学》是其诗歌评论代表作，国内著名文学期刊曾连载，并在台湾也有出版。尤为可贵和感人的是，李元洛老师自八十年代后又钟情于诗词散文的写作，我每年中秋、春节都会同我的太太去探视和看望李老师夫妇。每次去他家，李老师都在书房铺开稿纸撰写散文书稿，李老师因不在学校工作，没有助手，也未带研究生，硬是在年逾花甲后凭着个人的才华、毅力和坚持，先后撰写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诗词散文名著，《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绝句之旅》《元曲之旅》《清诗之旅》，开创了当代中国散文的一种新范式新天地，我尤其钦佩李老师散文中那激越高亢的针砭时弊，遣词造句的鬼斧神工，古为今用的精辟分析，独具一格的思想闪光。

1994年我在担任湖南商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时，还特地请李老师为全系师生作唐诗欣赏的学术讲座，李老师讲课时仍然是年轻时那样激情飞扬，思潮奔湧，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余音绕梁，时而将初唐中唐盛唐晚唐的兴衰变化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而又引领我们透视现实，古诗今用呵斥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丑陋与肮脏。他的讲座融艺术欣赏与思想教育一体，充满美的享受与正能量激励。

今年上半年李老师夫妇住进了河西望城县安华山庄敬老院，七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太太去安华山庄看望他们，他们住在一个带卫生间的套房，里面除卧室外，还有洗漱间和小客厅，最里面是面积不过几平方米的一个小工作间，摆了一张简陋的木办公桌，桌子上堆满了书稿，我一看改动的书稿，是一书两版，既有竖排本的，又有横排本的。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金，特将三十年前台湾地区出版的李老师的《诗美学》一书选入重新修订出版的计划目录，出版社特意先将台湾地区的中文繁体竖排版复印本交李老师修改，修改后出版社重新改为中文简体横排本，再交李老师修改。我一看书稿上面全是李老师用红色笔修改过的痕迹，有标点符号的更正，有新增的引文出处，有删掉的文字与段落，有新增的文句。看到这些我激动不已，我赶紧掏出手机将李老师修改过的书稿一张张摄成照本，存在我的手机相册中，我留下这些书稿照片，更是要留下老师那种视学术为生命、亲自示范的活到老创新到老的学术精神，这正是古人提倡的“苟日新，日日新，日又新”的精神，这就是李老师的士人风范与学者精神。

一个闻名中外的著名诗歌评论家、散文家，一个曾连任三届湖南政协常委的湖南作协副主席，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住到敬老院，甘守寂寞与清贫，没有助手和秘书，也没有研究生相助，却仍老骥伏枥，奋力笔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他的智慧，为民族复兴传承中国诗美学的文明，相比不少在科研院所工作的后学，条件比李老师好了不知多少，遗憾的是他们自己创新不多，牢骚不少，对此该是何等愧疚和厚颜呵！于我自己，李老师是一面镜子，是一种风范与榜样，砥砺自己任何时候都应珍惜生命、珍惜时间，敬职敬业，不敢懈怠。

三、伴随我学术生涯的调查研究

回顾自己学术与教学科研生涯，调查研究伴我一生。学术研究要接天线要接地气，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没有调查就不可能产生正确思路，象牙塔里能从事纯学术研究，但出不了有生命力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我出生于洞庭湖地区，1970年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分在湘西民族贸易局办公室做综合秘书。当时的民族贸易局是商业、供销、外贸、工商四位一体，机构很精简，管理职能却很广。全州民贸系统除十个县民贸局系统外，州局直属二级机构公司有十多个。我的主要任务是为领导撰写所需各种文稿，对机关上报及下发文件进行文字把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我在任职期间几乎跑遍了全州著名集镇和区供销社，并先后两次在苗族聚居的贫困农村办点，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睹了湘西农村的贫困，我深深感受到只有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大力促进农产品生产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增强造血机能，贫困地区才能脱贫致富。

1973年，我受组织委派直接在凤凰县阿拉区供销社办点一年，该区下辖黄合、新场、阿拉、茶田、落潮井五个公社，地处湘黔边境，离贵州铜仁市只有三十多公里，贵州大兴机场就位于黄合公社交界处，湖南茶田汞矿也和贵州万山汞矿同属一个矿区，位于两省交界处。落潮井是个纯苗族聚居公社，与贵州松桃县山水相连。当年我在此地各个公社农村及供销社作过深入调查，并和区供销社职工一起挑货郎担下农村，为农民兄弟送货上门，并指导供销社经营专干深入农村办多种经营基地。

当年的阿拉镇是湘西五大名镇，尤以牛市交易市场闻名湘黔各地，而阿拉区供销社是全州财贸系统支农服务的一面红旗和先进单位，其先进事迹与经验就是由我多次深入此地调查执笔撰写的。其中一次是1971年春天我曾跟随时任副州长孙云英同志等在此调查，州委于1972年在阿拉区供销社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向全州各县推广阿拉供销社的先进经验。在农村集市和农村供销社的经验使我积累了相当多的第一手资料。

1977年，我从政府机关转到新成立的湘西自治州商业学校从事政治经济学、商业经济学教学，作为踏入经济学教学之门的新兵，我有许多的疑惑，于是我写信向我的大学老师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林文益教授求教。不久林老师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稿纸的回信，他既鼓励我安心教育，强调要做一个“德为人先、行为世范”的好教师，又提示我应发挥自己优势，注重教学科研互动，以科研创新提升技能，林老师还嘱咐我，科研要形成特色就需从工作熟悉的经历与思考入手，从湘西特色入手。

林老师的教诲让我茅塞顿开，于是我的经济学研究就从湘西有特色的经济问题入手。1978年寒假，我先后深入到湘西州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凤凰县地方志办公室查阅有关县志中食货志及市场史料，我抄写了一大批资料，开始撰写近代湘西集市贸易发展改革的文章，这篇为集市贸易正名的文章后来在州委机关报团结报分六次连载，在当时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起到很好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又到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调研，撰写了《湘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一文，首先发表在国家工商局工商行政管理内刊上。

1981年原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联合主办“全国商品流通多渠道理论研讨会”并向全国征文，于是我撰写了《集市贸易是湘西民族地区一条重要的流通渠道》一文投稿，结果该文入选这一重要学术会议，我收到了打印并携带论文参加会议的通知。当年11月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从湘西吉首先坐火车至长沙，再乘进京特快车，虽然未买到卧铺票而路途劳顿，但心情十分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被推举在大会上发言，我还在这次会议上见到了恩师林文益教授、刘福圆教授、孟振虎教授、曾洪业教授等，还以文会友与万典武、高涤陈、贾履让、周肇先等一批流通学术界著名专家以及中青年学者纪宝成、宋则、徐从才、文启湘、赵尔烈等相识相逢。我的论文也收入会议论文集出版。后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集市贸易与长途贩运在湘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于1981年、1982年先后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和北大的《经济科学》杂志上，不久原《红旗》杂志社《经济辑刊》来信要求重新修改后收录我的这篇文章，我于是又补充了有关内容使全文扩展到一万多字发表在该刊上。

由于我在坚持在搞好教学的前提下，还能不断有科研成果面世，在全校教师算是冒了尖。1981年底我破格晋升了讲师，当时刚刚恢复教师职称评定与晋升，主要解决文革前大学毕业生在学校工作无专业职称的问题。由于我是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况且还有政治上的问题，湘西有关方面迟迟不上报我的评审材料到省职改办。直到省商业厅职改办派工作组来学校专门调查我的教学与科研实绩，我被确认是全校最冒尖的一个，于是在全省教育系统中专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大会上由全体参评专家评审投票通过。这次职称晋升经历也再次激励自己抱定“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坚毅与坚持。

1983年湘西自治州政府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全州科技大会，我参加了会议，并被州人民政府授予“全州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这也是我平生以来得到的最高一次政府奖励，也是文革结束后，我从政府机关转岗从教后获得的一个沉甸甸的荣誉，虽然奖品仅一台随身听微型收音机，但那本盖着标有国徽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色大印的荣誉证书却铺就了我一生通向科研创新大厦的基石，这是政府和人民对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工作的肯定，她告诉我，一切辛劳与付出都值得，所有苦痛与纠结都可消弭。

此后，我不为商海的繁华所迷惑，也不为远方发达地区的高收入高工资所吸引，决心足踏湖湘大地，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从教，求真务实科研，我几乎把所有公休及假日利用起来搞科研。从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被评为全校优秀教师起，我先后获得了各种教学科研成果奖。

1985年我调到湖南商学院的前身湖南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后仍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基本功课。我想过去的湘西调查决不能代替当前的调查，所有结论只能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所以在繁忙教学科研之余，我仍然坚持每年都去农村调查，如1998至1999年，我主持湖南软科学重点课题“加快农村城镇化研究”，我和课题组成员先后去益阳赫山区、常德澧县、安乡县、岳阳君山区、岳阳县等小城镇调查，在调查基础上我撰写了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稿还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冯之浚教授审阅修改。调研报告中我提出湖南“十五”城镇化要以“县城扩容提质为重点”，依据这一调研报告，我在全省政协会上提交了“‘十五’期间以县城扩容提质为重点加快全省城镇化”的提案，后来湖南省政府将这一建议纳入到“十五”规划中，当时的湖南省计划委员会还专门给我来函，对此提案予以肯定。

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从事教学科研的基本功，也是经济学人经世济民的宗旨落到实处的有效途径。我作为一位老省政协委员和三届省政府参事，在参政议政、咨询国是方面能有所作为，离不开的就是调查研究。

1996年全国各地落实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掀起新农村建设热潮，但我发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忽视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的问题，我便就此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我亲自设计了农村流通问题的调查问卷，带领调研组深入到常德集镇、岳阳、益阳、长沙等地农村调查，还委托亲人在老家农村发放问卷调查，后回收了三百多份问卷。我将其中涉及的三十多个调查问题的答案归类统计，然后撰写了一份《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重视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调查报告，这份调研报告既有情况有问题，又有对策建议。我写信将调研报告直接寄给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书记，张书记十分重视，很快在调研报告上作了批示；时任分管商务工作的贺同新副省长也作了重要批示，并要在全省农村流通工作会议上将我的有关建议采纳到省政府有关文件中。

又如关于发展洞庭湖区域的建议也是来自调查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十分关注湖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1995年底我撰写了《关于建设湘北环洞庭湖经济带的几个问题》的调研报告，参加了1996年湖南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并在省政协大会上发言。该报告提出，要使环洞庭湖经济带“成为湖南省内继长株潭之后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带之一”，并具体提出“要实现环湖地带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基地化”“将环湖经济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机结合起来，尽早形成背靠长江的环湖城市带”“要以治水为重点突出抓好环湖经济带的基础建设。”由此我在省内最早提出了建设环洞庭湖经济带（区）的主张。

2011年，湖南省召开第十次党代会前成立了党代会报告起草组，我和刘茂松教授作为学术界代表被聘为省党代会报告起草组顾问，在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及修改中，我们力主将洞庭湖区域写进党代会报告，并列为湖南经济的又一重要板块。省委主要领导最终拍板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党代会报告，并决定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制定纳入省委省政府议事日程。

2013年4月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率民盟中央调研组一行专程来湘，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水资源综合利用”开展调研，我有幸抽调参加调研，和省政协副主席杨维刚等陪同陈晓光副主席一行，调查考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及水生态安全问题。考察结束后，我受民盟中央和盟省委委托，起草致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关于重视洞庭湖生态安全及治理的建议”报告稿，请求中央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尽快上升到国家战略，后来得到中央有关领导重视，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和汪洋副总理相继在报告上作了批示。2014年4月，国务院下文正式批准了国家级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规划。

有的调查需要反复进行，才能出有新意的思路与对策。2008年，我主持湖南民盟关于启动农村消费的思路与对策重大调研课题，我和调研组先后深入到平江、汨罗、湘阴、益阳市、沅江市、安化县调查。

2010年我又主持了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委托课题“环洞庭湖区域城镇化研究”，我又和课题组成员深入到沅江草尾镇等地调查，该镇是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老先生来洞庭湖重点调查过的小城镇。在调查中我了解到，该镇短短几年内商贸服务业网点发展到上千个，而且门类齐全，对周边农村产生较大辐射力与吸引力，年均吸纳一千多农民就近城镇化。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将重点小城镇建设为农村综合性商贸服务中心的探讨》一文，该文于2011年发表在《商业经济与管理》杂志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全文复印了此文。

2013年，我承担了省政府参事重点调研课题“发展农村重点小城镇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市民化的对策”，9月我和省政府参事李松龄教授等人又一次去洞庭湖地区的沅江市琼湖镇、草尾镇调查考察，我们特地驱车去草尾镇新安村实地考察当地农村土地流转后农民集中安置新建的农村居民小区，农村的实践也使我对农民就地和就近市民化的理念和思考更加成熟。在年中参事调研汇报会上，我作为发言代表直接向常务副省长陈肇雄汇报了“关于发展重点小城镇推动农民就地就近市民化”的建议，得到陈副省长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