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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愚:王船山何以成为湘商文化的精神领袖?

2018-06-11 14:22:53 来源:红网 作者:黄守愚 编辑:邬庆霞

  湘商,这个概念,在清朝末年已经出现。依据目前我所见的史料,较早出现在曾国藩批牍之中。(当然,如有史料追溯更早,也是好事。)在盐运中,“湘商”一词是与“湘纲”同义的。据《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3册收录江督署盐政科批牍《批湖南督销局禀湘省岸务与鄂省不同情形》,时间不详,但应早于曾国藩逝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其云:“前据湘商利顺兴等禀南抚部院衙门,拟每引提湘平银一钱二分,藩司,盐道拟每引各提湘平银六分,即可照办,按引扣解。其两湖督部堂衙门,鄂商既不缴公费,湘商未便歧异,应暂从缓计议。”此曾国藩的批牍中已有“湘商”一词。光绪二年(1876),沈葆桢向朝廷上《收回淮南引地应遵部议迅速举行疏》,文中有“湘商”“湘纲众商”的两个同义词,而戈靖向朝廷上《变通盐法疏》,文中“湘商”也相当于“湘纲”。在晚清,当时的官府文书、公报、民办报纸、史志、诗文集、笔记中,“湘商”一词十分常见。如在湖南人争办粤汉铁路时,湘商走在前列,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务官报》第12期之《商部奏湘商筹办铁路并公举总协理折》就明确有“湘商”这一商群主体。

  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湖南虽有经济腾飞,但远不如沿海地区。固然出于文化不自信,而学术界在近几十年来对“湘商”研究不够,加之没有推出湘商的典范性历史人物,使得人们误以为湖南人只会打仗、从政、从文,不会经商,讲湖南人“长于沙场,短于市场”,说过去没有湘商。如2006年,著名作家王跃文以一篇《尚需时日话湘商》引发空前的讨论,认为“自古更无湘商的说法”。王跃文先生是好的作家,但未必是好的历史学家,他的观点就经不起证据检验。如在扬州的盐商中,湘商唐仓崧、王辅周、魏次庚均为清末民初八大盐商之一。其中王辅周为八大盐商之首。

  在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三大儒之中,王船山的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最大,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走向。在近现代舞台上,各派“成功人士”,无不读了王船山的书,得到了王船山的“保佑”。

  王船山早就预测到“吾书两百年后始显”,果然王船山的思想在清朝末年蔚然大兴。新化大儒邓显鹤第一个感应到了王船山,率先领导湖南士大夫建构“湖南人精神”,在湘商的支持下,他负责刊刻了《船山遗书》。因太平军毁版,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攻占南京之后,再次刊刻《船山遗书》,推崇王船山,表彰“湖南人精神”。之后,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率先祭祀王船山,推崇王船山为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并上奏朝廷要求王船山从祀文庙。之后,湖南人都在诠释王船山的思想,以王船山的名义干事业,通过王船山这位精神领袖团结广大湖南人,激发湖南人的文化自信,鼓励湖南人勇于担当,由此全面建构出了“湖南人精神”,让“湖南人”成为了道德和责任的代名词,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并使得湖湘文化与日争光,无比辉煌。

  有陕西访学团问我,岳麓书院门口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与“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两联,而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为什么湖湘文化近现代如此兴盛?杰出人才灿若群星?是地气使然?我答复是:读了王船山的书、得了王船山的保佑使之然。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打破了地域文化的边界,将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当做推翻腐朽清朝、战胜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文化的理论武器。如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以王船山等人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旗帜。一时,王船山的著作风行海内外,影响遍及五大洲。在晚清新兴人士中,无人不熟读王船山的书,无人不深受王船山爱国主义的熏蒸。尤其是浙江余杭章太炎作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直承王船山而来建构其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将王船山诠释为民族主义者的大功臣。

  可以说,王船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精神领袖,深远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从魏源到陶澍,到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到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到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章士钊、宋教仁,到杨昌济、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夏明翰……他们无不从王船山的思想中直接、间接获取启迪,尤其是王船山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否认“天命”、趋时更新的思想,激励着那个年代的人们,思考,奋斗,改造中国与世界。

  清末、民国湘商深受王船山的影响。王船山的著作第一次大批量出版,还是经商致富后的王船山后人捐助的。对于一些知名的湘商而言,像禹之谟、龙璋、黄兴、李夑和、杨度、聂云台、范旭东这些新兴商人,无不是王船山的超级粉丝;像朱昌琳、魏鹤林、刘麟郊、朱紫桂这些老派商人,无不在王船山思想的笼罩下;像王先谦、黄自元、叶德辉这些学者型商人,无不翻读王船山的著作,崇祀王船山,尊奉王船山。

  王船山作为湘商文化理论的奠基人,作为湘商的灵魂、精神领袖,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有现实的需要。过去,王船山作为湘商的灵魂,鼓励湘商争作君子、豪杰、圣贤,激发了湘商向上向善、精忠报国之心之行,提升了湘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凸显了湘商文化的高贵品格,巩固了湘商的精神信仰。可以说,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的引擎。

  新湘商文化的生发与兴盛,有待于今人与后人的努力奋发。未来,各地的湘商都要回归传统,重光祖德,以王船山为湘商文化的精神领袖。至少,2007年发布的重要文献《湘商宣言》,其倡导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的湘商文化精神,可以说完全是王船山思想的表述。这一点,我期望骑马走天下的商会活动家伍继延要像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黄兴、禹之谟、龙璋等人一样率领湖南人共崇王船山,能担当大任,“住持”王船山思想,在海内外鼓与呼,让无数的新湘商在王船山思想的指引下开辟未来新道路。如运用王船山思想指导湘商修身、齐家、治企。

  王船山特重君子、豪杰、圣贤的人格,对商人也有此要求。正如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利君所言,湘商要成为工商界君子、豪杰、圣贤,可追溯到王船山。我们起草的《湘商新君子宣言》也即将公布。曾国藩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湘商们要先做君子,再做豪杰,再做圣贤。

  湖南湘商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佳明是在学术界、湘商界、媒体界拥有话语权和巨大影响力的红人。他是王船山的超级粉丝,是王船山思想的播种机,似可用“言必王船山”来形容他。他在湖南大学岳麓讲坛曾主讲过“走近王船山,循源湖湘文化”,还专门写有《王船山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个思想家》一文。检索郑佳明其他谈湖湘文化的文章、讲座,无不提到了湖湘先儒王船山。

  卢德之的共享主义、资本精神、慈善精神,是一种全球化视域下的“均天下”“公天下”的话语表述,也能在王船山思想里面找到根据。也可以说他的思想是王船山思想在现当代的新发展、新成果。

  当然,王船山思想已进入了每一个湖南人的大脑。已故湘商大佬余彭年,被认为是王船山思想的实践者,近乎“湘商圣贤”。如今的张跃、梁稳根、廖厂长、颜卫彬、傅胜龙、王填、姚劲波、高燃、刘健等“湘商豪杰”,秉承近百年湖湘文化的熏陶,他们身上无不流淌着王船山思想的血液。

  当然,回归传统,以王船山思想治商,达成中体中用的自生自发状态,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应当从容淡定,戒急用忍,慢慢来补充,不可操之过急。

  文/黄守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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