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宝库中，“古苗文字”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初步研究显示，湖南城步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大量古苗文字实物实证。城步苗族先民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苗文”，且流传很广，使用时间很长，有些常用“苗文”至今仍在使用。

　　城步古籍史料中记录保存下来的众多古苗文字实证

　　在城步挖掘出的苗族古款等原始资料中，发现有类似汉族篆文的苗族文字夹在里面。据岳麓书社出版的《城步苗款》一书记载，城步苗族世代流传的《苗款》中“天地起源款”就记录和保留了19个古苗文方块字。如下图：

古苗文方块字

　　另外，清代末期陆云士（又名陆次云）所著的《峒溪纤志·志余》中专门保留了“苗书二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古代苗文资料。陆云士说：“苗人有书，非鼎钟，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录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其中一章名曰《铎训》，内容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天地君亲为大，兄弟手足之亲。孝乃人之百行，忠在人之本心。士农工商，各居其业。礼义廉耻，切著胸襟。子能孝父，变冬为春。臣若忠君，瑞气盈门。忠孝两尽，万古留名。夫妻和睦，家事必成。弟兄友爱，万事和平。幸逢比干，忠烈直臣。管仲鲍子，不愿分金。田氏睦邻，树发紫荆。鉴古来往，是道常存。纲常以正，日月洞明。乾坤清秀，宇宙光亨。又可调羹，君臣庆会。龙虎相迎，万世永赖，忠孝是存。”《铎训》苗汉文对译如下图：

苗汉译文

　　清初城步苗民在武装起义斗争中广泛使用过苗族文字

　　作为苗族聚居区，城步本是“化外之地”，明以前隶属武冈、武强、武攸、靖州、临冈、时竹等州县管辖。城步建县以后，城步苗族人民依然受到明清王朝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他们不断揭竿起义，反抗民族压迫。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爆发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的粟贤宇、杨清保苗族大起义，这次起义横扫湘桂黔边境，义军英勇作战，一次一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乾隆五年闰六月，乾隆皇帝降旨，任命贵州总督张广泗为钦差大臣，调集两湖、两广和贵州等五省两万多官兵和数万名乡勇，向城步苗族起义军展开大规模进剿。由于寡不敌众，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苗民起义领袖粟贤宇、杨清保、吴金银、张老金等相继被敌人捕杀，苗民大起义失败。在这次震动全国的以城步为中心的湘桂黔边境苗民大起义斗争中，苗族义军曾广泛使用过苗文。在起义过程中，起义领袖为了逃避清廷的通缉、围剿，所刻制的印信、图章，所印发的文告以及往来书信、手札，均系苗文。这种似篆非篆的文字，就是城步苗族先民精心创造的“苗文”。“苗文”最早在城步横岭峒一带使用，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已在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广泛流传使用，进而影响到湘桂黔边境的绥宁、通道、龙胜、锦屏等苗族地区，但与苗民分界居住的汉民并不认识“苗文”，高高在上的清廷官兵更是视“苗文”为“天书”了。“粟杨起义”被镇压以后，乾隆帝为了强化对湘桂黔边区苗瑶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采取如下六项措施统治苗区：一是筑城安营，增兵设官。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于城步横岭洞之长安坪筑城。以宝庆府理瑶同知率厅把总一员、兵丁一百名移驻长安，“分防城步、绥宁二县苗瑶”（《湖南通志》卷4）。设长安营，置游击一员，驻守长安营；守备二员。二是籍没叛产，召民立堡。将苗民的田地没收归官，共立堡十座，堡卒达四百户，令附近苗民佃耕，政府收取租谷。三是安插苗瑶，编制保甲。在湘、桂、黔边境的苗族聚居区内建立保甲制，以取代原来的苗族头人、寨长统治。四是设立苗瑶义学，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五是蠲免租赋，减轻苗民负担。六是剿灭苗文。为防止苗民使用这种文字再次举事，乾隆皇帝下旨规定：“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如有违故，不行首报，牌内一家有犯，连坐九家，治寨长失察之罪。”（见《朱折》冯光裕折，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于是，朝廷对苗族居民进行逐寨逐户地全面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学习和承传使用苗文。

　　新中国成立后城步民间仍在流传使用的一些苗族文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都是有生命力的。与汉文字一样，苗文字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尽管清廷对苗族文字采取了极为严酷的高压政策，但苗文仍在民间秘传，一些简易常用的苗文字流传至今。城步原浆坪乡有位名叫陈显馀（1902—1971）的苗族老人是个文盲，他的记性和心算能力极强，解放前以种地主肖某的佃田为主，他妻子皮氏是种田蒸酒的能手，因此他们夫妇俩还租了一座四排三间的木屋，开了一间卖猪肉和米酒的铺子。当时做酒肉生意的人不多，当地人户稀散，方圆10里左右，居住100多户人家，买酒买肉，赊帐的不少，必须记帐，陈显馀不识字，怎么记帐？当地杨姓居多，他就根据买货人的年龄大小、个子高矮、外貌形象等，画只山羊图，在羊的边上加上大小高低记号。当地有两户姓苏的，他就画上大小两把梳。当地有10多个姓，每个姓都有符号代替。记数则用苗民曾用的苗文符号，一个普通的苗族文盲都能用苗族符号记帐，可见城步苗文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确实很强。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步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老人，仍普遍使用一些较为简易的苗文来记工分或记数，这些常用的代表数量的苗文字如下图：

代表数量的古苗文字

　　2016年4月清明节期间，笔者回老家城步兰蓉乡扫墓，特意抽空前往报木坪村拜访了苗文传承人江长清，年过古稀的江老特意为本人书写了从一到九十这套完整的苗文数字符号……江老至今还能用苗文书写对联、横批和剪纸，每年春节，村里的苗胞都向他索要苗文对联、横批和剪纸等。

　　另外，时至今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木工，他们在做木工时，将一些苗族文字书写在做好的木料上做记号，这些苗文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如下图：

古苗文字和它们代表的意义

　　城步苗侗瑶一家，饮食居住言语服饰相同，文字相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城步宣传部干部丁中炎同志在清源公社黄伞大队蹲点时，发现当地瑶族妇女中流行一种外人不认识的歪歪叙叙的文字。1986年至1993年，清华大学研究女书的副教授赵丽明博士根据这条线索，先后五次深入城步黄伞、漆树田和寨子溪等瑶寨调研，终于在兰蓉公社漆树田瑶寨找到了会记瑶字的七旬老太太沈子娥，她一口气向赵教授书写了10多个瑶族记事符号。据赵教授研究，这种文字不能和语言中的词一一对应，而是一个符号代表一句话，每句话都由线条形成符号组成一个方块团，这种符号可用于通信、诉讼、发送情报等等，但只能供瑶族妇女内部传承使用。

　　新世纪城步陡冲头古苗文字石刻群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印证了城步古苗文字的真实存在

　　2010年底，我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陡冲头村采风时，发现了3块古苗文摩崖石刻。邵阳市文物局于2012年3月组织省内外专家对这些石刻上的文字进行考察研究。中南民族大学民俗学硕士生导师、南方少数民族文字专家、著名女书研究专家李庆福教授和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李绍平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湖南省“三查办”主任吴顺东等一行专家学者深入城步陡冲头村，经调查考证，并与城步现存少量古苗文字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确认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传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

　　2014年，城步陡冲头古苗文字石刻群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的重大考古发掘范畴。2014年6月至12月，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历时半年的系统调查和考古试掘，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埋藏性质、时代跨度、分布范围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发现并初步确认“三体”苗文的基础之上，还打开了早期岩画、石雕艺术的神秘之门。通过半年多的艰辛发掘，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提到：

　　“城步石刻考古的最初切入点，在于更多苗文石刻遗存的发现及其性质、年代等方面的考证，但最终的收获不限于此。据不完全统计，现阶段发现的苗文石刻、苗文相关的文字或图符石刻和其他图形石刻，以及各类建筑基址等遗存点，已达到92处。近古居住址与近体苗文、变体苗文、汉义汉文之间的关系，也已脉络渐清。

　　……

　　当前发现的存世苗文石刻主要为近体苗文体系。总字数约140字。笔触刚劲有力。有较为固定的造字基本元素，常见在汉字原型上增减笔划构成全新字的做法，但也常常杂糅汉字原型而不加变更。已能形成独立的篇什。从当前可初步释读的内容看，可能涉及当时的居民点，或者指示各处山产、地产的法定拥有者；后者的约束力大约相当于瑶族的石牌律。异体苗文所见不很多，但颇具原始宗教的符箓体格。或与道教在该地区的流传相关。根据白竹山、大水溪一带‘光天化日月圆之夜’之类完全性汉文石刻的普遍存在，结合大桥村官方镌刻的‘光天化日’大字石刻的可考纪年，初步推定该地区存世的苗文石刻的年代下限为清乾嘉之际。古体苗文石刻的年代上限，当前参考金鸡湾、新屋边勘探、试掘所发现的多件宋代瓷器残件，可暂定南宋。

　　岩画的发现是城步石刻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新收获。岩画形象包括水生、陆生生物等。这项新发现的意义在于，既填补了省境内该项文化遗产的空白，同时也可能成为沅水流域白陶凤鸟文化源头式探讨的重要参考。水生生物岩画所表达的对象多为鱼类，雕刻手法同样融汇了平面雕刻和浅浮雕工艺。岩画主题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关乎生殖崇拜的本真式表现。还不乏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器具形象、运动形象，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神异形象等等。”

　　2016年11月19日，湖南省文物局邀请省文物局专家委员会顾问金则恭，省博物馆研究员刘彬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许道胜，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谭必友，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顺东教授等专家，在城步召开专题论证会，对陡冲头石刻群进行价值评估与认定。一致认为，陡冲头石刻文字内涵丰富，分布集中，保存完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的成篇成章，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认定为苗文，具有申报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艺术、科学及其他重要价值，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重点保护。

　　然而，当前在城步古苗文字实物实证保护发掘工作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一）陡冲头古苗文字石刻片区地理条件恶劣，自然损毁现象严重。陡冲头地处南山山腰，平均海拔1100米，山高水冷，风急雾重，使数百年曝露于野外的苗文石刻群遭受日晒雨淋，风化和微生物侵蚀严重，一些年代久远的石刻已经损毁，字迹模糊难已辨认。（二）村民文物保护意识薄弱，保护设施全无，石刻遭受人力物力破坏严重。陡冲头原有大规模的古苗文字摩崖石刻群，历经数百年的战火洗劫、自然灾害和人畜破坏，尤其是上世纪的开山造田等重大运动，不少石刻已被雷电和炮火炸毁、填埋以及牛羊践踏、溪涧淹没，保存至今仍能看到的不过三分之一。自2010年被公开报道和初步发掘以后，前往考古发掘、参观欣赏的各路人马逐年增加，而采取的保护设施几乎为零，石刻群遭受的人为损毁在所难免，安全隐患极为严重。（三）加强对古苗文字传承人的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据湖南省文物考古专家初步发掘，陡冲头古苗文石刻群存世年代为南宋至清朝乾隆年间，存世时间长达六百余年。加之清代乾隆帝开始实行的严酷的文字狱政策和民族压迫，苗族文字长达300余年无人传承，即使家庭内部传承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小范围开展，因而古苗文字已无人识别，能识别的也只有一些简单的数字、度量衡和方位文字而已。因此，加强对古苗文字传承人的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四）古苗文字保护和发掘经费相当紧缺，相形见绌。城步是苗族自治县、边远贫困县，财政极为困难，正可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拿出巨额资金保护和发掘苗族文字，建立古苗文字实物保护区，破译文字密码，几乎是天方夜谭。因此，要破解这些问题与困境，有效保护挖掘这一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全面参与。

　　作者简介：雷学业，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湖南省民族研究学会会员、湖南省苗学学会会员。研究领域为苗族历史、文化、民俗和苗族古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