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初无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出现问题可以理解，由于空间很大也容易化解。而农村改革到现在，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没有了太多的回旋余地，如果再出问题就会可能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了。

　　现在改革有很多热点问题，比如说我们农业规模化不足，就要搞集体化，如南街、华西等地方有成功的案例，那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去探索，我不反对。某一个模式可能适合这个地方，但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地方。你像华西村、南街村为什么成功啊？华西村因为吴仁宝选举县委书记时落选了，回到村里来当村支部书记，他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有多大呀？从经济学上来讲，流通半径越长，就能优化配置更多资源。我们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这样一个条块分割的体系，导致村组织在行政体系末端，配置资源能力很低，没有办法去配置村外的资源。吴仁宝担任支部书记，配置资源的流通半径已经超越了他那一个县了，全国能有几个支部书记与他相比呢？所以，在中国这个行政主导的社会，华西村就无疑会超越其他村快速发展起来。

　　都去学华西村，学得到吗？肯定的学不到。吴仁宝是县委书记来担任支部书记，全国有几个县委书记去做村支部书记？乡村发展最需要的就是钱啊，原始资本积累第一桶金在哪里呢？吴仁宝曾经是县委书记的身份，拥有的社会资源足以使他在改革之初能够搞到了不少钢材指标，有了钢材指标一倒卖就发财了，也就有了原始资本积累第一桶金。现在要找这样的第一桶金基本上要靠市场，市场是竞争性的，那时候钢材指标是非竞争性的，学华西村太难了。特别是推行联产承包改革的时候，其他地方都搞分田到户，华西村集体经营就凝聚一个村资源与各自为政的农户进行竞争，规模优势就形成了。如果其他村都不分田到户呢？中央的文件都说了，联产承包改革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一个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是一个无法解决温饱的时代。

　　都去学南街村，学得到吗？南街村是红色品牌，得到不少掌握有资源的人的支持，其他村再打什么品牌？有谁来支持？南街村贷款就是几十个亿，哪个村能贷得到几十个亿呀？银行可以给全国每个村贷款几十个亿吗？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冷静分析，南街、华西这样搞可以，但都去这样搞，问题就来了。而且有很多搞市场化改革典型的村，比如城市周边有不少的非常富裕村就是市场化的，像中部地区长沙周边很多村都富得流油了，发达地区的富裕村就要远远好于长沙，这些富裕村的数量也远远要高于南街村、华西村这类村的数量。即使是南街村、华西村，没有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大环境，依然按照过去的计划经济，绝无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有人甚至提出，中国工业化战略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强大的农村集体经济。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是靠强大的农村集体经济建立的，但我知道，曾经的苏联模式集体化，就是为了工业化战略而牺牲数亿农民的利益。回顾历史与现实，无论是资本化的名义之下，还是集体化的名义之下，都曾经使无数农民利益被剥夺。我关注到前不久的一个热点事件，就是浙江省18位村干部联名倡议，要求强化集体所有权，提出走华西、南街的集体化之路。我就想到与华中科技大学的长江学者贺雪峰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吴理财教授进行“谁来治理乡村”的对话时，贺雪峰教授提到，浙江的每个地市他几乎都进行过调研，发现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还都不要工资，为什么呢？当上村干部然后就可以当人大代表，当上人大代表之后就可以跟官员合谋，仅企业免税就不知道多少钱，间接获得的利润一年不低于一百万。我当然不能由此怀疑浙江村干部联名倡议的动机，但我不得不疑虑，如果真的把土地集体所有权强化后集中到乡村治理生态如此状况的浙江村干部手中，能放心吗？我们还是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讲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觉得其中之一，就是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南街村、华西村成功了就让它成功，我们就承认它，尊重它。而且任何一个村的发展模式成功了，我们都承认它，尊重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搞一个政策，统一去搞一个模式，就会出问题。就像过去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动各个村都去种萝卜，同质竞争，卖给谁呢？所以，农村改革不要搞一个模式，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各个区域、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村庄都不一样，没有必要用一个尺子量到底。因此，对农村改革的把握，中央和省只出台指导性、宏观性、方向性的原则要求，只要能够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维护农村稳定，在不违反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对乡、村全面放权放活，鼓励各个乡、村根据自己的特色优势大胆去探索，实现差异化、多元化发展。

　　就像扶贫，习近平总书记下了政治任务，目标只有一个，但现实途径肯定要根据各地的情况有不同的选择。在基层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农村真正贫困的，就是几种人。一是懒人。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大富没有这个机会和命运，小富又不勤奋劳动，懒惰，那就只能穷了。二是病人。因意外大病，使家庭陷入困境。三是读书人。因为孩子上学读书，特别是多个孩子的，刚交完超生罚款又要交学费，自然就家庭困难。这是一部分人。四是失意人。一些创业者，因市场风险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经营失败，致贫返乡。五是弱人。先天能力缺陷，去帮助他学习，他又不识字，体力只是那个体力，有些还是残疾人，怎么培养他的能力呢？不是说要送多少钱去就脱贫了，这不是一个办法。对这五种人怎么脱贫，每种人要有不同的办法，每个村都要探索不同的模式。迫于中央的军令状，如果搞短期行为肯定会在短期实现目标，但无疑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扶贫的长效机制，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

　　要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就应该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扶贫攻坚这个问题的战略决策，为什么要在2020年完成这个任务？为什么不是这个时间之前也不是之后？我查阅了很多文献，没有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我觉得需要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会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19年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这是因为中国获得了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代化为扶贫攻坚战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我们在经济上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其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为扶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我们在政治上能够统一认识、集中全国力量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再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催生的共享发展新理念为扶贫攻坚战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在社会基础上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去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最后，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演变为扶贫攻坚战形成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在战略机遇上得天时、地利、人和去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但进一步而言，怎么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呢？比如对先天能力缺陷的，我们就用特别的政策予以保障。明确最低收入水平线，低于最低低收入水平的，用社保来保障，少多少就补多少，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偷懒也罢，赌博也罢，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是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职责。最低的生活保障政府兜起来，但要想和那些勤劳致富的人过一样的生活甚至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就要去勤奋做事，就要去努力干活。那些天天在勤奋劳动的人，生活比靠扶贫过日子的人还差，谁还会去勤奋劳动？社会还有正能量吗？表面上是公平了，正义却没有了。所以，改革的长效化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再出问题将对一个地方、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会留下很大的隐患，甚至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要特别警惕。

　　（本文系作者2017年3月在某省举办的新一轮农村改革试点工作会上的专题讲座内容，由中国乡村发现网据录音整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