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参观长沙铜官窑时有点意外的得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铜官窑陶瓷已经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并成为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支点之一。这让我联想起近年来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速度偏缓，很多干部群众想当然的觉得是因为我们地处内陆，不具备沿海省市的区位优势。长沙铜官窑的史例足以颠覆我们的传统观念，地处内陆并不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根本屏障。
　　
　　公元九世纪初，唐朝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受极大破坏，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航路悄然兴起，并取代汉代以来以西北陆路为主的丝绸贸易，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中瓷器开始成为海路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形成著名的古代“海上陶瓷之路”。
　　
　　长沙铜官窑正是兴起于这个时代，并且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据近代考古发现，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等国，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西亚的伊朗、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2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长沙铜官窑瓷出土，可见长沙铜官窑产品的足迹几乎遍及亚洲各地及东北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1年从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打捞上的“黑石号”沉船船舱里发现有67000多件唐代瓷器等珍品，其中长沙窑瓷器多达56000多件，占沉船全部瓷器的90%以上。长沙铜官窑流传面之广，外销量之大，使其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一起成为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并成为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支点之一。
　　
　　其兴也快，其衰亦忽焉。长沙铜官窑兴起于8世纪中后期的唐代，至10世纪上半叶的五代开始衰落，直到宋代销声匿迹，为历史所尘封，前后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有关长沙铜官窑的兴衰原因，一直为学界关注。关于长沙铜官窑的崛起，特别是关于外销型的瓷窑为何兴盛于地处内陆的湖南，更是探讨的焦点。诸多观点综述如下：就历史条件而言，湖南自东汉以来烟火不绝的制瓷业，至唐代已发展至相当水平，其中岳州窑在当时已有较广泛的知名度；就生产资料而言，丰富的燃料、富饶的瓷土资源为长沙铜官窑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就社会环境而言，湖南当时较为安定、农业资源丰富，为长沙铜官窑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保障；就时代契机而言，“安史之乱”引发大批窑工南迁，南北技术的融合丰富和提升了长沙铜官窑的技术储备；就流通渠道而言，畅达的交通、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为长沙铜官窑的外销提供了充分的便利；就市场条件而言，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客观上为长沙铜官窑的外销提供了广阔的外销目标市场；此外，就自身因素而言，敏锐的市场意识、追求适销对路、为迎合外国消费者需求而在生产工艺上大胆创新，采用新颖独到的装饰手法，特别是创造性地将域外文化因素融入瓷器造型及装饰，是长沙铜官窑兴起的内在动力。
　　
　　长沙铜官窑的衰退速度之快也极为罕见，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五代时期政局动荡、诸侯割据、战祸连绵。五代后期，相对安定的湖南卷入战火纷争，当时占据湖南的马殷死后，诸子争立，导致社会动乱，后期的马氏政权对商品经济的态度也由鼓励扶持转变为掠夺，长沙铜官窑因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就外部环境而言，由于长沙铜官窑流通的中转站——扬州被马氏政权的世仇南唐政权占据，切断了长沙铜官窑产品的外销渠道；关卡林立，赋税繁重，这些对于日益艰难的长沙铜官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连年战祸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急剧萎缩；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兴起一批外销型瓷窑，长沙铜官窑的海外市场被瓜分；唐代农民起义军和地方政权对胡商的残酷屠杀和疯狂掠夺，关上了对外经济交往的大门，恶果就是从根本上断送了海外庞大的市场资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得长沙铜官窑作坊颓败、窑工锐减、产量萎缩、质量下降，不再具有创新能力，逐步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而最终走向没落。
　　
　　长沙铜官窑在历史上“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衰史，不仅让那种认为湖南与“一带一路”两头不沾边的观点不攻自破，而且对当前我省加快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启示一：要有稳定的内部环境和良好的对外交流环境。
　　
　　长沙铜官窑兴起的唐朝，国富民强，对外交流空前密切和频繁，“安史之乱”后，虽然北方陷入动乱，但地处长江之南的湖南社会较为安定，同时“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起也给铜官窑提供了良好的开拓海外市场的机会。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外向型经济一直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一大短板。“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战略意义，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湖南而言，就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加快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启示二：要有完善的内联外通的交通网络。
　　
　　长沙铜官窑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支点之一，基础条件就在于历史上的湖南作为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大通道，拥有湘江、洞庭湖等多条黄金水道，能够通过长江直接通江达海，产品直接运往海外市场。当前湖南“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日益凸显，全省境内高铁、水运、空港、公路立体交通构架逐步成形。2014年湖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达到1296公里、5493公里，分别居全国第一位、第五位；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800多万人次，连续多年出入境人数居中部首位；岳阳城陵矶港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枢纽港；铁路货运直达欧洲的“湘欧快线”已经开通。如何进一步夯实湖南中部交通枢纽地位，加强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对接，将是我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启示三：要高度重视人才和创新的作用。
　　
　　长沙铜官窑原本属于岳州窑的一部分，唐代安史之乱后包括窑工在内的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南北烧造技术、工艺的融合，使得长沙铜官窑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诸多创新工艺凝聚成长沙铜官窑的独特内涵，也正是人才的流动和创新使长沙铜官窑在中国陶瓷史和“海上陶瓷之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当前，湖南教育与科技资源较为丰富，总体水平在全国属中等偏上，在中西部则相对靠前，尤其是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如何利用好这块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突出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将推动我省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
　　
　　启示四：要根据海外市场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
　　
　　长沙铜官窑兴起时间很晚，且深处内陆，之所以能在名窑林立的缝隙中崛起，产品销售面如此之广，外销量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为了开拓海外市场，窑工在产品开发上大量借用国外器物造型及装饰图案，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符号，体现当地的文化和宗教风格，以迎合国外民族的风俗习惯。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国家，市场潜力很大，湖南要想通过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更好地开发国外市场，也必须结合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重点，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发符合对方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达到迅速开拓新兴国家市场的目的。
　　
　　启示五：要重视品牌的打造和发挥宣传推介的作用。
　　
　　长沙铜官窑作为新兴的瓷窑之所以能在与众多名窑的竞争中迅速打开市场，还在于其市场意识较其他瓷窑更为强烈，在1000多年前就意识到广告宣传的作用，在近年出土的长沙铜官窑瓷器上很多有“绝上”、“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等广告语，这不仅在当时陶瓷行业前所未有，在整个手工行业中都非常少见。当前我省虽然拥有许多在在国内市场同行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但总体而言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还很少，这一方面与产品质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品牌意识偏弱，宣传推介力度不够有关。“酒香也怕巷子深”，下阶段，我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就要高度重视品牌打造和宣传推介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当代的重要作用，争取推出更多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过得硬的湖南品牌。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文章来源：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官方微信“HNDRC_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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