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红网 > 论道湖南频道 > 正文

何顿:我身上没有“恶魔”

————与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聂茂先生笔谈文学
2017-05-06 23:49:06 来源:红网 作者:何顿 编辑:王俞

  

  聂茂:你是文坛上的劳模,多年来,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你的创作激情没变,你的创作成就始终处在中国文坛十分显眼的序列上。你在大学里是学绘画艺术的,如果搞绘画,你在经济上可能比现在更好。眼下不少作家成名后不去写作,反而去作画写字,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此,你毫不心动。因为你很早就搞过装修公司,如果你一直搞企业,现在可能也是亿万富翁了。但你放弃了这条致富路,数十年如一日,执着写作。曾经有四年时间一部作品都没有出现。不是说你没有写,而是一边写一边积累一边思考。现在你的创作呈井喷状,是有缘由的。你一直保持小说的高品质。

  何顿:别说劳模,很多作家都这么写的,比如贾平凹,他一年一部长篇,比我写得多,他应该更劳模。其实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了这件事又做那件事,并且想把每件事都做好,那才难。我这人懒、爱玩,不想花脑筋去思考别的东西,也就顺着这条道走下去,反倒活得自在。这个道理一说你就懂。我大学里是学美术的,也想画画,但现在想画画只是玩了,算休息吧。不是所有的人搞绘画就能赚钱的,你这观点给了别人误导。我有一些同学,一直坚持画画,并没挣多少钱。老实说,很辛苦的。另外,搞装修能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并不多,成个装修小老板倒是有可能,别把我看得那么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是搞过几年装修,赚了些小钱,当时觉得把自己一辈子的工资都赚到手了,其实没赚多少(那时候人均工资才一百多元),就去搞文学。文学是我的一个心结。怎么这么说,因为我肚子里苦水多,必须倒出来。画画也能倒,但倒不畅快。我是文革中长大的,一双眼睛虽不敏锐,甚至有些迟钝,但还是看到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人生悲剧。当文革结束,我钟情文学阅读时,当时的那些作家并没写到位,可能是有所顾忌吧。就想既然这样,不如自己写。那时我眼高手低,不自量力,一头扎进了文学的海洋里,一扎进来才知道文学的海洋很大,水很深,不用毕生的精力是写不出大文学作品的。

  其实,我特别喜欢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法国作家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福楼拜,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还比如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这些大文豪于我开始文学创作时,深深影响了我。举例而言,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老古玩店》,虽然小说情节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但记得阅读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与我那时在大学阅览室里接触到的国内大量的文学作品(发在文学刊物上的)的感知有所区别,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啊,原来小说可以直击人的心灵深处。例如《包法利夫人》,可以把一个出轨的女人写得那么惟妙惟肖,那么美,不是从我们传统观念里批判的角度写,让我忽然好像看到了写作的方向一样,犹如航标,在茫茫白雾中闪烁。这是一种让我兴奋的感觉。福楼拜用一种纯客观的语言叙述,不带个人好恶色彩,也不让伦理、道德观念流于笔端,仿佛把自己隐藏了似的,这使当时的我十分惊讶。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后来还读过第三遍,不是困惑是喜爱。上述的几位大师都对我有这种令我惊奇、震撼的影响。

  自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井喷,写作是每天的事情,像上班。


  

  聂茂: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你有着自己的写作理想和写作信仰。不久前,你收获了路遥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路遥文学奖由中国著名高校、著名文学期刊等文学权威机构资深文学批评家、文艺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评审,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文学大奖。它以纯文学的审美和客观公正的审读获得了文坛内外很高的美誉度和公信力。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阎真凭借《活着之上》获得第一届路遥文学奖,您则以《黄埔四期》斩获第二届路遥文学奖,不明就里者还以为这是一个地方性的奖项,实际上,它的评奖范围是全国性的,奖项被命名人、著名作家路遥是陕西人,评委则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两届路遥文学奖的获奖者均为湘籍作家。这多少有些偶然性因素,但是我想这也和文学湘军这些年的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何顿:路遥文学奖确实是民间的一个文学奖,由路遥生前的好友高玉涛先生发起,他们有自己的准则,确实是全国性质的,但不受官方标准左右。评委们都是资深的文学评论家或名刊的文学编辑或名牌大学的教授。投票方式也很公平。我去北京领奖时,据高玉涛先生说是九位评论家投票,胜出者获奖。路遥文学奖的评委们有自己的文学喜好和态度,力求评本年度的力作,要求小说既有文学的深度又有文学的厚度,能达到九位学者要求的文学作品,一年里确实没几部。感谢那些评委的推荐和垂青,给了拙作《黄埔四期》第二届路遥文学奖。


  

  聂茂:文学湘军一直不善于或不屑于文字游戏和叙述圈套,而更多地思考社会的职责和作家的道义。文坛上曾不断掀起这个潮流那个流派,风光无限。但文学湘军似乎没有跟风的习惯,他们似乎看得很清楚,那些在写作上玩技巧的就像人在成长中的着装,年少时标新立异、五颜六色,饰品繁多、雕坠满眼,怎一个“炫”字了得,这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人一旦到了中年,就会追求实效,大力精简衣服的颜色,更加注重质地、做工与贴合。文学的花哨可以喧嚣一时,但不会长久地“热”下去。

  何顿:其实我不是你这样看。文学创作不可千篇一律,多些表现手法是很好的。玩文字游戏那不是严肃作家所为,但只用一种手法写作也乏趣。应该这样说,把小说写好,在写作上不重复自己,变化一下手法是可以的。我不主张每篇小说都用一种方法叙述,为了不乏味,即使是标新立异也未尝不可。美国作家福克纳,常常会有一些让你想不到的表述手法。这是福克纳先生在创作上寻找变化,让读者读一些新东西,他是不按套路写作的作家。所以不能把写作上的变化看成“花哨”。


  

  聂茂:一个优秀的作家,不是写好一个故事就行了,你得有担当,你得在故事的背后灌注精神力量和社会道义,以此作为故事的血脉、温度和筋骨。我记得你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作家有三个维度,分别是道义、悲悯、和审美。文学作品本来就是精神产品,应有道义和担当。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速度加剧,物质诱惑和感官享受吸引着人们铤而走险,背信弃义,尔虞我诈。人性中的恶开始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血淋淋的人性啊。文学无法像宗教那样具有系统性的说服力,但是可以用文学形象给人们提供精神的彼岸和心灵的救赎,这是使命,是归宿,也是道义。

  何顿:我觉得你这是给作家加枷锁,话讲满了是让人讨厌的。担当、道义、悲悯,基本上所有的作家都有,不但传统意义上的严肃作家有,武侠小说作家也具备。你读读老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无不具备你提到的特点,这也是金庸的小说具有广大的读者的原因。好的文学作品,众多世界名著都具备担当、道义和悲悯之情。无论是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或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等等,都无不在人性的弱点和内敛的光芒上,有着深刻、透彻的描述和剖析。文学虽不是宗教,但文学形象的确可以提供精神的彼岸,在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在人悲伤和心灰意冷的时候,有时候你读小说,会发现小说里还有人比你更悲惨和痛苦,也许会帮你重新看待世界,甚至会给予你活下去的力量。这可能就是无意中的救赎。

  我觉得作家有意去救赎人类世界,那是天方夜谭,因为没有哪部文学作品具备这种宗教力量。但也许某部小说能让某个人幡然醒悟,从而正确面对人生,这种可能性不是可能有而是肯定有的。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这些年里,有年轻读者私信我,说读了我的某本小说后,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或说,在他感觉自己最孤独时,看了我的某本小说,忽然对生活有了勇气。我很诧异,其实我那部小说,自己觉得并不怎么样,却燃起了他对生活的希望。这种无心插柳的救赎是文学的意义。


  

  聂茂:湖南虽为中国的鱼米之乡,但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但湖南有所成就的作家都不缺乏道义和悲悯,这是湖南作家的可贵之处。唐浩明、王跃文等是这样,阎真也是这样,他是我的同事,也在大学任教,他基本上都写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而你则把笔触对准小人物,你的抗日系列作品看得人血脉贲张,《黄埔四期》更是一次突破,它能够打动大奖评委,能够被读者认可,有这么多人喜欢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说明你的道义、悲悯并不孤单,你的书写给读者带来了精神的共振和审美的愉悦。

  总之,阎真和你接连获得路遥文学奖,表明湖南文学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你觉得地域性对于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是如何评价文学湘军这些年来的创作实绩的,你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新的期待?

  何顿:湖南出了很多人物,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在中国近、当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不能说他们对湖南籍作家没一点影响。他们在湖南人眼里是标杆,是值得敬佩的人物。但我想,全国各地的作家都不缺乏道义和悲悯之心。广义一点说,道义和悲悯之心,很多男人和女人都具备,无须安在作家身上,这是人体机能的化学分子反应,就跟恋爱一样。当你看见你喜欢的女人或男人,脑海里会产生红潮。生物学家解释,那是化学反应。我们不能狭隘的解读道义和悲悯。

  我写小人物,是因为鲁迅、沈从文都是写小人物见长,也可以说我从小就受了这两位文学大家的影响。年少时读鲁迅的小说《故乡》,对小说里的闰土印象特别深刻,《祝福》里的祥林嫂,也给了我极深刻的记忆。稍大时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小说里的翠翠、顺顺等,无不是活生生的小人物。这在史料中找不到,但在文学作品中能读到小人物卑微的命运和人生。小人物是全世界的大多数,小人物的命运也是众多人物的命运,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描述起来更具共性。我们很多人都向往成为大人物,但大人物不是你向往成为就能成为的。你能成为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吗?那是几百年才出一两个的。

  《黄埔四期》是写国军抗战的小说,我在很多访谈中都说了这部小说的起因,再说只是重复,就不提了。至于你说,湖南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那是你身为教授这么看,我没这种明显的感觉。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家的生长环境、成长空间是受地域制约的。你要莫言来写湖南,他会觉得十分吃力,因为他对湖南的了解也许还不及湖南的一名中学老师,就如我对山东的了解,也许还不及山东的一个普通大学生。这样说,是强调地域色彩对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在母胎里就有了。湖南作家写湖南,山东作家写山东,北京作家写北京,这是非常自然的事。说到期待,写好下一部小说就是我现在的期待。


  

  聂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大奖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毋庸讳言,它是很多作家梦寐以求的人生徽章。但是谈及此,或被讥笑为不知天高地厚;或被斥责为妄自菲薄。老实说,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家进了墓穴之后作品还被认可;不获奖也不意味着平庸。谁能穿破历史的帐幕,若干年后,你的书还读者的书架上、案头上,还有人阅读,甚至在夜深人静时品味再三,若有所思,会心一笑,这才是作家的生生不息。与当下的读者相遇,与未来的读者共鸣,倘如此,还有什么可企求的,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肯定吗?荣誉花冠上的芬芳沁人心脾,读者的心碑才是作家最好的肯定。

  何顿:获文学大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大事,国内是茅盾文学奖,这个奖是官方最高文学奖。国际是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是世界性质的,更让人认可。但作家为想获诺贝尔文学奖写作,首先他就得迎合西方的口味,而西方的口味也是变化的。就像你吃饭,吃多了白菜,也想吃萝卜,吃了几餐白萝卜,又想尝尝胡萝卜。一个作家为了迎合西方的胃口而写作,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同样的情况,也针对茅盾文学奖而言。所以,写好自己想写的东西才是上上策。至于若干年后,有没有人读你写的书,那要看你写作的态度和目的。说不好的。其实大部分作家都认为,后人会读自己写的书,甚至希望自己的小说流芳百世。但是,有几个作家的书,后人会读?平庸的小说实在太多了,人还没去世小说就先死了。这是没办法的事,读者不需要那么多作家,更讨厌平庸的作家。也许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我很不想成为这类作家。我们一提到荣誉,仿佛与汗水和心血相关,我倒不完全认同。看淡点比较好。


  

  聂茂:我们的文学走向世界,要思考的东西很多。它并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它有内在的驱力。比如是否有情怀,这种情怀与世界文学是否有契合点;它是否足够美,这种审美旨趣与世界文学能否对接,都可能成为制约要素。你曾讲过:“美始终是我文学词汇系统中的关键词。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与文学亲如手足,不能与它有一时的分离,也就正在于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现美,从而使枯寂、烦闷的生活有了清新之气,有了空灵之趣,有了激活灵魂之精神,并且因这美而获得境界的提升。”你的这段话令人印象很深,它是你的肺腑之言。客观上讲,包括我本人,始终对诺奖带有深深的敬意。我读过其中的一些获奖作品,作为读者,我和别人一样享受作家们炉火纯青的艺术;作为学者我从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让我心存感恩之情。文学因为诺奖获得了更多的瞩目和认同,尽管它的评选不似手术刀那样精确,但至少给了读者严肃的参考和指引。

  何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理应被世界所关注。不光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且国土面积也是世界第三。中国文学比起三十多年前,宽松多了。人类的情怀基本上是一样的,爱恨情仇也相似,区别是审美趣味的大同小异。你对《红与黑》里于连的同情,对《包法利夫人》里爱玛的怜悯,对《悲惨世界里》里冉·阿让的理解,与西方读者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旨趣也接近,所谓“性相近”就是这个理。区别在于人种和地域不同罢了。

  关于诺奖,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谈过,我没新颖的东西可提供。我跟你一样,读过不少诺奖小说,也吸取了不少营养。好的文学作品属于世界财富,供全世界的人阅读。文学这个东西是不能缺的,试想想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文学,那拿什么东西消解人们的业余生活呢?如何让人对世界对未来充满期盼呢?可以说,只要是读了初、高中的人,年轻时候都读过一本或两本这样那样的小说,如果他或她年轻时候没读过,他们中、老年时候会读,这一课会补上,不用怀疑。所以经营好文学是一件大事。我写每一篇小说都很认真,都想把它写好,当然,不是每一篇都写好了,还得努力。


  

  聂茂:你的抗日系列作品近段时期接连获奖,《来生再见》获中国作家第七届“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长篇小说《黄埔四期》又摘取了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奖项固然不是衡量文学成就的尺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奖还是推出了部分文学经典,比如那些被人们顶礼膜拜的大师们威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以获得诺奖被视为作家的人生顶峰和莫大幸事。一个作家的墓志铭上如果有诺奖的徽章,就堪称完美的盖棺定论了。但是每个人对大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即便是诺奖这种级别的认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美国歌手兼诗人鲍勃·迪伦,但他却充耳不闻,不咸不淡。往前追溯,瑞典文学院宣布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为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颁奖词是“她的小说和戏剧具有音乐般的韵律,她的作品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但她以身体状况不佳、资格不够为由拒绝领奖。法国作家萨特被授予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致信评委会,表示将拒绝该奖项。因为他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金钱和荣誉在萨特面前失去了无往不胜的力量,没有成为文学的价值尺度。他的原话是:“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他把独立精神看做超越一切之上的源泉。萨特的声明告诉人们,他拒绝诺贝尔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是绝大多数作家选择接受颁奖,极大地促进了优秀作品的推广,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孰是孰非,因为这与境界高低和成就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谈不上哗众取宠和标新立异,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你是怎么看待文学奖的,你对中国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甚至世界级的诺贝尔文学奖有过憧憬吗?

  何顿:《来生再见》和《黄埔四期》分别获了两个文学奖,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好事,这两个奖我都去领了,如果还有第三个奖,我也会领,因为这是对我小说创作的肯定。人家肯定我,我当然高兴。诺奖,有人接受,有人拒绝,这都是个人意愿,讨论这个,毫无意义。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的最高文学奖,很多作家都看重,因为获了奖,小说的推广、发行就上去了。作家难道不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吗?读者又是从哪里来判断这本书的优劣呢?自然是从获奖上判断,因为很多读者并不搞文学,平常也不读文学作品。但是,一旦他们从媒体上获悉某部文学作品获了奖,碰巧于机场书店或超市的书摊上遇到这本书,也许会买一本看看。每年出的书那么多,谁看得赢?即使你每天不干任何事,光看书也看不完。所以他们相信学者的判断,既然学者给了这部小说文学奖,在他们看来,那这部小说就写得不错。这是常识,一般人都这样看。至于诺奖,不说它,相信你能理解。


  

  聂茂:你用时间衡量作品,希望能在若干年之后熠熠生辉,充分说明了你的经典情结、厚重的历史感和内心的创作追求。关于你的形象,我在一则新闻里看到了这样的描述,“何顿这位擅长写作却不善言辞的湖南籍作家以他的湖南普通话将获奖感言当众念了一遍。”这个长句子着重强调了“擅长写作”“不善言辞”“湖南普通话”“念获奖感言”,这是你留给给人的外在形象,你用湖南普通话念获奖感言,在我看来,那可能真不是你的场。关注在哪儿,成就就在哪儿,你的精力所向是写作,书斋才是你的场,似乎只有在那里,你才可以无拘无束地驰骋想象、挥洒才情。发言、领奖、座谈,不是你的长项。可能你只适合写作,只有开始写作,才确认到自己的价值,才有自己的“精神磁场”。你的这种与喧哗场合有点“违和”的性格是与生俱来,还是长期写作形成的独语型习惯?你在第二届路遥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表示,要“沉下心来写出超越时代的作品”。如何理解超越时代的作品?

  何顿:每一位作家都希望自己的小说经久不衰,但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做到。当代作家的作品目前都无法下定论,但近代作家鲁迅、沈从文的作品,用经久不衰来形容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更是经久不衰的扛鼎之作。文学作品绝对是用时间来衡量的,好的作品会留下来,一般文学作品无疑会被时间过滤掉。追求文学经典,是众多严肃作家的梦想。

  写作是我每天的工作,我在写长篇小说时,如果不每天写一点就感觉缺了什么。这是写作状态,一股气场在流动,不能停,停滞了就接不上了。当年写《湖南骡子》或《黄埔四期》时,的确谢绝了一些外出采风的活动,因为怕出去采风回来后,接不上气。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所以后来只要是写长篇小说,就不动,像钉子样钉在家里,要玩也只在长沙玩。写长篇必须保持竞技状态,仿佛自己是一个长跑运动员,不能放松,更不能歇息。我不是不善言辞,是普通话说不好就懒得说。

  四大名著都是超时代作品,几百年后还有人研读的作品都是超时代的。


  

  聂茂: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文献,就越是深信文献不存在。没有与现实相等的纯粹的文献。”文字一边记录着世间万象,一边掩饰着本该裸露却刻意深埋的断面,所以她试图挑战现有的、一切文字记载的历史。因为她剥落了附着在历史表象上的碎屑,这些腐叶厚厚地堆积在地表上,掩盖了大地的脉络,阿列克谢耶维奇扫去了这些已经粘连、板结的腐叶,所以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文献价值,她自己也反复提到“文献文学”,即把文献价值和小说技巧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文学的真实性被她重新定义。她的作品中并没有主角,也没有作者主观的分析,既不以悲悯的心态俯视众生,也不像萧红那样认为“我的人物比我高”。她希望能更多地让受访者倾诉内心感受,然后她用笔记录下一个个看似不相关的片段,再神奇地组成了一幅宏大历史画卷。她在一篇自白里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尝试这、尝试那,最后选择一种题材,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换言之,她不只记录时间和事实的枯燥历史,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

  何顿:伟大的作家都是用文字书写历史,小说家的历史是活的,有血有肉的,文献是冰冷的。你在《三国志》中读到的曹操,冷冰冰的几行文字,远不及《三国演义》里的曹操那么生动。你在《宋史》中是读不到《水浒传》里的众多人物的。多年前我读过二十四史,想在史书里找人物写,但我想写的人物都被别人写了,最终放弃了写历史人物的雄心壮志。史书里对所有历史人物的描写都很简单,把血肉都剔除了,就几行字,人名、出生地、做过什么事当过什么官,几根筋。宋史里提到北宋末年宋江等人在梁山聚义,只是很短的一段文字,如果他们后来不被招安,也许连这段文字都不会提及。但这段简短的历史却被作家施耐庵写活了,九百年过去了,至今这段历史仍然从历史的长河中凸现出来,让一代一代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成了活的历史,从这本小说里你可以了解北宋末年的状况。这是作家的本事。活的历史在小说里能找到。你若想了解十八世纪的英国,想了解那时的英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你可以读狄更斯的小说,一读你就晓得了。我以为记录了一个时代里真实生活的小说,是可以传下去的。多年前的鲁迅、沈从文就是这么做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这么做的,其实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等等都是这么做的。


  十一

  聂茂:作为个性鲜明的群体,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了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如前所述,湖南既不是近代开放的前沿,也不是政治文化中心,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成为中流砥柱,群体性格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你把它命名为“湖南骡子”,强悍、倔强、好斗,坚韧、霸蛮、不屈,我认为这是湖南人的性格底色。

  你以前多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现在关注历史和英雄,尽管历史的尘埃和障壁暂时遮挡他们的光芒。你以特殊的视角,通过《湖南骡子》《来生再见》《黄埔四期》这抗战三部曲、逾百万字的宏大篇幅,气势磅礴地叙写抗日正面战场,具有史诗特色,让历史再现,让英雄重生。按照我的理解,这些作品扫除了附着在历史断面上的人为锈迹,还原那个残酷而伟大的时代。不仅《黄埔四期》是这样,《来生再见》同样如此,这些小说还原了湖南抗战的悲壮历史,宏大叙事不再脸谱化、两极化、套路化。英雄也是多维度的圆形人物,他们一边是英雄,一边是普通人、甚至长相有些委琐和丑陋的人。但就是这些人,在时代的造化中成了血性英雄。我在阅读过程中看到了人性的真实和复杂。尤其是《湖南骡子》,家之五代更迭,国之百年沧桑,从辛亥革命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小说的穿透力极强,可以说是百年中国不屈不饶、顽强斗争、发奋崛起的缩影。你的抗日三部曲有着明显的系列化趋势,是写作之初就有一个整体规划还是边写边琢磨的?为什么你对这个题材拥有如此多的激情与迷恋?

  何顿:我以前写小人物,前面已经说了,不再赘述。为什么会写《湖南骡子》《来生再见》和《黄埔四期》,我在很多访谈中都说过,这里再说说。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写作计划,是被一个个人物感动后写完一部又一部的。人物是别人提供的,机缘让我结识了一个个抗战老兵的后人,认识了,交谈中,本来无心的,结果掉下去了,好像落到了井底,腿陷在泥淖里了,不写就拔不出腿似的。如果要我回答,不是迷恋,是机缘驱使我一步步朝前走。这么说吧,我少年时候认识一些抗战老兵。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他们也就是五十岁上下,虽然打过日军,甚至在抗战中还被视为英雄,但时代变了,在那个年代自然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那时候我小,不明白这些,只知道他们家徒四壁,被人歧视。但就是这些印象让我不能忘怀!假如一九六七年我父亲不被湖南第一师范的造反派打倒,我家没有从一师的大宿舍里驱逐出来,赶到街道上居住和生活,我就不可能认识他们,也就不会从他们嘴里知道长沙有过四次大会战,也不会晓得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而这些仗都是国民党军队打的。假如那时候不知道,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写他们。亲耳所闻,又目睹过他们的生活,而且是在少年时代,当然就印象深刻。

  我长大后,直到大学毕业,都没读过一本有关国军抗战的小说。八路军抗战的小说很多,游击队抗战的小说也不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土匪抗战的小说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文学刊物上了,还拍了电影。例如《红高梁》。唯独国军抗战的小说却没有,就有缺失感。不说远了,湖南的六次会战——所谓会战,在抗日战争年代是日军出动了十万大军,国军相应调动了二十万以上的部队,三十万人你死我活地厮杀,就叫会战。这六次会战全是国军打的,却没有一部小说描述,就觉得应该尝试写一部。《来生再见》其实是写在《湖南骡子》前面的,之前叫《抵抗者》,竣稿于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九年,寄过几家刊物都没用。最后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十七万字,印刷出版后为十九万字。十年后重写,写成了三十多万字。

  《来生再见》是写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主要是写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坚守常德与大批日军厮杀的惨烈场面,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坚守衡阳城的惨烈战斗,还写了日军在厂窖大屠杀的场景等。视角压下,放在基层官兵身上,以写底层官兵的所见所闻和与日军拼死战斗为基准。小说中的主角黄抗日一开始只是个农民,是在其父的敦促下代兄从军,却打死了不少日本兵。田国藩是个充满野心的农民,妄想成为曾国藩第二的人,战争把他的野心打没了,多年后成了个可怜的老人。还有毛国凤,他只是个弃笔从戎的学生兵。之所以这样写,是想强调抗日战争是全民性的,为了不当亡国奴,农民、学生、市民都参与了。

  《湖南骡子》是我与下放在江永的长沙知青交往后,产生的触动,他们大部分是一九六四年下到江永的老知青,因大多出生于国民党家庭,是贯彻阶级路线把他们贯彻到边陲的江永县的。他们的父辈,有的参加过长沙会战。《湖南骡子》我写了五代人,并写了中国近百年的变迁史。上卷重点写了长沙四次会战,写何金山从士兵到将军的过程。要知道长沙四次大会战,前三次是赢的,在那个极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士气时,长沙第一次会战交给了全国军民这么一份答卷,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队后来的战斗力,原来吹嘘自己为不可战胜的大日本皇军是可以被打败的。这在那个日军横扫中国大江南北的年代,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月长沙第一次会战的那场胜利,意义太重大了。

  《黄埔四期》是写全国抗战,分两条线写,写黄埔军人在抗日战争中为了中华民族不亡国,纷纷走向战场,与日本军队展开一场一场攻坚战。从“一二八”淞沪抗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兰封会战、武汉大会战到长沙一、二次会战、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到十万大军赴缅与日军作战等等,为什么这么写?因为他们是黄埔军人,在抗日战争年代是被蒋介石调来调去的。我在阅读谢乃常将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自述时,看到了上述的那些会战。因为写的是黄埔军人,视野更开阔,书写了那些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实的一个个会战,其实写得有些吃力,但写了心就安了。总之,三部抗战小说分别写了一些不同的战场,不会再写了,再写不过是重复。


  十二

  聂茂: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悲剧,缺乏的是悲剧精神,我们经常以喜剧的姿态处理悲剧的内容,“戏说历史,搞怪经典”成为眼下一些文人的至爱,让轻浮的戏谑调侃庄重的历史,以扭曲的夸张呈现悲壮的史诗,这极其可悲的。在我看来,《湖南骡子》是你小说创作的升华,这部作品以家族历史折射湖南历史,从而反映百年沧桑中国的命运起伏,这种写法的好处是,能够把文学和历史紧密结合。民族要有魂,有脊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长沙会战堪称八年抗战的血性亮点。在中国鲜有哪个地方的抵抗能够这样惨烈,这一方面与长沙的战略位置有关,但更与湖南文化底蕴有关。家族,血性,民族,历史,共同构成了《湖南骡子》的四维立体图案。

  何顿:谢谢你对《湖南骡子》这部拙作的评价。确实,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有些混乱,信仰缺失,娱乐至上的宣传把国人搞得浮躁不堪。歌星、影星和体育明星一夜暴红致使很多年轻人都争着想成为那样的人,就不脚踏实地。这是媒体宣传导致的。试想想歌星、影星唱几首歌,出场费几十万,这难道不让年轻人和小孩子向往吗?他们赚钱怎么就那么容易?据说当红的男女影星演一集电视连续剧上百万,一部电视连续剧四五十集他或她不就是四五千万的收益吗?一家上千人的工厂辛苦一年都没有这么多利润,甚至是亏损。这给了年轻人和小孩子一个误区,让他们的心理落差太大,他们的父母一个月才几千元,一年的薪水才几万元,这让他们的心理怎么平衡?梦想大多是建立在不切实际上的,梦想会产生野心,野心会导致人不择手段,甚至走向犯罪。

  我们国家那么多骗子,谁的手机或家里的座机没接到过骗子的电话?我、我老婆和女儿经常会接到骗子的电话,骗子抛出各种诱饵想诱使你上当。怎么会有那么多骗子?而且那么猖獗!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视台不断揭穿骗子的把戏,提醒观众注意,而骗子们却不断翻新把戏,盼望你中招。这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人缺乏精神支柱,缺乏身为人的善良、正直和责任心,才会出现大量的骗子。这是我们没有好好反思前些年犯下的过错,这也是历次阶级斗争运动把人性的恶释放出来的后遗症。

  《湖南骡子》就是写湖南人的倔强和韧劲。你想想,湖南发生了六次大会战,长沙前三次会战是胜出,湘西会战赢了,常德会战打了个平手,只有长衡会战输了。四胜、一平、一负,即使是输了的长衡会战里的衡阳保卫战也打死打伤日军四万人,并没吃亏。这就是湖南人的气节,就是输也不会一败涂地,《湖南骡子》写的就是气节。


  十三

  聂茂: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说到:“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的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从你的创作中我想到了这段话。你的前期写作聚焦普罗大众,你花6年时间创作的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发表在2015年《收获》上,书写内容也开始转向。类似《黄埔四期》《湖南骡子》这样的巨大转向在大部分作家中并不常见,因为一个作家一旦形成自己的风格,就不会轻易更改,风险太大,更重要的是,这要耗费一个作家无数的精力,所以我觉得奥威尔的这段话特别适合您,您身上无法抗拒的“恶魔”是什么?或者说支撑你完成这项艰苦工作的创作动力在哪里?

  何顿:我身上没有“恶魔”,是一种写作心态的转换。我以前说过,写作不像画画,画画可以盯住一个题材不断地画下去,例如徐悲鸿画马,画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画奔腾的马、吃草的马、恋爱中的马,没有人会觉得重复,只要神态各异便可。写作不行,读者对作家的要求比画家严,必须打一枪换个地方,以前我是写城市平民,写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必须变。基于这些,又加上机缘巧合,就有了写《黄埔四期》和《湖南骡子》的冲动。

  另外,我们今天的作家应该抵制浮躁,沉下心来写出超越时代的作品。作家要有胆魄和担待,要有写不朽作品的追求。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下一辈或更下一辈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应当被我们记住的人。现在不少抗战电视剧极不严肃,手撕鬼子,一个人即使是赤手空拳也能把几十个日本兵打得屁滚尿流,这是对为不当亡国奴而在抗战中流血牺牲的前辈的大不敬。打仗是一件轻松好玩的事情吗?战争是让人恐惧的。

  抗战题材作品读来很沉重,一些读者总想回避这些读起来很残酷的故事。一般读者宁愿看看轻松的,滑稽的,哪怕是“抗日神剧”。但是,身为作家,既然接触了这些素材,就得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哪怕它是悲惨的,血淋淋的。


  十四

  聂茂:《黄埔四期》《湖南骡子》是写战争的,战争场面的残酷场景很多,有部分读者认为场面过于血腥,视觉冲击力让人受不了。一些资料的引用过于原生态,如果化掉开来,融合到小说中,也似乎更好一些。同时作品穿插现实生活的内容,感觉过多,与小说本身的叙事有一种隔的感觉。此外,战争场景单一,写战争死人无数,堆在一起,臭味难闻。你不露声色地描述战争之后的场景,我在此用了“场景”这个词就是想说,你不再以仰视的姿态看待英雄,以浓烈的主体情感表达作家的态度,所以我想起了自然主义这个词语,这完全颠覆了读者的阅读经验,不是切合了读者视野,而是反向错位,于是读者多少会觉得这是一种对英雄的不敬,你是如何看待所谓的“创作冷漠”与“现场真实”这种矛盾的?

  何顿:战争就是屠杀,敌我双方都以正义的名义展开屠杀。没接触过战争的人以为打仗就像抗日神剧里那么好玩。真的是那样吗?即使是史料,也告诉我们,一场大会战下来,死的就是几十万人。淞沪会战,史料说国军先后投入八十万军队,国军战死三十万,日军战死了五万,这不就是彼此屠杀吗?小说《黄埔四期》的主人翁贺百丁的侄儿告诉我,他伯伯讲述战争时说,那时候征兵都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征,把他们编成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为什么这样编?因为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的死会激起其他士兵拼命的勇气!一个村的人,从小玩在一起的,有的甚至还是亲戚,彼此语言和感情相联,死了一个,另一个渴望报仇的决心会压住战场带来的恐惧。那些读者只是在阅读中就受不了,真要是换到战场上,那不成了可恶的逃兵?

  我不晓得我哪里“创作冷漠”了,写战争又不是写爱情故事,你不把血淋淋的屠杀写出来,读者会觉得战争并不可怕。其实,最可怕的是战争,写出凶残的一面才会有痛感,没有痛感的战争小说那是离战争很远的小说。就有读者在我的私信里留言:“读完您的《黄埔四期》后,我被您写的战争场面震撼了,才知道战争是如此可怕,如此让人心痛。”等等。这样的私信还真不少。这就够了,让人认识它、读懂它,想到前辈为了子孙的今天与侵略军浴血奋战,让很多人都会对流血牺牲的前辈产生敬仰,从而更好的珍惜今天、珍惜生活,这比隔靴搔痒的战争小说给读者的力量更强大。有一个叫“东别佬夫”的读者写了篇《黄埔四期》的读后感,其中有段话回答了您提的问,我摘录如下:“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审美意义下还原社会性和人性,《黄埔四期》已相当逼近,至少它的阅读份量已超越消遣和娱乐,更带给探究历史、思考未来的读者一种重甸的快感,在‘神剧’充斥、历史虚无的今天,它刻画的具象以历史的真实给我们呈现出难得的一截历史断面的标本。”我愿意告诉你,不同的读者是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文学。


  十五

  聂茂:你的抗日系列写得很大胆,既不讨好国民党,也不讨好共产党。你关注的是人,是人性,是跳出了意识形态藩篱。你写到了蒋介石抗战,写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你提到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敢于否认对中国的侵略,是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对那段历史的勇气,这是对抗战英雄的极大不敬。你的作品大力张扬小人物的精神斗志,你没有拔高他们,你是同情的,有温度的,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你没有去刻意考虑读者的感受,也没想到去讨好谁,迎合谁的阅读经验。按照我们对历史和生活的理解,英雄在生活中和普通人一样,只是在危难时刻更有担当,大义面前更有取舍。他们不是用特殊材料造做成的。所以在残酷的战争中,你首先是把他们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以文学的方式为平凡的抵抗者建立档案。历史的表述方式和历史完全不一样,但是文学可能比历史更真实。在我看来,小说就是要往小处说。人们把历史当作文献,但是那种失去了生活细节的历史,又比文学真实多少呢!没有了具体的场景,失去了人性的温度,所谓的历史和文献也常常是可疑的。英雄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更不希望被后人遗忘。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无论辉煌或细小,都是个人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共和国的历史,正是由这些活生生的平凡的人写下来的,所谓人民创造历史,正在于此。

  所以这几部小说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出于你的良知和责任。在这段历史河流里,各种力量都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面对复杂的局面,尽管结果各不相同。但你关注的是人的复杂,是复杂的人性。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容易让作品失去弹性和活力,因此跳出既定意识形态的藩篱,让各种力量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感知,可能更接近历史本身。在大历史叙事里,他们都是小人物,不拔高他们,不忽略他们,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有生存的智慧和技巧。人性也是多维的,一方面他们以英雄的姿态冲击到抗战的一线,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有生存的智慧。这些生存智慧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是残酷的现实让每个小人物都变得更加小心。每个人都感觉就是蚂蚁,随时可能被时代的强力踩在脚下,碾成碎泥。所以,个人情感的浓烈也就是一己之好,与其被后来的读者过滤或者厌弃,倒不如自我革命,冲出主旋律节奏,重现中国式的悲剧精神。我的这些分析很可笑吗?反之,它是否成了你放弃直接的、浓烈的抒情,放弃激情四射的叙述之理由?

  何顿:我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写战争,是隔代写,只能靠想象。你的想象力决定一本战争小说的质地。战争是人打的,当然得把人物写好。人的复杂性也只有人才能体会。我在几篇访谈中说过,写英雄容易,把抗日战争写结束,不再写下去,这个人物就定格在英雄层面上了。有些小说就是这么写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偷懒的写法。写英雄走进平凡的生活而在平凡的境遇里遭到的各种考量,却有些难度。如果你想深入地写下去就得接受这种考量,小说中的人物和写作中的你都得接受这种考量。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没写好,这部小说就失败了。如果你敢挑战失败就敢写下去,如果你担心小说会失败,你把抗日战争写到胜利就可以罢笔。

  我父亲生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卒于二0一六年一月,享年九十四岁。父亲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一九四七年他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参加了革命,打过仗,杀过敌人,不过他不是与日军打,而是与国民党地方部队打,后来率领他的游击队解放了资兴县城。我本来想写父亲的革命故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父亲弃笔从戎,参加革命,由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大学生加入共产党,后成长为游击队队长,率领游击队员们攻打这个区(县下的区)、那个县镇,父亲本身就是一部革命小说。但革命小说前辈作家实在写得太多,我辈作家也有写的,我再写就没什么意思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我时常碰见一些老人来我家,为的是要我父亲写一份证明,证明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他们曾经都是我父亲的游击队员,其中有一个还当过我父亲的警卫,可都是些看上去十分糟糕的老头。他们取得我父亲的证明,然后眼含泪光地离开后,我问父亲,父亲说,他们来找我,是想办离休,他们自己相互证明不行,必须要我证明他们曾经是我的游击队员。因为离休比退休的待遇好。

  这就是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参加和平起义的国民党老兵,或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只要是人,只要他活着就会有世俗的需求和考虑。英雄可以什么都不要,人什么都想要。坏人是拼命索取,只图自己占有。好人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若把人拔高,那不是写人,是写神。我始终认为,神鬼都好写,反正不食人间烟火,既不需要写他们如何生存下去,也不需要写他们的子女,因为神鬼没有子女。写人就得写这些东西,那就得用人的心态写。文学是人学,也是社会学,不是神鬼学。

  只有不成熟的作家才会在自己的小说里“浓烈地抒情”,只有诗人才会“激情四射”,小说家必须客观、冷静。诗可以无逻辑,小说还是讲点逻辑的。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感情都带进小说,我想那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作家。作家应该在小说中尽量隐藏自己的好恶,因为你的好恶只是你自己的,弄不好会为让读者厌弃。你的生活经历、思考和审美趣味,只能是你的。写小说,能把自己隐藏起来就隐藏起来。

频道精选

综合资讯
企业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