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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辉:有效抵制封建腐朽文化消极影响

2018-08-06 10:51:29 来源:红网 作者:张晓辉 编辑:王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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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其中也掺杂着一些封建糟粕。有效抵制封建腐朽文化对党内政治生态的消极影响,不仅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封建腐朽文化,还要辨别封建腐朽文化对当代社会的毒害,更要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来抵制封建腐朽文化的侵袭,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封建腐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糟粕。文化有雅俗之分,风气有良莠之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世世代代继承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又包括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哺育着中国人的生活、规范着中国社会,同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高远的理想。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这些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华文化之中。但对于中华文化我们也应辩证看待。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负面的腐朽文化,诸如,左右逢源、明哲保身、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贪污腐化、裙带关系等官场积弊都是毒瘤。这些文化毒瘤在中华文明的肌体上已经生长了数千年,很多甚至在当今社会还大有市场。

  在封建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道德文化双重作用下,诞生出的主流政治文化便是,官员要升迁、要保官、保家、保身,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少做事,媚上欺下,官员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生存和升迁,只能屈从于这样的政治文化。其结果就是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绝大多数时期不利于正直、有能力的优秀官员生存,反而有利于贪腐、劣质官员的生存,甚至把本来优秀的官员染成劣质官员以适应这种政治生态。

  封建腐朽文化,主要指封建等级、特权思想、专制、宗法、行帮观念和男尊女卑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以及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的世风。封建腐朽文化能够在中国封建时代流行,有的时期甚至取代优秀文化,成为政治实践当中的强势规则,有其发展的厚黑土壤和认同机制。

  1.权力崇拜是封建腐朽文化的政治基础。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一直是以“权力”为轴心的特殊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核心就是权力从下而上逐级集中到皇帝手里,有了权力,就可以对下辖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并且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可凭借权力任意分配资源。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权力崇拜,萌生了以官本位和官至上的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封建腐朽政治文化。皇权作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的垄断制度,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皇帝是“天”的代表,也是天下的“万物之主”,而各级官吏不过是皇帝的助手和仆从,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都是皇帝给的,是皇权的一部分。对于皇帝,他们是臣仆;而对于民众,他们则是主人,是治理者,是“父母官”。所以,古代的官吏从来都高高在上。他们从来都居于人民之上,只对皇帝和上级负责,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也不需要和不习惯接受百姓监督。等级观念是权利崇拜的具体表现,官级高低成为评价某个团体或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红楼梦》中元春回家省亲,就连她的老祖母贾母都得跪拜相迎。在封建社会,特权随着等级的递增而递增,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学而优则仕”就可以光宗耀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黄粱美梦是很多读书人的理想,难怪他们奉行着权力至上的信仰。范进中举的科举故事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其实,“八股”的背后还是特权制度和特权思想。特权是个人或集团凭借政治地位、经济势力、享有法律认可为基础的特殊权力。普通百姓既没有经济优势,也没有政治地位,还没有特殊身份,对于特权,自然无法享有。但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自古以来都是人们不变的追求,不少老百姓看到官吏贵族们因特权而获得利益,心中不免“艳羡”。社会公众对特权阶层所持的无奈和默认,也造成封建腐朽文化长期生存和发展。

  2.小农意识是封建腐朽文化的经济基础。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庭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你挑水来我浇园”,生动描绘了男耕女织式的美好田园生活。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一基本经济形态,促成了独特的小农意识。就像《明朝那些事儿》中所描述的,“朱重八的童年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主刘德家放牛。”“朱重八的梦想是好好的活下去,到十六岁的时候,托村口的吴老太做媒,找一个手脚勤快、能干活的姑娘当媳妇,然后生下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名字可能是朱三二或者朱零四,等到朱三二等人大了,就让他们去地主刘小德家放牛。”这虽然是文学描述,但也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小农意识的自然存在。小农意识一方面具有狭隘性和落后性。狭隘性主要表现在家族本位主义,凡事以个人的小家庭或者范围顶多扩大到本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落后性则是人们满足于眼前的既得利益,缺乏昂扬的进取精神,安于现状,对一切变革现实的行为和趋势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小农意识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特定的政治依附。马克思认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都是相互依附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在小农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中,有天有地,有王公和皇帝,唯独没有自己。这种小农意识封建文化的结果,就是大量非正式利益群体和关系网络成为政治依附的典型特征。我国封建历朝历代的朋党现象便是封建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

  3.宗法观念是封建腐朽文化的社会基础。恩格斯认为,国家的产生形式有三种,即“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雅典式;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通过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国家的罗马式;还有直接从征服外国广大领土中产生的德意志式。中国早期国家的建立属于第一种形式,以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以家庭、氏族为基础构建。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宗法制度和政治统治直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统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封建社会统治的核心,“亲亲尊尊”成为人们维护团体利益的准绳。经过不断发展,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不单纯停留于对血缘伦常关系的抒发,而是对封建法纪、封建社会秩序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时的宗族组织已变成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到近代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利用政治地位加强自己在宗族中的权威,又利用族权和血缘关系的外衣来进行剥削和统治,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束缚和统治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四条极大的封建绳索。农村中的祠堂、族规、族产、族谱、族长普遍存在,农民同村一姓聚居或合族聚居的现象也极为普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相联系的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和非理性的感情色素,使人们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也会沾染上亲情、人情色彩。在中国的几千年的政治运行和政治生活中,宗法观念就成为人们政治生活行为准则的依据。这一方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秩序,另一方面,这种以宗法观念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基于宗族、血缘、地缘等关系的政治文化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糟粕的重要方面。

  历经两千多年,封建腐朽文化根深蒂固,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积淀在人们思想的深处。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党始终重视肃清封建腐朽文化的影响,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方面肃清封建腐朽文化的影响,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摘选自《党内政治文化怎么看怎么办》第七章)

  初稿作者:张晓辉,女,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副编审,资深编辑。200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图书策划、编辑出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工作。主要致力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问题研究。多次参与中央组织部重点课题调研。编辑出版的《中国吏部研究》荣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承担的大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书系”“国情报告(1998-2011)”验收获得优秀等级。在《出版发行研究》《中国报业》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篇。策划并参与编写《党内政治文化怎么看怎么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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