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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联繁:弘扬传统廉政文化,助力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访湖南商学院教授、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邓联繁
2017-04-06 09:04:13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奉清清 编辑:许敏

  专家简介

邓联繁,博士,湖南商学院教授,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的交叉研究,倡导创建“廉政法学”“廉政学”。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检察日报》发表廉政文章50多篇,出版廉政建设研究专著3部。获湖南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法学会第六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征文一等奖。

  中华传统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参考借鉴与灵活运用我国历史上的廉政制度、廉政文化、廉政智慧。今年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元年。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同时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在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湖南日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邓联繁。

  在传统文化中,廉政文化一直鼓荡着昂扬向上的力量

  湖南日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浸润其中的廉政文化也以其独特的内涵和深刻寓意广为人所传诵、甘之如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大量的引经据典,相当一部分就是事关廉政的典故。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必然要传承廉政文化。那么,廉政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邓联繁:我认为,廉政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一直在传统文化中鼓荡着昂扬向上的力量,而且生生不灭。

  廉政文化起源古老,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儒家经典《周礼》就提出了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六廉”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苏轼更就此撰写《六事廉为本赋》,认为虽然要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个方面进行考察,但统一于廉。今天的干部选用标准德能勤绩廉,以廉压轴,与“六廉”有异曲同工之妙。千百年来,廉政文化的“进化”堪称“筚路蓝缕”——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其实换个角度看,一部二十四史也是一部反贪污史,是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史。正是在清廉与腐败、正与邪的斗争中积累了内容丰富、独树一帜的廉政文化,给中华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廉政烙印,留下了“廉者,政之本也”、“廉平之德,吏之宝也”等跨越时空的文化佳句。包公、于成龙等清官廉吏,深受老百姓喜爱,也为历代为政者所推崇。朱镕基同志2000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礼义廉耻四个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廉为基础,无廉则谈不上义与礼

  湖南日报:确实,古往今来,廉政文化总是满满的正能量。那么,廉政文化作为历史文化中的“正面角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邓联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廉者,政之本也”。“吏道厥唯廉重哉!”

  谈及中华传统文化,廉政文化是绕不过的篇章。王岐山同志201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时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无论“四维”还是“八德”,“廉”都占有一席之地,彰显出它的基础性。

  我认为,礼义廉耻四个字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有侧重。礼义廉从正面、积极角度讲,耻从负面、消极角度讲,廉是正面的基点。“廉洁自律”,“清廉自守”,“你不仁,我不义”,“情断义绝”,“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出礼则入刑”,这些耳熟能详的关于廉、义、礼的表述,反映出廉、义、礼有不同的侧重点,即分别侧重自己、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三个及更多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借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说,廉、义、礼分别是一、二、三,廉为基础,无廉则谈不上义与礼。由此不难理解,历朝历代为什么要重视反腐倡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把腐败视为最大威胁,把廉洁作为共产党人的本色与操守。形象地说,传统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

  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春林初盛”

  湖南日报:廉既是心灵的追求,也是行为规范,确实非常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廉政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作为廉政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结合点的传统廉政文化,受到了青睐。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不是“春来了”?

  邓联繁:是的!我做了统计,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开展三十九次集体学习,其中多次涉及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尤其是第五次集体学习,其主题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优先安排传统廉政文化的学习,既体现了政治局对传统廉政文化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传统廉政文化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从具体实践来看,传统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目共睹。如,党的十八大后,巡视工作得到加强和改进,特别是巡视工作在组织、类型、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创新,极大增强了巡视工作的威力与实效,在打老虎拍苍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巡视制度是典型的“国货”,巡视工作的诸多创新,源于对历史上巡视制度的借鉴。又如,党的十八大后反复强调严把选人用人的“政治观、廉洁关”,是对古代“举孝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将焕发勃勃生机。中央在去年底定调,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习近平总书记1月6日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从不敢、不能到不想,要靠铸牢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魂;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这些重要论述意味着,发挥传统廉政文化作用,在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进程中地位重要、大有可为。

  廉政文化以廉政为“神”,以文化为“形”。廉政既有廉洁政治的含义,也有非政治化的含义

  湖南日报:谈到廉政文化,当然离不开对廉政的理解。有观点认为,廉政这个概念有局限性,即局限于政治领域,外延不够宽,不能实现全覆盖。您如何理解廉政概念,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邓联繁:廉政文化以廉政为实、“神”,以文化为表现形式、“形”,廉政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关键所在。通常认为,廉政就是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廉洁从政。其实不然。因为廉政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既需要从政治层面、政治角度予以理解,也需要从社会角度、生活角度进行理解。仅仅从政治意义上解释廉政是不够的,不符合当代中国与世界反腐倡廉的实践、传统廉政文化、廉政一词的构词特点。

  从当代中国与世界反腐倡廉的实践看,反腐倡廉不只是局限于政治领域、公职人员。我国的企事业单位,都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我国香港地区廉政公署,设执法处、防贪处、社区关系处,其中防贪处的一项法定职责为“应私营机构和个别人士的要求,提供防贪建议”;社区关系处的法定职责为“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祸害”与“争取公众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

  从传统廉政文化的角度看,廉不只是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廉耻事大,死生事小。”“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两句流传至今的古言与岳麓书院上悬挂的“忠孝廉节”牌匾,说明廉不只是适用于政治领域。

  从廉政的构词来看,廉政是廉与政的有机结合,政不只是“政治”这一个含义,廉政也不能只有廉洁政治这种解释。廉洁政治,司空见惯,本身完全没有问题,但确实只是廉政的一个方面。政是一个多义词,从字典词典来看,政除了有政治、政府的含义外,还可指“国家某一部门主管的业务”,如财政、邮政;以及“家庭或团体的事务”,如家政、校政。因此,廉政也可理解为有关廉的业务、事务,体现在方方面面。香港廉政公署在官网上简称“廉署”而不是“廉政署”,省略“政”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廉政一词的核心在“廉”而不是“政”,廉政不局限于政治、政府领域。

  创建“廉政学”,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选择

  湖南日报:两年前,您就倡导创建“廉洁学”,现在更致力“廉政学”。二者应该大同小异吧?在中央隆重推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背景下,你有何新思考?

  邓联繁:是的,我曾倡导创建“廉洁学”,但从前面对廉政的新理解来看,“廉洁学”与“廉政学”没有本质性或者说根本性的区别。“廉政学”更简练地说就是“廉学”,如同文学、法学、医学等诸如此类。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廉政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廉政文化需要从多方面努力,这是我建议创建“廉政学”的初衷。

  长期以来,廉政理论研究碎片化,专门研究人员奇缺,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廉政文化、如火如荼的廉政建设实践不太相称。个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没有廉政学科是一个重要原因。创建“廉政学”,有助于促进廉政理论研究与廉政建设实践。

  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条重要原则。创建“廉政学”,将廉政知识系统化、廉政研究学科化,是传统廉政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途径。同时,该《意见》将“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作为“重点任务”的前两项。创建“廉政学”,集聚研究人员,有助于这两项重点任务在传统廉政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落地生根,为之夯实必要的知识基础、人才基础。

  东风浩荡满眼春。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廉政学”,我充满了信心与期待。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国外无“廉政学”,我国创建“廉政学”,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上讲话精神。作为廉政理论研究者,研究党中央在廉政领域取得的巨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促进廉政理论成果的丰富,更好地与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相协调,我们义不容辞。

  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需要打组合拳

  湖南日报:我认为,廉政学既要研究优秀历史文化,更要研究现实问题,促进反腐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1月6日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讲话强调,“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您认为反腐败斗争究竟应该往哪些方面深化?如何深化?

  邓联繁: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是一道必答题,反腐败斗争只有不断深入,才能赢得最后胜利;也是一道多选题,需要打组合拳。

  在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加大治本力度。治标与治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方面腐败存量巨大,另一方面腐败增量潜滋暗长,“雁过拔毛”、不收手不收敛者屡见不鲜。因此,既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始终不松劲,又加大治本力度,强化“不能腐”“不想腐”,就成为必由之路。

  在惩治显性腐败的同时,加大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在高压反腐的大环境下,一些腐败分子隐藏得更深,一些腐败现象改头换面、潜入地下。这就要求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权力,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

  在坚决惩治乱作为的同时,更好地解决不作为问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乱作为是腐败,不作为实质上也是腐败。当前,不作为问题比较突出,亟待进一步加强放管服改革,优化办事程序,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加大问责力度,提高政府的亲和力、执行力和公信力。

  在深化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建设的同时,着力培育“廉商”,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建设始终是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绝不可失焦。马云、董明珠、王石,都曾因誓言“不行贿”而引起广泛关注。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过程中,不妨借鉴“儒商”的说法,倡导与培育“廉商”,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减少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腐败现象。

  在扎紧扎牢制度笼子的同时,需加强对制度性腐败的防治。打铁还需自身硬,本身有廉洁瑕疵的制度承担不了反腐败的重任。中央纪委、国家预防腐败局前几年曾推行“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给制度做“廉洁体检”。加强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及时发现与纠正制度性腐败,有利于维护制度的声誉与权威,更好地释放制度威力,从根本上促进“不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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