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全国有名的“房价洼地”和“最具幸福感城市”，长沙始终以“宜居宜业”著称。数据表明，2005年至2015年，长沙市GDP 10年增长460%，增速领跑全国，但长沙房价收入比却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垫底。这无疑反映出长沙这个GDP已经跻身“全国省会城市六强”的城市，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房价始终保持了理性、健康、稳定的状态。

　　巴菲特有句名言说：海水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这句话，用在今天的楼市再贴切不过了。去年年初，人们面对高涨的房价欣喜若狂，甚至直接用楼价的高低来表明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例如广州房价过低，一度被人认为“广州被甩出一线城市”。数年之前，亦有温州炒房团悻悻离场时说：“长沙房价太温柔，不是合适的资本竞技场！”在当时这绝不是褒奖。

　　正可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对于今天的长沙而言，“始终温柔的房价”已经今非昔比，反而成为难得的经济增长“正能量”之一。笔者认为，“房价洼地”这一良好的经济外部环境，对于长沙而言至少意味着三大方面的经济积极因素：

　　长沙“房价洼地”说明居住属性强、金融属性弱，从而避免了房地产泡沫这只“灰犀牛”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当前，在金融领域中“灰犀牛”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热门词汇，重达两吨的灰犀牛比喻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企债务杠杆、地方债务以及非法集资的问题被视为我国经济的五大“灰犀牛”。在这个意义上，长沙“始终温柔的房价”意味着没有房地产泡沫，由此引发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一般来说，住房市场有两大属性，一是金融属性，即投资融资；二是居住属性，即消费需求。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房地产泡沫主要来源于其“金融属性”，即房地产成为投资品，消费需求的居住属性则不会酝酿金融风险。高地价和高房价更多是一种金融表象，最可怕的问题在于房地产的资产属性会呈现“加速器效应”，通俗的说就是房价的上涨和下跌都会“加速度”。这会对宏观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是造成其经济“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呈现出一种强关联性，甚至是各国金融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或潜在隐患。与此同时，房地产的大幅波动始终是经济增长的隐患。反观长沙的“房价洼地”也就意味着，由房地产所引发的经济不稳定、金融风险的概念极低，至少房地产不会成为长沙经济的“灰犀牛”。

　　可以说，“房价洼地”恰恰是为长沙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供了一个轻装上阵的难得机遇。

　　长沙“房价洼地”意味着是一片“宜居宜业”的乐土，有利于激活“人才”这一生产要素，从而保持城市的真正竞争力。

　　毋庸置疑，人才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的源头活水。从驱动经济增长的生产力要素来看，人力资源（如人才、企业家才能）被视为继土地、资本、劳动之后的第四大生产力要素，而且对后者这三大传统生产要素起到支配性作用。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安居乐业”在中国人价值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住房成为影响人力资源这一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外生性变量之一。

　　“长安米贵白居不易”的典故告诫我们，住房等是一个城市是否能留住“白居易”（泛指有才华的人）极其重要原因。今年以来，许多二线城市纷纷开出住房补贴、人才保障房等条件来吸引人才，就是因为飞涨的房价已经让人“居不易”了，以一个名校的博士、硕士的工资收入恐怕几十年都买不起房。

　　长沙的“房价洼地”近年来渐渐成为吸引人才、鼓励创业的外部环境之一。正是这种温和而理性的房价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使得长沙更加“宜居宜业”。据统计，2016年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企业总数突破2万家，移动互联网产业近3年年均增速超过100%，预计到2020年，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

　　可以说，“房价洼地”恰恰是为长沙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强大人力资源的支撑力量，这要得益于湖南省委、省政府和长沙市委、市政府在抑房价、揽人才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此次长沙市在“芙蓉人才计划”的战略下，给人才以房产补贴，不仅不是为房产松绑的信号，而是长沙具有招揽人才的住房供给底气，是长沙实现新一轮崛起、加快发展步伐的重要经济社会新动能。

　　长沙“房价洼地”说明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体经济提供了坚实基础。

　　应该说，房地产曾经是一些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方面通过对上下游行业所产生的杠杠效应为GDP注入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房价上涨带动地价上涨，卖地收入来钱快还轻松，土地财政让一些地方政府赚得盆满钵满。

　　但从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所带来的暂时繁荣，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与“荷兰病”（又名资源诅咒，即丰富的资源带来的不是经济福利，而是未来的诅咒）极为相似：短期来看，房地产必然挤占了实体经济、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等生存空间，引发经济“脱实向虚”；长期来看，也削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某东部县一家龙头实业的老板曾对笔者说，之前书记县长总是第一个来拜年，自从卖地之后，其纳税已经让书记县长“看不上”了。

　　反观长沙在房价控制举措上坚决有力、有效，将主要的资源往发展实体经济、战略新兴产业上来引导，背水一战，代表实体经济的工业增长成为今年上半年长沙市GDP增长的重要引擎。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市GDP同比增长8.5%，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6和0.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合计实现增加值309.7亿元，占比19.1%，增长贡献率达50%；全市规模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2%和13.3%，增加值占规模工业比重分别为15.1%和36.1%。

　　可以说，“房价洼地”恰恰是长沙市GDP十年增长460%、增速领跑全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作者盘和林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