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共享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高峰论坛的代表发言，作者范迎春系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共享发展理念，正是马克思“社会”学说所表达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感性对象性关系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具体语境下的当代实践或当代理论创新。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范迎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更多的是以“社会”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社会”，它既可以用来指称作为社会关系之总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也可以特指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即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是通过追问私有财产的本质，并在追问中来界定作为“社会”状态的“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来展开其共产主义社会学说的逻辑前提。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这一“劳动”就是“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就是通常所说的“异化劳动”。于是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的追问，就变成了对“异化劳动”之本质规定性的追问与分析。马克思把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界定为异化劳动的内容。人与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异化是这四重异化的根本。因此，要积极地扬弃私有财产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其实质就是扬弃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异化。对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扬弃，其根本就在于把人与人之间的非异化的关系呈现出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非异化的和谐关系被马克思称之为“人道主义”；对应的对于人与自然界异化关系的扬弃，和谐关系的呈现，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非异化关系，称之为“自然主义”。由此，马克思把作为“社会”状态的共产主义界定为两个不仅内在关联而且逐步递进的规定性，即一方面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关系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现实是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因此要真正扬弃私有财产，就必须进而扬弃异化劳动，呈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同一状态。

　　当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来历的追问和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维度理解“社会”概念时，呈现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把“劳动”创生出的社会关系之一的财产关系作为连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为本质的关系。

　　财产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衍生物。因此，对于“社会”的理解和未来界定就只能从现实的财产关系出发，在现实生活中来界定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原初而非异化的意义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感性对象性关系，因而，马克思“社会”学说中呈现的真正状态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感性对象性关系的社会状态。对私有财产关系的扬弃，达成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有赖于社会结构下的社会各阶层的和谐，而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依赖于社会各阶层人民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没有社会各阶层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下实现的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合理调整和良性互动，没有各阶层的共享发展就不能真正的消灭私有财产。因而，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共享发展理念，正是马克思“社会”学说所表达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感性对象性关系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具体语境下的当代实践或当代理论创新。它是遵循体现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高度的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去思考一个时代的物质利益，是真正站在了哲学的高度，而在这一高度上呈现出来的物质利益关系正是一个时代的核心利益问题。共享发展理念本质上就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建构。共享发展理念用共享来规定和理解发展，体现了发展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关系的解决，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建构置于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中，以验证发展的效果，最终使得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关系建构上取得了真正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道路，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