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与世界正面临一大堆棘手的经济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林林总总的论述不少。细看这些论述，其思想渊源大多不是出自新自由主义，就是出自凯思斯学派，少有人能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来进行分析。三年多来，利用工作的闲隙，我又重新通读了一遍《资本论》，并研读了一些中外经济学家的著述，深感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当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找到应对的武器。在此，我愿将自己的学习体会与思考呈上，参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洞察当今我们面对的棘手经济问题，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不愿承认的。而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却又不能对其进行完整科学的解读。其原因也许是他们只注重从《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中去寻找答案，没有把《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二卷、第三卷的论述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和诠释。

　　《资本论》第一卷讲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本卷第一篇是对商品与货币的分析。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也曾对商品价值作过某些科学的论证，承认价值是由劳动形成的。但是他们只是笼统地说到了劳动，并没有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指出，异质的具体劳动创造不同的商品使用价值，同质的人类体力和脑力付出的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确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说，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见《资本论》第一卷5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后同）。它使劳动价值理论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正确分析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第一篇中，马克思还分析了货币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货币的出现，使得商品世界分裂成了两极：一极是商品，它们是各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另一极是货币，它代表着交换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这样，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转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了。一切商品都必须换成货币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切具体劳动都必须通过货币才能还原为抽象劳动，一切私人劳动（个别劳动）都必须通过货币才能取得社会劳动的形式。如果商品生产者的商品不能换成货币，或者只换成低于价值量的货币额，他的继续生产就将受到严重的影响。第一篇分析的是商品生产一般。

　　第二篇到第六篇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资本论》第一卷171页）。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商品）—G（货币）—W（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而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流通形式是G（货币）—W（商品）—G(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前者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而后者循环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它的内容不是两极有质的区别，而是有量的不同。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1。G1＝G+△G，即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了一个增值额。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剩余价值。G—W—G1就是直接在流通领域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G—W—G1之所以能实现，其秘密在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虽然也承认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是他们不懂得劳动力的价值（工资）与劳动价值的区别，因而陷入了困境。马克思是第一个区分了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价值的人，他指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存在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进行生产，必须把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发生价值增殖，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用c来表示。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一方面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创造新价值。同一劳动的这种二重作用，是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当工人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的同时，又作为抽象劳动形成追加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除了弥补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预付资本外，还包含了剩余价值，发生了价值增殖，马克思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预付资本称之为可变资本，用v来表示。生产过程完结之后，新生产出来商品的价值＝c+v+m，而m就是剩余价值。既然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创造的，因而在确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时，不能拿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只能拿剩余价值同预付的可变资本相比。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叫做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m1）＝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绝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另一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缩短工人再生产自己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在第二篇到第六篇中用了大量详实的事实揭露了当年英国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科学地论证了剩余价值就是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占有。

　　第一卷的第七篇讲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马克思说：“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653页）。如果剩余价值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全部被资本家用于满足个人的消费需求，这就是简单再生产。从连续的再生产的角度来分析，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工人自己生产出来的。“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57—658页）。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是简单的再生产，而只能是扩大的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不是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要有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叫资本积累。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仅是因为资本家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还在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只有不断实行资本积累，才能不断改进技术，扩大生产，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对手打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有靠累进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683页）。资本积累是通过积聚和集中两种方式实现的。资本的积聚是指个别资本依靠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来增大资本的总额。资本的集中，是指由若干资本结合成一个较大的资本，即许多分散的小资本通过互相吞并或互相“联合”而转变成大资本，“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资本论》第一卷第722页）。“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宠大的社会机构”（《资本论》第一卷第722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资产阶级用“超经济的强制”，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强迫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沦为雇佣工人的过程。资产阶级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通过竞争和信用，众多的小资本又被大资本所吞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资本论》第一卷第874—875页）。

　　许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述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分析仅停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个别企业有计划而社会生产无计划这两点上，显然是不够的。当然，也有人探及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深层次的表现形式即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可遗憾的是没有深入展开分析。其原因，我想还是因为只停留在从《资本论》第一卷上来解读。研究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心血的结晶，第一卷是他在世时1867年出版的，第二卷、第三卷是他的战友恩格斯在他逝世后通过整理他的手稿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第一卷讲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如果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内涵，仅停留在第一卷的解读上是不够的（因为对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矛盾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是在后两卷展开的），还必须认真学习理解第二卷、第三卷，尤其是要认真理解马克思阐述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内容非常丰富，这里我仅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来谈。《资本论》第一卷谈了再生产问题，但那是从个别资本的角度分析的。《资本论》第二卷讲的是集众多个别资本于一体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众多的个别资本并不是彼此隔绝的，每一个企业都是别的企业产品的采购商，又是另外企业的产品销售商。通过这种联系，众多的资本便形成了社会资本。众多资本运动的总和，就形成了社会资本的运动。考察个别资本，我们发现每个资本家把其榨取的剩余价值用于个人消费，他雇佣的工人用工资进行的个人消费，是在他的资本运动的外部进行的，不包括在他的资本运动的过程之中。但是社会资本的运动却包含了资本家和工人用剩余价值和工资购买个人消费品的过程，也就是生产个人消费品的资本家们出售商品的过程。换句说话，社会资本的运动不仅包括生产消费过程，也包括了个人的生活消费过程，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运动过程。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不仅是社会资本在价值形态上不断补偿已经消耗掉的资本价值的过程，而且也是它在实物形态上不断替换那些已经在生产和生活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的过程。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不仅要确保价值补偿，而且要确保实物替换。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问题，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实现问题是再生产要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的要害就是实现条件。

　　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从价值形态上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组成部分；从实物形态上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I），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Ⅱ）。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分为三个部分和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前提。

　　马克思考察社会再生产是从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开始的。所谓简单再生产，就是指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全部剩余价值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是生产过程在扩大规模上的再现，剩余价值不能由资本家全部消费掉，必须有一部分用于资本的积累即用于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雇佣更多的工人。资本主义再生产就是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抽象，但它却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进一步研究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马克思给出了简单再生产的三个实现条件：

　　（1）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平衡条件：I（v+m）=Ⅱc。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必须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其所体现的产品必须相互交换。

　　（2）第I部类产品的实现和两大部类不变资本的补偿：I（c+v+m）=Ic+Ⅱc。第I部类产品的总价值等于第I部类不变资本价值和第Ⅱ部类不变资本价值之和。

　　（3）第Ⅱ部类产品的实现和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生活需要的满足：Ⅱ（c+v+m）＝I（v+m）+Ⅱ（v+m）。第Ⅱ部类产品的总价值等于两大部类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

　　马克思给出的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是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如果实现了这些条件，社会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会发生困难，甚至爆发经济危机。然而，资本主义再生产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即使不存在个别企业有计划和社会生产无计划这一问题，也避免不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冲突。资产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不可能完全用于个人消费，因为他们的个人消费是有限的。如果资本家的G—W—G1过程完结之后，G1的一部分不再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得到实现，也就是说资本家手中的一部分钱花不出去，必然导致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卖不出去，从而造成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紊乱。

　　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资本家只要把花不出去的钱再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就行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就是扩大的再生产。无止境的贪欲和竞争的压力必然驱使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积累即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之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资本论》第二卷第569页）。这就是说，如果要扩大再生产，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必须发生变化，即社会总产品的实物结构必须发生变化。为了提供可追加的生产资料，第一部类当中代表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这部分产品，在价值量上就不能只等于第二部类所消耗的不变资本，而必须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这样才能余下一部分来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用公式来表示就是I（v+m）﹥Ⅱc。同时，为了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活资料的需要，第二部类当中代表不变资本和供积累用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之和，就必须大于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供资本家个人消费用的剩余价值之和。用mx代表供资本家个人消费用的剩余价值部分，m-mx代表供积累用的剩余价值部分，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这个条件就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Ⅱ(c+m-mx)＞Ⅰ(v+mx)。上述两个公式表明：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追加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再加上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这三者之和，必须等于第二部类原有不变资本和追加不变资本的价值之和。这就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提醒今天的我们：1.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不仅要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在价值量上要平衡，而且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在实物形态结构上要合理，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不可能顺利进行。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总量平衡，结构合理”的含义。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只分析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交换关系，其平衡原理同样适用于两大部类各个子部类、孙部类的交换关系。2.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优先增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础产业必须先行的理由所在。3.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要受到个人消费的限制。马克思说：“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三卷第340页）。这就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人民群众用于衣食住行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是制约经济发展快慢的最终因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扩大再生产，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增加生产消费来弥补生活消费不足，这只能一时缓解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供给也会越来越大，而由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决定的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却相对越来越小。因此，不管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如何缓解个别企业有计划而全社会生产无计划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的矛盾也是无法克服的。这一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价值补偿，实物替换”条件遭到破坏，“总量平衡，结构合理”的客观要求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不仅要看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要看到个别企业有计划和社会生产无计划的冲突；更要看到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看到这一矛盾实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资本主义的致命“死穴”，不是资本的残酷无情，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是历史的进步；也不是全社会生产无计划，这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得到缓解。资本主义的致命“死穴”，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决定的“生产过剩”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矛盾只会愈演愈烈，最终必然导致它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资本主义解决不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

　　从《资本论》问世到现在已经149年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世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俄国、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以及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后期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的低潮，从2008年起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低迷。透视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潮，人们应该得出两个结论：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宰；资本主义解决不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可是为什么时间过去一个半世纪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主宰着当今世界呢？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在一定范围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欧洲大陆和北美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或正在进行之中，正处于“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资本论》第一卷第9页）时期，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即使像英国这样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本国产品的“实现”问题，虽然受到本国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限制，但可以通过“炮舰政策”向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倾销。一个多世纪来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征服”和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层次的动因均源于此。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的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改良。资产阶级认识到，如果还像早期那样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势必会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工人阶级购买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措施。而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也使他们能从中拿出一杯羹来进行社会改良。加之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使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一度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三、面对国内市场的萎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分期付款等所谓信用消费方式，寅吃卯粮，让人民群众成为金融资本家的终生债务人。这一招，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本国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低价购买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高价向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销售本国的工业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把经济矛盾向国外转移，消减了本国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开动印钞机，滥发美元，操纵利率汇率，屡屡对其他国家“剪羊毛”，不劳而获，使自己的强势经济地位得以维持。

　　由于上述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延续，并主导着当今世界。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今世界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整个世界都被卷进了全球化的浪潮。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程度也越来越集中。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凡是能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土地、工厂、资金等一切物权都是资本。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近期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第120页）。确实，当今世界不仅资本家的工厂是资本，资本家的其他企业也是资本；不仅获取地租的土地是资本，供出租出售的房产也是资本；不仅实体物权是资本，金融物权也是资本。皮凯蒂在分析了广泛的历史资料和数据后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收入的增长是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的。“1987—2013年，全球最高人口的平均财富增速是6%—7%，高于同期全球人均财富2.1%和人均收入1.4%的增速”（《21世纪资本论》第448页）。“最富的0.1%的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21世纪资本论》第451页）。皮凯蒂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旦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门槛，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控机制就可形成规模效应优势，同时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回报几乎都能用于再投资。拥有这样数量财富的个人每年只要拿出总财富中几乎可忽略不计的部分，也足以让自己过上极为奢华的生活，因此他的全部收入几乎都可以用来再投资。这是最为基本但至关重要的经济机制，对财富的长期积累和分布有着重大的影响”（《21世纪资本论》第454页）。

　　贫富差距的存在与不断拉大，势必使社会再生产“实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剥削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在国内通过种种所谓“金融创新”刺激负债超前消费。从国际上来看，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列强还可以通过“炮舰政策”把“未开化”国家的大门轰开推销过剩产品的话，今天全球化已席卷世界，资本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了。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只能导致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停滞增长甚至萎缩。从国内来看，负债超前消费终究会碰到“天花板”。皮凯蒂提醒人们注意：“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层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因为它们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的利息收入”（《21世纪资本论》第303页）。一旦金融链条的某一处发生断裂，就会引发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08年由美国“两房”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仍未过去就是明证。为什么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不说明问题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在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上吗？说白一点，不就是出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实现”问题上吗？

　　特别还应看到除经济以外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他们传播的新自由主义那一套，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落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国内国际冲突，劳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难民问题、暴恐袭击，等等，或多或少无不折射出其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影子。不改变资本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

　　第二个问题。正是由于唯利是图、恶性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有人想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比发展中国家好来否定这一点，是完全徒劳的。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生态灾难的结果，是在严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迫于生计救亡图存的结果。不改变利润至上的行事准则，不消除全球范围内的恶性竞争，不建立一种国际财富转移支付机制，自然生态环境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149年前，马克思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对资本主义敲响的丧钟，看来是早了一点。这可能是因为他写作《资本论》时看到的只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也最残酷的英国资本主义，没看到他身后的资本全球化会如此长时间地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反复也与此不无关系。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论述绝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无法由其自身克服的，它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那些以马克思的预见至今未实现为由诋毁《资本论》的人，得意的也早了一点。对他们，不妨用唐朝韩愈的诗来回敬：“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中国应如何应对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马克思主义创使人的这一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马不停蹄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地球上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新中国坚持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尽管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对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肯定也会向前发展（这已为前三十年的实践所证明），顶多只是发展的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会更公平，环境会更美好，全体人民的幸福指数会更高。

　　然而，历史是不可假设的。地球上并不是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期间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封锁打压，冷战结束后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壁垒，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利用现有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这就逼得中国共产党人实行改革开放，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1978年迄今的38年，我们把单一的公有制改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把单纯的按劳分配改变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计划几乎包揽一切的资源配置模式改变为主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应该说，38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综合国力已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有改革开放的功劳，也离不开1949年到1978年打下的基础。虽然1978年前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清苦，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拼命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不欠外债也不欠内债的国家）。但是不得不承认，这38年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主要是贫富两极分化重新出现且差距在不断拉大、资源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黄赌毒和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卷土重来，社会道德水平在普遍下降。更令人警觉的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过剩”问题也悄然降临，经济周期问题也在日益困扰着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

　　一种观点主张回到38年前的老路上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市场化程度低所致，出路是应该让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这种从西方教师爷那里贩来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很难说服人的，“老师”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好，你还照搬他那一套？！还有一种观点是，现阶段我们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应认真总结38年来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结合得更好，选择一种真正符合现今实际、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下面是我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正确处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关系。

　　首先，必须坚持让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生产者、经营者都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之间的产品和劳务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二是因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产业和成千上万企业之间的配置，不可能由一个计划来安排，只能让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来调节。这样，才能调动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高效地配置生产要素。

　　其次，不要把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混为一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是基本手段，但并不是唯一手段。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它的失灵和负面效应需要由宏观调控来弥补和纠正。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纯粹生产领域来看，市场有其高效的一面，也有其失灵的一面。比如说，它自身解决不了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比如说它不可能为了全局利益引导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流动，比如说它可能忽略投资大周期长而又事关长远的项目，等等。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再生产不仅有生产环节，还有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市场机制不能保证交换是完全公平的，不能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不能解决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如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分配和消费问题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决定”，肯定要出大问题。不处理好生产与分配、消费的关系，不解决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社会再生产也不可能顺利进行。这些常识范围内的问题，我想不通为什么许多“专家”就搞不明白？！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市场机制是只讲微观投入产出效应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以牺牲环境与生态为代价，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一个凌驾市场之上的宏观调控机制，人类的前途堪忧。此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一个视角不能不提起，这就是落后国家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的说教完全听任市场摆布，在当今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下，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19世纪初叶，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古典政治经济学大行其道之时，作为当时经济落后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了德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和自由贸易主张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如果按照斯密的理论办，落后的德国就只能为英国提供矿产品、原材料和粗加工品，民族工业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李斯特辛辣地讽刺：“一个人当他已经攀上高峰之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李斯特《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7页）。为此，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德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系列主张。李斯特在世时，他的主张没有被当政者认可，他死后才被“铁血宰相”俾斯麦接受，他的思想对后起的德国迅速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平心而论，分工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的对错只能放到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来谈。在一个国家内它可能是对的，在民族国家藩篱存在的环境下后发国家就不能盲目照搬。对此，中国人必须清醒，我们的智商不能比两百多年前的李斯特还低。那些主张我国完全按华尔街的意图实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人，不知道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

　　我认为，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既坚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又将整个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经济。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关键是界定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边界。从微观经济领域来说，政府只管三件事：一是培育好要素市场；二是对重大投资设立负面清单，严控污染环境的企业和可能导致重复建设的产业尤其是原材料产业的盲目发展；三是维护好市场秩序，保护好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微观经济活动可以放手让市场来调节供求关系。从宏观经济领域来看，政府应该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按照“总量平衡，结构合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利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规模等金融杠杆，利用用地规模使用指标，利用税收、财政等再分配手段，对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宏观调控。新中国成立66年多来，无论是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民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成绩不仅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可企及的，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其公开的秘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国家宏观调控的建树。当然，以往的宏观调控也有很多的失误与败笔，有很多深刻教训要吸取。但瑕不掩瑜。今后的任务不是不要宏观调控，而是要完善宏观调控，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全新中国模式。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结构正进行重大转型、服务业正在加速发展的当下，更要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这对于增加就业、发展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股势力千方百计地诋毁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这股势力惯用的招数有二。

　　一是说“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其实，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点明商品交换的存在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有所者，并且指出：“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07页）。这里说的“共同体”就是原始公社，也就是说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原始公社之间开始的。而且，从原始社会末期至今，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公有制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一直存在。当今世界可以说找不到一个没有公有制企业的国家。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还经营得很不错，比如说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等。因此说“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的说法，无论是从逻辑上来说，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说“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且不说此论以偏概全，即使是确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只要改革措施到位，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要求真正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和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不可能存在这么一种逻辑：经理层只能对资本家尽责，不会对国家和人民这个“老板”尽力。只要把公有制企业及其经理层真正推向市场（除少数涉及国防和国家命脉的企业之外），他们没有理由不努力把企业搞好。

　　在对待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切不可人云亦云。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尤其是基础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的主导，国家如何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了国有资产这一庞大的“蓄水池”，将来某一天社会保险发生了支付困难，我们从哪里变现一点资产来确保上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如果万一发生什么风吹草动，很多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产向外转移，国家的经济主权怎么办？经济是否会崩溃？许多人只看到了国有企业似乎没给自己带来眼前的直接利益这一点，看不到庞大的国有资产最终属于全体人民这一本质。因此，我们一定要顶住妄图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干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发生改变，13亿中国人民的财产不被人侵吞。

　　这里，还想谈一下土地问题。我们国家的土地属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是不能改变的。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的矿藏都埋在地下，所有的农产品都是由土地生长的，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土地上进行的。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社会主义公有制最主要基础就不会改变。我们国家这些年发展这么快，基础设施这么完善，城市没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大片的贫民窟，不能不说与我们国家的土地国有和农地集体所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切不可只看到土地管理领域里存在的一些问题，看不到坚持土地公有制的战略价值。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容许探讨的改革措施只能限于土地的使用权领域。

　　三、规范分配关系，兼顾公平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托玛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缩小财富差距的对策，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全球累进资本税。他看到了不对资本征税，改变不了资本收入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趋势；而在单一国家开征资本税，又难以避免资本向国外转移，使这一举措不可能实施。不能不说皮凯蒂教授的愿望是好的。但从当今世界的客观实际来看，不能不说目前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设想。

　　从今天中国的现实出发，我认为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首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为了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加合理，要堵住国有生产要素流失的漏洞。1.防止土地的贱价出让，尤其是对商业房地产的贱价出让。2.严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加强对证券市场规范管理，清理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所谓“金融创新”，不让投机者操纵证券市场对中小投资者“剪羊毛”。同时，加大信贷资金对容纳众多就业人员的实体经济的支持。3.逐步提高广大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确保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将应缴的社保资金足额到位，限制“精英阶层”不合理的过高薪酬。“精英阶层”薪酬动不动就是低收入阶层的几十倍、几百倍，会导致他们将其收入的大部分转化为“资本”。“精英阶层”拥有和普通投资者不对称的信息，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如果又有大量的“资本”，他们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将会由普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所构成。这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新动态。

　　二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要照顾好绝大多人民群众的利益。1.参照国际水平合理确定流转税和所得税税负，对应缴纳的税收尤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足额征缴。2.适时出台调节财富收入过大的房产税和遗产税。3.财政资金的使用要进一步提高惠及民生的比重，尤其是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增强他们的实际购买力，缓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而且有利于通过国家再分配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缓解企业薪酬成本增加的压力，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在全社会弘扬慈善文化，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着眼于公平，同时由于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可以缓解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在各个民族国家藩篱尚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单独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完全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因为税负过重，就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因此，为了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应该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让富人们自愿拿出一部分财富来帮助经济困难的群体和从事公益事业。在西方国家，富人们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普遍都拿出一部分财富来搞公益慈善事业。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着乐善好施的慈善传统，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使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富人有比较深厚的“共享”观念。在《慈善法》今年出台之后，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种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会进一步缓解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状况，使总供给与总需求更趋向平衡。

　　四、为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有赖于全球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在此之前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不仅要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为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一是努力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为全世界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榜样。

　　二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坚持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则，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搞民族利己主义，与所有交往国家合作共赢，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三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为逐步改变美国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定的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游戏规则”共同奋斗，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作者现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原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