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为时务学堂故址，左为陈云章、刘德芬夫妇)

　　2016年7月2日，应邀参加“时务学堂研究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这是我平生第3次“正儿八经”踏进岳麓书院，这座湖湘文化的“地标”；第一次穿过文庙；更是第三次客坐“明伦堂”。惶恐、聆听之余，而稍有见、识、收益。会前，我原本“一头雾水”，但在领取的资料袋中，一眼看到《精彩与痛苦———陈云章先生百年纪念》时，当即云开雾散。而散会时见到一群身着直书“时务学堂故址”蓝马甲的年轻人时，竟如在现实中见到孙文“天下为公”题词般，从21世纪穿越百年时空，返回“民初”般魔幻感。并忆及——

　　一、陈云章暮年往事

　　我不敢自夸、自诩与云章先生有过多久、多深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在千年之交的“千禧”前后，与这位世纪老人有过几次浅浅的交往。何况其间有几回，还是在他老人家郁闷，且难以释怀的前提下，勉力徐行的。

　　上世纪末，当我还在职，在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和“海内外湖湘人物联络”的岗位上时，曾公事公办地致函陈老。陈老派人将《尊闻室剩稿》送给敝馆。馆领导闻之则喜，让我登门面谢，且一并了解旧金山侨领钟武雄先生的行踪。因之，我第一次按响了“天倪庐”大门上的“电木”图型电铃。闻声即开，走出来的却正是当时客居陈公馆的钟武雄……应云章先生邀请，敝馆馆长等一行数人不久登门拜访，云章先生设家宴款待；敝馆亦在春节前回请陈老及钟武雄。那段时日，双方有过几次友好往来。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遗留问题”（即陈老收藏的一些文物尚在敝馆未返还之事）一直悬而未决，双方渐复尴尬处境。馆领导“善意回避”且降低接触“级别”。此后几年间，只让我这“牵线”者去传信、应答。我陷入“两难囧境”。从个人情感而言，情何以堪？我同情陈老，但我端的是“公家饭碗”，且人微言轻，岂敢潜越造次？有次，陈老在给我看过相关报告、信函及批复后，我不忍地问他：“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他叹了口气，摇头说：“冇得用的。钟先生让他的律师帮我，也是没用。”钟先生出国多年，已不了解中国今天的人、事了。但陈老愿与我闲聊，津津乐道地讲起他在改革开放早期，即赴台湾看望老朋友的情况。而当台媒闻讯去采访他时，他却口很紧，以外交辞令婉拒道上：“我只是访友、叙旧，告之家乡近况……只叙友情，不谈政治。”但私下，陈老却爱和我聊天，坦陈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臧否，且言之有据，是非分明。他还嘱咐我“你莫跟别个讲啊！”可见他不乏天真，政治上幼稚，真是位不适合于“搞政治”的单纯学者。但他也是位“识时务”的俊杰，有福之人。可能是我这个“小”他33岁的乡晚后进，对他真诚且尊重，乃至于2004年元宵节，我在厦门鼓浪屿观赏海峡两岸共度佳节的焰火表演时，忽然接到陈老“给你拜个迟年”的电话，令我动情、动容，连称“折杀晚生”。

　　然因毕业自华侨大学的犬次子“回湘发展”，及当年忙于敝馆“百年馆庆”等诸多家事、公事……我是事后才从钟武雄先生口中惊悉陈老仙逝消息的。我既为自己未能在他生前更多地倾听他的口述野史，而感到遗憾、无补，更觉得我欠了陈老的“人情”。

　　故而，2010年的平安夜，我在旧金山钟家邂逅陈老女公子芷之，次日，就将乃父和钟老十多年前造访“湖南名人资料中心”，与我辈合影的照片，送给了陈芷之。她见所未见，从而了解到陈老与敝馆也曾有过“快乐时光”，而感欣慰。

　　二、补上野时务学堂研究冶课

　　陈书良、陈家书及陈先枢“三陈”，在会上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简介了时务学堂及陈云章先生研究方面的情况，或预示着陈陈相因、推陈出新地做出新时期新成果。回家后，我再看《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方知“湘学研究丛书·总序”作者是袁行霈。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听过袁行霈、诸斌杰二位先生两年的讲课（录音），且为其见解、口才所折服。可惜的是，未能亲临现场，一睹其风采。何况这两位名师桃李满天下，其学子万众岂可皆称××弟子。但袁先生的传道、授业，让我对历史“起兴”，历史观的渐成，是有潜移默化之影响的。我想自己在“时务学堂研究”方面，虽“后进”，但可借鉴上述方法，写点关于时务学堂旧址的人和事。出于这种浅见浅识，我不揣冒昧，随陈家书一道，时隔13年重访陈公馆故居。

　　时务学堂乃“千年书院”转型现代高校的转折点，存世时虽不长但其历史地位，已得众多先贤及后人盛赞、点赞。上午在明伦堂听陈家书、陈先枢“二陈”先后谈到“泰豫旅馆言老板”，马上使我联想到其后人。2011年春节甫过，我曾在拉斯维加斯自由行，下榻该市“湖南同乡会会长”家。言立先生（1946年生于长沙）请我喝CAROLAHS（牛奶可可酒），主动谈及祖父言清华与“时务学堂故址”的一些城北旧事，竟如中国古代寓言中“瞎子摸象”般，让我脑海中凸现出二维，乃至三维的影像，而感到兼听则明。

　　而当年以几十石大米的身价，将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题墨的所有权转卖给陈云章的言老板的儿子言泽坤，与陈云章是湖南大学预科的“同窗”！“商后代”言立及其女儿言英，成了拉斯维加斯“华盛地产”的老板世家。父女俩皆是董事长。而陈氏后裔仍然坚守在故国、家园（见7月4日《潇湘晨报》上“时务学堂故址首次向公众开放”的报道）。我不禁想到陈、言两家家风、家学的差异与传承。“新闻因人物而生动”，家史亦因人物而“卡通”，进而成为影视。而湘省的地方志、人物志，也因“时务学堂故址”这一主题而生动、鲜活。湖湘“文脉”之一的证物，亦留存在其源头，而非“流失番邦”。

　　三、再访“陈云章公馆”故址

　　我一眼看到，大门上的电铃“换代”，且有些年头了。这很正常。从云章先生在世时，我最后一次拜访他的2003年迄今，长沙城建的跨越式发展，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让我这一辈子生长于斯的“老长沙”也“找不着北”。故而，踏进周遭“石屎林”林间，这静寂的“芳草萋萋鹦鹉洲”，我顿感时光如百马过隙、白云苍狗、人事皆非之“空灵”，并额首称庆。亏得民间、官方皆不乏有识之士，方能让“时务学堂故址”得以保存、保护，薪火相传，成为名城长沙也不多见、不可复得的原生态老公馆。而与重建、仿古的新建筑，显出质的“气质”的差异。幸亏云章先生与之偕老，跨纪逾千年的坚持、执着，百折不挠、无悔的选择！故址方能“如初”。

　　从“刘权之府第”演变到“陈云章公馆”的五步（环）来看，惟“时务学堂”最关键，也证明了中国人之“富不过三代”，唯读书礼义的传承能保住文脉。试想“三贵街”的几代住户中，有几人知道刘相爷？当年“万户侯”皆已灰飞烟灭，而几千年来，名士自风流，虽经“雨打风吹去”，却在民间、坊间众口皆碑。

　　说起来，我的母系先辈，原也是耕读人家。祖辈抗战胜利后，回到光复的长沙，重建家园的时段，亦与陈云章建“天倪庐”相近，就在北门“城门外”潘家坪。却因新建长沙第一粮食仓库而拆迁“进城”。此后，我在学宫街一直住到“三十而立”，当然也略知“城北旧事”，原北（现开福）区很多老街巷、建筑，都“同辈皆凋零”了，而保有文脉“时务学堂故址”，却让权、势、财皆不如他人的“陈云章公馆”奇迹般幸存。

　　陈家书先生，在泊车进院后问道：“这里你看过没有？”并让陈丽打开房门。小房间内满屋的名人墨宝，顿时让我眼前一亮。其中，我犹对李锐、黄永玉的作品有兴趣，且引发我的回忆及想象，因为我见、识过这两位“人生百年，九十为半”的先辈。

　　百秩“先进”的李锐，迄今仍宝刀不老，我在《炎黄春秋》2016年2期上拜读了他的《重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忆起千禧年春天，我在造访朱正先生时，他告知“李锐来了，住在九所六号楼”。我连忙谢过，赶回自家，取了一册《庐山会议实录》径直“闯”入九所，拜访李锐先生。端庄贤淑，令我望而生敬的李夫人和蔼、委婉地对我说：“李锐同志在去萧克故居时感冒了，心情不大好，请你原谅。”我对她的教养和自己的冒昧、唐突而进退维谷。而李锐在内间卧室中听明情况及来意，且得知我在省图书馆工作后，接过他夫人送进去的书，仍走了出来。在问清我的姓名后，提笔写下“述伟同志存正李锐2000.3.11”。我意外惊喜且感动。他又问我，你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买的？现在很难买到了。我实言相告，我是在学宫街（外公家）故居隔壁的“汉记书店”买的旧书。当时，我手中仅7元零钱，但店老板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在他店里租书看），我与之讨价还价，以此而“买断”了该店的两册。买卖双方皆喜。

　　李锐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掌《新湖南报》时，与陈云章这位长他几岁的湖南和平解放功臣、民主人士多有往来。当年朱正是李锐的部属，我从李锐的“题签”上，看到了他平等待人，广接地气，而对他更添敬重。并在此为他夫妇俩祈福。话说我在非典肆虐年间，“二进”岳麓书院采访学者江湜时（约一个月后，他不幸英年早逝），江湜送给我一册他编选的《黄永玉给艺术两小时》。他在“前言”中写道：“我觉得艺术对平庸的生活，有颠覆性的影响……冥冥中常常听到艺术在身后大叫……生活不是那样的！”

　　而黄永玉在书中《一辈子头一回用讲稿》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我就是这种人，一不读书，二不看报……那些毫无生趣的东西……还不如道听途说，知识跟不上老人聊天……然有感于家乡传媒如此诚恳地待遇我”，他却为在岳麓书院讲学“准备了我那长达几十米的稿子”。

　　我有幸当时也在他的讲坛下，且坐在头排。小距离耳闻目睹了那时、那刻的黄永玉先生风采。次日，我去蓉园1号楼拜访黄老，他问我“昨天感觉（讲学）如何？”我如实作答。大概也算是他在篇中所调侃的“就被揪住”。而乐于当他的忠实听众（那年头不叫“粉丝”），是我首次登这大雅之堂。

　　（作者单位：湖南省图书馆。本文选自《文史拾遗》201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